衡阳会战，是指从1944年6月20日至1944年8月8日期间，中日双方在中国湖南省衡阳市及周边地区发生的战役，主要包括湘东、湘西作战，以及衡阳保卫战。

1944年6月20日，湘东作战开始，日军第3和第13师团发起了对湘江东岸的进攻，随后攻占了攸县等地。7月底至8月初，中国第37、44、58和70军进行了反击并收复了萍乡市及部分失地。8月2日，中国第九战区调整了战略部署，将日军逼退至衡阳市。9月2日，中国军队在茶陵反击战中击退了日军，湘东作战结束。1944年6月21日，湘西作战开始，日军第40师团攻占了湘乡市。6月底，中国第99军在反击中与日军在湘乡郊外的大育桥进入相持状态。7月3日，日军占领了永丰县。中国第58师在经过激烈战斗后于7月11日收复了永丰，并迫使日军退守桃林山。7月22日，中国第58师突破了日军防线，有效参与了衡阳外围的战事，结束了湘西作战。1944年6月22日，日军开始轰炸衡阳市并迅速向城东推进，中国第190师在泉溪市简短抵抗后撤退，衡阳保卫战正式开始。在6月28日至7月2日期间，日军发起了全面攻击。中国第10军全力抵抗，阵地基本保持完好，但人员损失惨重。7月11日至7月16日期间，中国军队抵抗了日军包括轰炸和毒气攻击在内的多轮猛烈进攻，之后在16日下午撤退至第二防线。20日，中国第10军试图与第62军汇合失败，遭受严重伤亡。8月1日，日军成功占领了141高地。8月4日至8日，日军继续强攻衡阳，中国军队在弹药和援助不足的情况下利用手榴弹和刺刀顽强抵抗。8月8日清晨，在激战47天后，衡阳的北部和西北部阵地失守，多名中国高级将领被俘，衡阳保卫战结束。衡阳会战历经一个多月，以衡阳城失守，日军成功占领衡阳告终，其中日军伤亡约6万人，中国军队损失约1万5千人。

日军占领衡阳后，迅速占领了祁阳市和零陵道县，并于9月14日迫使中国军队放弃全县防线，随后开始桂柳会战，攻下桂林市、柳州市和南宁市，至12月10日与越南日军会师，成功打通通往中南半岛的陆路，完成了一号作战的战略目标。衡阳会战后，日军虽然成功攻占了衡阳，但中国军队在衡阳会战大量牵制并消耗了日军兵力，阻止了日军快速通畅西南交通线的计划，为抗日战争后续战役争取到了战略调整时间。衡阳会战不仅对中日战场产生了重大军事影响，在政治方面，日本在此战中的沉重损失也促成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下台。同时也导致了蒋介石与美国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国家档案局评价：“衡阳会战不仅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关键战役之一，也是全球反抗法西斯主义战争中少数对抗众的经典案例。西方媒体将其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衡阳市位于中国湖南省南部，处于一个类椭圆形盆地中，被湘江分为东西两部分。其地势南高北低，中心为市区，周围则是低山、中山、丘陵等地貌。衡阳水资源丰富，多河流纵横，湘江、耒水和蒸水在市区汇合。

衡阳不仅是京广和湘桂两大铁路线的交汇点，衡阳飞机场也是中美空军的关键基地之一。此外，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国民政府实施了工业内迁策略，其中衡阳凭借其地理和交通优势成为了内迁工业的关键目的地之一。1940年6月1日，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在衡阳市成立，设立了包括机械厂和纺纱收布厂在内的多个工业设施。同时还涉足了创新项目，如衡阳造纸厂和化学高温裂化技术的开发，因此衡阳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抗日战争期间，衡阳的战略位置及工业设施使其成为军事要冲。

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这一威胁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国民党军由于军事当局的战略失误，多次遭遇败绩，导致国土大片沦陷。在这种危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敌后，开展了游击战争，有效牵制日军并支援正面战场，阻碍了日军的进攻。1941年底，日本发动偷袭珍珠港，向英美宣战，将中国抗战纳入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范畴，同时中国也成为了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一个关键转折点。自盟军在太平洋战争发动反攻以后进展迅速，日军陆续遭受挫败，感到其海上交通线日趋危殆，企图打开中国大陆交通线，以保持其与中南半岛半岛之陆上联络。1944年，日军重新调整了侵华政策，将战争目标从太平洋战场转到中国战场，加速了对中国的侵略计划。

