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橙（1817年-1878年），字孝拱，号昌，后易名公襄，浙江仁和（今余杭区）人，系晚清名士龚自珍长子、清代经学家。

龚橙出身名门，自幼饱读诗书，通经史、治小学、精校勘，熟识金石碑刻、多种文字。早年居京师，生活较为惬意，后参加科举落榜，遂开始放浪形骸；中年丧父后，生活渐次陷入困顿，四处颠沛流离谋生；晚年寓居上海市，靠着友人接济、鬻[yù]卖家藏和受雇翻译等为生，生活时而阔绰，时而拮据，后于清光绪四年冬（1878年）卒于上海，终年六十二岁。

龚橙承袭段玉裁、龚自珍家学，长期致力于著书和校勘工作，作有经学著作《诗本谊》一卷、历史学著作《元志》五十卷等，生前亦曾校勘前人著述数十部，但因晚年生活窘迫，无力刊版付梓，遂多散佚不传；晚清时期，龚橙的渊博学识颇受咸同学人郭嵩焘、赵烈文、谭献、王韬等学者推崇，后世就其生平事迹，毁誉不一，多有争论。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九月二十七日，龚橙出生于上海观察署。祖父龚丽正（一说龚守正）是乾嘉时期学术大师段玉裁的女婿，官拜上海道台，系学本大家；父亲龚自珍系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近代改良主义先驱者，一度官拜礼部主事。

龚橙幼年，长期随父母同住在祖父官邸上海观察署，颇受家学熏陶，后在家馆从学于塾师郑师愈；爱新觉罗·旻宁六年（1826年）春，时年9岁的龚橙，随父母迁居京师（今北京市）龚府；少时除师从魏源、陈奂研读经史外，还曾学习满洲、 蒙古文字，其间常与满蒙人交游，挽弓骑马，放浪不羁，但同时也打下了较好的学问基础，养成了率直的性格；及至年龄稍长，在父亲龚自珍的干涉下，遂捐纳财货进国子监为监生，在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举人考试）不中，嗣后便日趋颓废放纵，常自纵酒、嬉笑谩骂度日；中年以前，龚橙曾先后更名宣、公襄，另有称、诊、刷刺、太息、小定等怪名。

爱新觉罗·旻宁十九年（1839年），龚自珍辞官离京，龚橙即随父南下；翌年龚橙重返京师，其间著成《诗本谊》一书；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一年（1841年），年方五十的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其时失去经济来源的龚橙，又因不善帖括文（科举考试文体）而屡试不中，后迫于生计便开始四处谋生。

龚自珍逝世次年，龚橙遵照父亲与魏源的生前约定，于夏天携带其遗书文集奔赴扬州市，交由魏源代为编定刊行。咸丰元年（1851年）起，魏源出任高邮州知州后，寓居上海市的龚橙随即被魏源招入幕府，协助他编撰《蒙雅》《元史新编 》等书；这一时期，受到魏源治学影响的龚橙，嗣后也开始自撰《元史》，研究编撰经学论著。

清咸丰四年（1854年），龚橙再度受到魏源邀约，前往莆田市助其校读修订《诗古微》一书。翌年，龚橙与同是科场失意的好友赵烈文相约前往江西省，意欲在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谋得一份差事，但最终却未能如愿。咸丰六年（1856年），生活困顿的龚橙，一度流寓杭州清泰门头，手头盘缠捉襟见肘，嗣后不得不靠鬻[yù]卖家藏为生；约咸丰八年（1858年）前后，龚橙复又旅居上海市，其间结识了粤人曾寄圃，靠其接济资助写成出版了《六经》一书。

1860年前后，龚橙因熟识外语，遂在曾寄圃的介绍下，成为英国公使馆汉文参赞威妥玛（Thomas F. Wade）的幕宾，负责翻译、起草、润色外交文书及其他中文书札，同时兼具传授中国经史、文字之学，籍此来赚取一些佣金，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庚申之役（1860年）时，龚橙作为翻译，与英方翻译威妥玛一道随同英法联军北上进京。