日方为了防止美空军从中国南部的空军基地直接对日本进行空袭，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目的是消灭在中国的主要空军基地，占领并确保平汉铁路南段、湘桂铁路、粤汉铁路及其沿线的战略地点，确保与南方部队的联系，并阻止中国军队的持续抵抗。1944年1月，日军正式批准了“一号作战”，分为三个阶段：“豫中会战”（日本军方称之为河南会战）、“长衡战役”（日本军方称之为湖南会战）和“桂柳战役”。会战主要在河南省、湖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进行，因此在中国抗战史上也被称为“一号作战”。一号作战命令和纲要下达不久，盟军在亚洲和欧洲的战略行动对日本构成了压力，使得日本急于在中国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

1944年4月17日，日军发起了豫中战役，并迅速在战场上取得进展。日军通过掌握中国军队的电报信息，以及国民政府对情报的误判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944年5月24日，洛阳市被日军占领。

豫中会战结束后，日军于5月28日完成了战役集结，第5航空军开始空袭长沙，并与中美空军交战。日军第11军采取了多路进攻的策略，其中包括沿湘江推进，虽然遭遇到中国第九战区的激烈抵抗，日军仍在不同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并攻占了多个要地，使长沙市的防御迅速溃败。6月16日，日军向长沙发起总攻，并夺取了岳麓山，之后长沙在4天内被日军占领。占领长沙后，日军在1944年6月20日下达了攻击衡阳市的作战命令，随即第68师团便开始推进，从而展开了全面的衡阳会战。

豫中会战期间，中国第一战区在对抗日本军队的战斗中经历了一系列挫败。第13军在反击中虽一度迫使日军110师团转守为攻，但未能阻止日军对许昌市的主攻。日本军队通过多方面的进攻，成功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通信线路，占领了多个关键地点，并在洛阳地区形成合围之势。尽管中国第一战区试图通过组织第五、十一战区的部队反击，但仍无法阻止日军的进攻。洛阳市被日军占领后，抗日战争第一战区的领导者，司令蒋鼎文和副司令汤恩伯被撤职。

1944年5月27日，日军空袭长沙市。尽管中国军队奋力抵抗，但在日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多处防线被突破，最终不得不进行战略性后撤。长沙守军在随后的战斗中虽有顽强抵抗，但由于指挥不力、兵力部署失误、军纪松散等问题，最终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6月17日，长沙沦陷。在长沙失守后，第10军迅速采取行动，组织衡阳市30万居民和20万难民撤离，同时毁掉了城内外的桥梁、公路和机场，以阻止日军的进攻。

1944年6月20日，日本第11军军长横山勇下达了进攻衡阳的详细作战部署，其主旨是在中国军队准备不足之际迅速攻占衡阳，并试图围歼逃往永丰、衡阳、攸县的中国军队。日军注意到中国抗日战争第六战区已大损，而真正的威胁是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是，日军将兵力重点分布于湘东山地，分配为西部防守1个师团，攻打衡阳2个师团，湘东山地3个（后增至4个）师团，总兵力约11万人。该作战计包括第116师团作为主力通过涓水向衡阳市西南进发、第68师团继续执行清除粤汉铁路及占领衡阳机场的任务、第13师团包围萍乡市并准备进攻县，以及其他师团负责清扫地区中国军队、摧毁据点和确保交通运输线路。此外，日军还监视了在霞凝港和枫林港活动的中国第99师和第162师。

1943年6月20日，中国军方同时下达了针对衡阳会战的作战命令。中国军队采用了传统的“天炉战法”，通过正面阻击和两翼包抄的策略对抗日军。中国军委会针对衡阳会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部署，旨在从不同方向阻挠和打击深入的日军。该计划包括持久抵抗、先后破敌、以及守备与反击多个方面，涉及包括第30集团军、第27集团军、第24集团军等在内的多个军团和集团军的协同作战。

衡阳方面主要由方先觉领导的第10军进行守卫，总兵力约1.8万人。

在1944年6月至7月的湘东作战中，日军的第3师团和第13师团通过分割和包围战术对中国军队进行了多方位的进攻。6月20日，日军第3师团和第13师团在湘江东岸分别向浏阳东南和萍乡市发起进攻。中国军队的第37、58、70和44军进行了调动以应对日军的攻势。在随后几天的战斗中，日军的进攻得到了一定的成功，攻占了攸县等地，中国军队则在激战中逐步被迫后撤。到了6月24日，中国军队根据战情调整部署，并展开反击。但日军在继续南下并强攻萍乡后，中国军队的第72军不得不撤退。在6月27日至7月1日的战斗中，中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最终在7月初成功收复了一些失地，同时重创了日军的骑兵第3联队。7月中旬，58军新的防线被突破，37军和44军也遭遇了激烈战斗。日军的增援和战术调整使他们在一些关键地区取得突破，迫使中国军队进行战略撤退。到了7月底和8月初，中国军队经过反击，重新夺回了萍乡市等地。尽管72军遭受重创，162师和99师仍成功夺取了战略要地。

随着日军第3师团继续向莲花推进，第九战区命令萍乡地区的部队迅速转移以进行新的防御和反击，期间58军因需要参加衡阳解围战而被调离。虽然中国军队在攸县和安仁县也发起了攻击并收复了一些地区，但日军持续的压力导致中国军队的44军和20军在7月26日后不得不撤退。日军占领界首市后，中国的暂编第2军和第37军反击未果，遭受重损。在7月底，日军又突破了37军在安平司的防线，但随后在8月，中国军队重新夺回界首市，迫使日军撤退至安仁。8月2日，中国第九战区发出新命令，调整战略部署，包括44军进攻茶陵县，20军部分兵力攻击安仁，37军与暂编第2军共同对抗西进的日军等计划。日军最终在中国军队的合力攻击下，不得不撤退回衡阳市。在耒阳市方向的战事中，日军虽取得了暂时的进展，但中国军队也在反攻中收复了肥江口。随着日军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战略目标上，9月2日，中国军委会预判出日军的潜在进攻方向，并重新部署了部队以应对，结束了茶陵方向的反击，标志着湘东作战的结束。

在1944年的6月21日，日军第40师团配合空中力量对湘乡市发起猛攻，并攻陷了湘乡，中国军队第99军新编第23师虽然拼死抵抗，但终因势力悬殊不敌，残余部队被迫撤退。随着日军继续西进，中国军队进行了快速调整，100军和73军进行反攻，而99军则负责阻击湘乡西进的日军。6月25日，73军在柳树铺、栗板桥与日军激烈交战，试图遏制日军的进一步推进。与此同时，第24集团军司令王耀武调整战略，重新部署了58师与15师以夺回失地。到了6月底，中原地区军队对湘乡郊外的大育桥地区发起了攻势，虽然日军兵力不多，但防守坚固，导致战况僵持。7月初，日军加大攻势力度，中国58师在双港、牌楼铺一带展开阻击。

7月3日，日军对永丰发起全面攻击，中国军队58师虽然奋勇抵抗，但因火力不足最终被迫撤退。此后，王耀武指挥100军对永丰进行了反击，并努力切断永丰与湘乡市之间的联系，逐步削弱日军的攻势。7月7日，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猛烈的反击，58师乘势进攻，终于在7月11日夺回了永丰镇，并继续向日军施压，直至迫使其退守桃林山。随后，为了配合衡阳的防守，24集团军采取了牵制策略，将部队分成几路，沿湘桂公路、衡宝公路向衡阳推进，58师继续攻击桃林山的日军。最终在7月22日，58师突破了日军防线，并参与了衡阳外围的作战，标志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战的结束。

1944年6月22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衡阳市，东西两岸遭到猛烈攻击，导市区致大火。后日军继续南下，并于当晚到达衡阳城东约三十里处的泉溪市附近。中国军队第190师第568团第一营在泉溪市对日军进行了简短的抵抗后撤退，双方在湘江对峙。6月23日凌晨，日军强渡耒水，对中国军队190师568团第一营守卫的新码头阵地展开进攻，衡阳保卫战随即展开。