1862年，太平军意欲进攻上海市之际，龚橙积极参与组织上海地方士绅与租界洋人进行联络，后在各自政府的授意下，于当年底在上海成立了中外会防局，作为借英法军队助剿太平军的专门机构，龚橙受聘出任英国驻局员董一职，负责办理逐日侦探及驱船筑路，并中外会办各事。嗣后，龚橙的活动受到湘军将领曾国荃的注意，遂致信欲将其招入帐下，被龚橙婉言谢绝。1864年，受邀赴曾国荃在南京市的大营访问，居数日后再度返回上海。

一直到1875年，龚橙仍在担任威妥玛的译员，长期与英方人士相互来往，但其工作多系断断续续的进行，生活有时阔绰，有时拮据，其间亦曾因囊中羞涩而靠出售典藏碑帖为生，故此也因计较价钱后与赵烈文闹翻。清光绪四年冬（1878年），时年六十二岁的龚橙卒于上海市，结束了他穷困潦倒的后半生。

龚橙治学总体呈现广博渊雅的特点，通经、研史，治小学、治校勘，治金石碑刻，精通域外语文，主要表现为“承袭段、龚家学，治学以经学、小学为主；重视校勘；对金石学著墨甚深；兼受魏源学术影响”，涉猎内容颇为丰富。龚橙的学术成就，则主要集中在经学、文学与宋元历史学等三个方面。

龚橙的经学造诣，延续和发展了承自乾嘉的经师治学，尤其是段玉裁、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在经学和小学方面皆有所成，所著《诗本谊》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诗本谊》一书系龚橙传世作品中最完整、也最具系统性的著作，该书以探求《诗》之“本谊”为要旨，以三家诗说为基点立论，在“序”篇即集中分析了《诗经》在创作、应用、传述、整理等不同阶段所衍生出的种种不同诗义，全书从“作《诗》之谊，读《诗》之谊，太师采《诗》蒙讽诵之谊，周公用为乐章之谊，孔子定《诗》建始之谊，赋《诗》引《诗》节取章句之谊，赋《诗》寄托之谊，引《诗》以就己说之谊”等维度出发，系统阐发了为《诗》的八种诗义，主张求取《诗》的本谊“当先求作《诗》之心，以通其词，而后知古太师与周公、孔子，与赋诗、引诗之用，岂可漫无分别”，颇为乐观地认为，只要把这些不同层次的诗义厘清，就可以求得《诗经》的正确“本谊”。他的这一主张，被谭献誉为“实有金汤之固”。与此同时，在研治《尚书》过程中，龚橙亦坚守今文家说，反对文言文之说，甚至不信马郑之说。

龚橙治小学（文字学）渊源起自外曾祖父段玉裁，经龚丽正、龚自珍一脉相传，其小学著述要旨多发许慎六书之义，所著《理董许书》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近人黄节所作《理董许书跋》指出：“其书凡八易稿，十余年而定”；龚橙在《自序》中指出“六书假借之用，大于形声，发明假借之意义为《六典》”，认为“许文叔重六书之学以假借为主”，并据大量的金石文字资料，重点订正了许书中的诸多舛误。清人谭献认为“龚氏家学推究遗经，治古文字，未尝无过高之论，要为洞明古学，不读三代以下书，虽叔重大师亦当畏此诤臣”，籍此称誉龚橙在文字学方面取得的不凡成就；但后学马叙伦、杨树达则认为，龚橙治小学乃系“说字多向壁虚造”“非真理董许书，实无足取也”。

龚橙继承了龚自珍的西北舆地学风，自幼便开始研习满蒙古书文字，通晓喇嘛经咒，后又助魏源治修元史，进而受到魏源的学术思想影响；魏源逝世后，龚橙复又继承其遗志，积极为魏源晚年草创的《元史新编》进行校订编次，同时自著《元志》五十卷，并励志修宋辽金元四史，但因龚橙逝后文稿散佚，今不得见。