为了应对日益临近的日军主力，第10军军长方先觉命令守备衡阳的第190师和预备的第十师进入战斗阵地，并要求与日军交战的第三师急速返回衡阳加强防守。此时，第190师和预备第十师已经占据了衡阳市城郊西北和西南的第一线防守位置。随后的几天里，日军继续对衡阳进行轰炸，中国军队预备第十师的第28团和其他直属部队投入消防灭火工作。到了6月24日，日军又一次强渡湘江，并向中方阵地进攻，方先觉命令第190师的部队迅速增援，并坚守阵地。第三师接到命令后迅速返回衡阳市，并接替了第190师在城西北的防守工作，而第190师则重新占领了江东岸的原阵地。

6月25日，中日双方的空军都参与了战斗，战斗达到了高潮。在10时左右，日军步兵在其飞机的轰炸和大量炮火的支援下，对中国军队在西南主阵地发起了全面正面攻击。日军的攻势主要集中在预备第十师所守的西南丘陵阵地，尤其是第三十团防守的江西会馆和五桂岭以及第二十九团防守的虎形巢。同时，在江东岸，第190师在师长容略的指挥下对日军占领的衡阳飞机场进行了反击。经过五小时的战斗，双方都有较大的伤亡。随后日军大量增援，迫使中国军队撤退至江东岸的核心防御位置，并根据事先计划破坏了衡阳飞机场。方先觉认识到江东岸的部队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通过渡轮将部队在午夜前全部撤回城内，并对湘桂铁路湘江大铁桥进行了破坏，使得日军无法修复利用。第190师入城后，重新组织防御，使得中国军队在城内有了更好的战斗准备。

在1944年6月26日傍晚至27日凌晨，日军对中国军队在衡阳市的西南和南正面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战斗持续到午夜，尤其是在江西会馆和五桂岭的正面，日军尝试冲击次数最多，造成了较大伤亡。中国军队在高岭和停兵山的阵地损毁严重，人员伤亡惨重。到了27日凌晨，高岭地区的战斗声渐渐停止，日军随后对中国军队在江西会馆、五桂岭、141商地和枫树山的阵地发起大规模冲击。日军多次尝试突破障碍物，但都被中国军队火力击退。到了28日凌晨，日军再次发起攻击。中国军队第三十团第七连与日军进行肉搏战，但最终该连的官兵大多数殉职。中国军队的观察员在战后观察到日军指挥官可能在指挥战斗，于是命令集中炮火攻击，导致日军师团长佐久间中将及其参谋长和部队长负重伤，削弱了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的战斗力。

在6月28日至7月2日的五天连夜战斗中，日军发起了全面攻击，除了黄昏、拂晓和午时有1到2小时的沉寂外，其余时间战斗持续激烈。日军采用轰炸机、炮火和毒气攻击，步兵随后猛冲。6月30日午后，日军对五桂岭南端进行了大规模炮击并发射毒气弹半小时，导致中国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的部队遭遇重大伤亡。7月1日夜间，日军对221高地发起了数次攻击，其中一次在夜半时分成功突破，但在营长萧维的指挥下，中国军队进行了反击，并在天亮前消灭了突破的日军。次日凌晨，日军向张家山阵地使用了大量毒气弹，导致大量中国士兵昏迷。随后日军以200多人的兵力同时攻向221和227.7高地。尽管萧维和部队进行了反复冲杀，最终未能恢复阵地。师长葛先才从五显庙指挥所观察前方战况，遂派遣工兵连和搜索连向张家山移动，后指挥两连进行逆袭，并要求炮兵对日军后续部队进行射击。经过激烈战斗，中国军队将突入的日军全部消灭，但也遭受了重大伤亡。

7月3日以后，由于攻势受挫和伤亡难以补充，日军从全面总攻转为集中攻击，并多采取夜间行动。在7月4日16时，日军的十余门火炮推进到中国军队阵地前约四五百米处，对张家山、虎形巢等位置进行猛烈轰击。中国军队炮兵在弹药补给困难和阵地暴露的情况下，集中火力进行制压，引发了近一个小时的炮战。黄昏时分，日军步兵开始对张家山和虎形巢的中原地区军队阵地发起进攻。在虎形巢方面，日军在半夜前两次冲击未果，但第三次突击时有一巡兵突入，与中国军队进行近战。追朱光基团长派出的逆袭部队与日军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激烈战斗，最终中国军队在营长李振武的指挥下，将失去的阵地夺回。在7月5日至8日期间，日军利用炮火和毒气袭击的掩护，对中国军队的多个阵地发起攻击，但中国军队阵地仍基本保持完好。在1944年7月9日至10日，衡阳战事虽有所缓和，但日军飞机仍频繁轰炸该城市，并大量使用燃烧弹，衡阳城因轰炸变成废墟。

7月11日，日军开始了作战计划中的轰炸，随后是对中国军队两南主防线的无休止炮击，并同时使用了毒气弹。同日黄昏时分，日军步兵沿原攻击路线发起了第二次全面进攻。11日和12日夜间，日军多次攻击均被中国军队挫败。到了13日夜间，日军动用了大量兵力，在猛烈炮轰后发起进攻。中国军队的第二营营长李振武带领部队以火力优势造成日军重大伤亡。到了14日凌晨前，中国军队击退了日军的三次攻势，但随后日军开始了第四次攻击，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团长朱光基命令第一营营长劳耀民带领不足百人的部队进行反击，战斗持续到天明，最终消灭了进入阵地的日军。日军后续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了空袭、炮击和毒气攻击，导致大量人员受伤。最终，虽然人员受到严重损失，但中国军队仍然守住了阵地。另一方面，中国190师也经历了日军的步兵、炮火和空袭攻击，但仍能够迅速修复损毁的工事，阻挡了日军的进攻。江防方面，中国军队保持对江面的监视，虽有日军炮击和轰炸，但攻击不算猛烈。

到了16日下午，市民医院南打线坪高地在中国军队全军牺牲的情况下被占领，其他关键阵地也相继失守。最终，方先觉下令放弃多个第一线的重要阵地，撤退到第二线防守，并重新部署剩余的部队以强化防御。中国军队在重新部署后，两天内未遭日军直接进攻。19日后，因战斗顿挫，日军两个师团进行了人员补充并改变了攻击策略。此时，中原地区军方接到蒋介石的电令，指示即使兵力缺乏，也要组织出击以防日军因城防部队薄弱而攻占城市。20日，中国军队与第62军协调，计划共同作战。方先觉指派特务营的官兵冒险突围，但未能与友军汇合，返回时遭受严重伤亡。27日，日军加强了对中国军队阵地的炮击，并对多个位置发起了攻击，战斗激烈。30日夜晚，日军约两个中队分四批向中国军队在五岭北半部地区进攻，双方进行了一整夜的激战，日军未能突破。8月1日，日军加强炮火，并以步兵攻击中国军队在杏花村141高地和西禅寺的阵地。经过一夜的战斗，141高地的第九团第五连官兵全部牺牲，日军占领了该阵地，对天马山构成威胁。后中原地区指挥部指派第六连反攻，部分恢复了阵地。西禅寺方面，日军三度突破，第三营营长赵寿山受伤，部队伤亡严重。中国指挥部命令第一营进行了三次反攻，双方伤亡惨重。到了次日拂晓，残存的中国军队终于将突破的日军全部消灭。

日军指挥官横山勇亲自指挥，调集了重炮和步兵单位沿着临时公路向衡阳市推进，并计划了多个师团的集结。1944年8月4日，日军发动了第三次总攻，动用了多个师团，轻重型火炮，以及大量炮弹，企图迅速占领衡阳市。此外，自8月2日起，日军空军进行了持续的轰炸，而日军炮兵则在8月3日下午开始了连续的密集炮击。衡阳西南的正面经历了长时间的炮火覆盖和攻击，中国军队利用手榴弹和刺刀反击日军的冲锋。在日军的空袭和炮击下，包括接龙山、岳山、五显庙、苏仙井中间高地以及天马山等地的多个中国阵地损伤惨重，但中国军队通过多层防御工事和近战肉搏成功抵御了日军的攻势。8月5日，日军后续部队利用其步兵优势，在火炮和空中支援下，对中国军队阵地发起强烈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导致中国军队阵地被全面破坏。中国军队在没有休息和补给的极端条件下坚持抵抗。在青山街、西禅寺、天马山、五显庙、岳山、接龙山、五岭北半部以及外新街等地点，日军与中国军队之间发生了多次争夺战。中国军队由于弹药接近耗尽，若无援军到来，局势堪忧。师长周庆祥提出突围，但城内有六千多伤病员无法随部队行动，方先觉最终决定坚守。

夜间，日军增加了对中国军全线阵地的攻击力度。日军炮兵和飞机对衡阳市城内外的轰炸造成了大量伤亡。同时，五桂岭北半部被日军突入，但团长张金祥指挥的部队通过反击稳定了局势。岳屏山和接龙山的第二十八团部分阵地被日军占领，后日军被中国军队击退。苏仙井高地也遭到了日军整夜的强攻，但未能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天马山经过多次战斗后，被日军占据了前半部分。西禅寺南部的阵地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剩余的部队在西禅寺北端高地顽强抵抗。青山街和易赖庙前街也遭受日军的猛攻，背山街一度被日军侵占，但最终在中国军队增援下夺回。8月6日凌晨三时，日军突破了第190师第五六八团的演武坪阵地，随后日军转向攻击左翼第三营。营长鹿精忠带领约三十人奋力冲杀，最终联合增援部队击退了日军，剩余部队则固守在天主堂等地点。

8月7日拂晓，位于青山街的中国军队部队突遭日军攻击。在司前街，中国军的暂编第五十四师步兵连对日军进行了反击，战斗持续至九时，局势一度混乱。演武坪一带，日军继续增援并发动进攻，中国各阵地同时面临日军的强攻。到了中午，中国各师师长集结到国家银行的军事指挥所。此时，指挥所内人员紧急有限，仅有副官处长张广宽、团长李缓光、副官王洪泽和数名卫士。方先觉与师长们决定发出衡阳失守的电报，由参谋长孙鸣玉拟稿，并命令炸毁电台。同日傍晚，日军对衡阳的多个阵地发起全面攻势，中国军队奋勇抵抗，形成一种相持局面。夜幕降临后，日军加强炮击和空袭，城内通讯线路已被切断。到了8月8日凌晨，日军在城北演武坪及城西北青山街获得增援，并趁夜色向市中心区域推进。中国军队由于缺乏预备队无法有效堵截。至清晨四时，国家银行附近的军事指挥所遭受日军猛烈攻击。方先觉自尽失败，随后与高级将领一同被日军俘获。城南阵地继续抵抗，而其他区域由于指挥系统瓦解，官兵只能自行抵抗。当日落时，战斗声逐渐平息，持续47天的衡阳保卫战宣告结束。

根据回忆和战史记录，中方第10军约有15000人伤亡，其中6000余人阵亡。衡阳陷落时，仍有7000余名伤患官兵。日本方面记录俘虏了13300名中国官兵，包括伤病员和未及处理的尸体4100人。

对于日军的伤亡人数，则有多种不同的记载结果。《帝国陆军的最后:决战篇》中提到的数字超过19380人，其中包括将校级以上官兵的伤亡。另一方面，日军58师团的记录《湘桂作战:大陆纵贯2000公里》显示，在准备第三次总攻时，部队战斗人员只有编制的1/10，其中还包含了四分之一的轻伤者。根据中原地区国家档案局记载，衡阳会战日军伤亡约6万人。

日军在短暂休整后于1944年9月1日开始重新进攻，后迅速占领了祁阳市和零陵道县，并于9月14日迫使国民党军队放弃了全县防御工事。紧接着，日军发起了一号作战的第三阶段——桂柳会战。在这一阶段中，日军先后攻占了桂林市、柳州市和南宁市，并在12月10日实现了与越南的日军会师，打通了通往印度支那的陆上交通线，实现了一号作战的战略目标。

衡阳市会战后，日本军队虽然成功攻占了衡阳，但日军在衡阳保卫战中超出预期的巨大损失也直接导致了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下台。在战斗及其后期，日本军队在衡阳市遭遇了严重的疫情问题，尤其是霍乱的广泛传播，加之疟疾、伤寒等传染病的爆发，导致医疗资源紧张，伤病军人得不到充分的医疗和食物支持，其中一些因为无力寻找食物而饿死。据报告，日本第68师团第57旅团第62大队第2中队在随后的四个半月内，有超过60名因霍乱、疟疾、营养不良、脚气病等原因死亡。这种疫情流行状态持续至11月天气转冷。中国第10军被俘的官兵被关押在条件极其恶劣的俘虏营中，许多因医疗和食物短缺而死亡。尽管方先觉等人尝试与日本军队交涉改善待遇，但受限于运输线路被中美空军控制，日军自身的军需物资匮乏，导致被俘官兵需要自行解决粮食问题，后来包括方先觉在内的被俘人员在外出寻找食物的机会下逃脱，并最终艰难地返回了自己的部队。

衡阳保卫战阻止了日军快速通畅西南交通线的企图，大量消耗了其兵力，为中国军队争取到了战略调整的时间。而在日军实行一号作战期间，中国军队除了在衡阳抵抗47天外，大部分时间内表现出了快速溃败的局面。尽管中国国民党军队的资源和人力在长期的抗战中已经损耗严重，但这场失败也暴露出国军在战斗意志、军纪和民心支持等方面的问题。

衡阳会战也成为了中美之间，尤其是蒋介石与美国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之间矛盾的焦点。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4年7月向蒋介石建议由史迪威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中国的所有军队，蒋介石对此表示原则上的同意，但实际上试图拖延。随着衡阳的失守，蒋介石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筹码。罗斯福多次催促并在9月19日发出了“最后通牒”。蒋介石面对这一压力，展示了坚决的态度，并提出了对史迪威缺乏信任等问题。最终，史迪威未能获得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毛泽东高度评价：“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

中国国家档案局称：“衡阳会战不仅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关键战役之一，也是全球反抗法西斯主义战争中少数对抗众的经典案例。西方媒体将其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衡阳保卫战是日本战史记载的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中国军队的战例。日本战史称：“衡阳之战，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牺牲之大，令人惊骇。”

美国《时代周刊》著名特约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曾评价：“奇迹般的，在衡阳市，第10军顶住了。他们被团团围住，无路可退，但是勇敢地拼死战斗，像是当年上海市。”

40师团236联队作战主任佐佐木春隆，在战后评价：“中国各路援军似乎不是协同行动，各打各的，中国军队地域性和排他性的弱点明显暴露”。

蒋介石曾评价衡阳会战：“忠勇壮烈，足式千秋。”

衡阳抗战纪念城，坐落在岳屏公园西侧，总建筑面积为2073.99平方米。衡阳抗战陈列室是一个位于纪念城内的两层的展览空间，内部陈列布展面积约2063平方米。在一层，游客首先会看到面积为320平方米的序厅，在这里摆放着一尊显著的“浴血奋战铸名城”主题浮雕，体现了衡阳保卫战中的英勇斗争和悲壮氛围。此外，一层还包括《战略之城》展厅和办公区域。二层则分为《大义之城》、《悲壮之城》和《记忆之城》三个主题展厅。这些展厅通过实物、油画、投影等多种展现方式，再现了五桂岭、张家山等关键战役以及城市巷战的紧张氛围和激烈战况。通过抗战文物和历史资料的展示，这些展厅旨在加深访客对衡阳市抗战史实的情感体验和理解。为了提供一个多用途的活动空间，纪念馆还特别设置了一个超过100平方米的多功能厅，可以用来举办讲座、纪念活动和教育项目等。

衡阳保卫战纪念馆（位于陆家新屋）是一所保留有湘南晚清时期特色的传统民居。该馆主要分为两个展区：一个是展示衡阳抗战的历史陈列，另一个是复原的民居展区。在抗战陈列展览中，通过大量的历史物件和信息，如照片、图表、报纸剪报、地图和珍贵的影像资料以及那个时期使用的军事物资，来呈现衡阳保卫战的历史事实、战役过程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民居复原展区则通过保存的战争遗迹——墙上的弹痕和弹洞为访客提供了直观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