龚橙生前还曾涉猎礼学、音韵学、金石学等学科门类，出著有《明堂图说》一书，自诩“因明堂以定制以定《尧典》《夏正》《幽诗》《月令》昏旦中星”，因而取得了“举汉至今之谬伪一扫而空”“摧廓汉纬家妖言，豁然四通，得大无碍”的成就，嗣后受到精研礼学的清人郭嵩焘赞许，继而择要载录于《郭嵩焘日记》，誉其“颇有据证”；在音韵学方面，龚橙也曾发论称“说韵分十二类，盖以六律，六吕为次”，且兼通满蒙、天竺、木卫二人语言文；在金石学方面，龚橙同样具有相当素养，其生前著述中亦留有大量金石学的著作，近人邓实誉其《两汉金石记》校本金石墨本“金文考识至精”。

龚橙一生著述颇丰，既有部分自有著作，亦有校勘前人著作，但嗣后多散佚不传，现摘选部分载录如下：

龚橙逝世后，清人王韬慨叹称 : “ 孝拱经术文章，皆臻绝顶，以我目中所见，无与之匹者。而又虚怀爱友如此，真近今所罕见矣。晚清学者谭献认为：“龚橙求微言于晚周、西汉，摧陷群儒，闻者震骇”，同时他还进一步评价指出：龚橙“怀抱大略，不见推达，退而著书，又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所谓数奇者也”。

近代学者邓邦述论及龚橙时，不惜以“学问淹贯”誉其渊博学识；现代学者瞿兑之则评价龚橙指出：“然其论学口气有时不免狂妄夸诞，充分显露出其狂士习气的一面。”现代学者车行健亦撰文指出：“龚橙学问渊博，个性狂诞，一生著述颇不少，对《诗经》《尚书》《礼》学、小学及金石之学等皆有相当程度造诣。”

现代学者叶斌考证龚橙生平事迹后认为：“龚橙是一个很有造诣的学者，为稻粱之故成为英国外交官的雇员。处在中国历史的大变局和中西文化冲突交融之中，他对清朝的泄泄 沓沓十分不满 , 但对中国文化却始终没有失去信心，穷一生精力研究中国学术。龚孝拱本不富裕，又不知搏节，遂无力亲自将先集付梓，而自己一生的著作，也零落不可收拾，令人惋惜。”当代学者胡学彦也曾评价：“龚橙博学多闻，为人跌荡负奇气。”

冒广生所作《孽海花闲话》曾载：龚橙在沪时，值岁暮，有乡人来，欲借贷，甫开口，龚即斥之曰：“我安得钱？”既而曰：“君远来，今晚请聚丰园吃饭，丹桂听戏。”乡人不敢不来，来则见戏院中间，凡十数方桌，来客及鼓，皆与龚周旋，问所费几何，曰四五百番。乡人曰：“我所求于君者，只百番，君少请数客，吾得度年矣。”龚又斥之曰：“百番亦值得向我开口耶？汝无出息，汝终身不必再见我。”籍此一则故事，来描绘了龚橙的怪异和不近人情。

龚橙去世后 , 关于他的流言日渐增多，“半伦”一说也开始甚嚣尘上，王韬刊版于1887年的《淞滨琐话》一书，曾在《龚蒋两君轶事》篇中提到“孝拱挟妾居沪、 出妻屏子、兄弟不睦； 1905年曾朴作《孽海花》时，对“龚橙与妻子、兄弟不睦一说”进一步发挥称，孝拱不谦于乃父文章，把父亲的木主放在桌上，遇着不通的就敲一下，欺人的敲两下，错误的敲三下；嗣后数年，又经多部野史、笔记传布，始成“龚橙目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五伦，但尚爱其妾，故晚年自号‘半伦’一说”；今人胡学彦、叶斌等学者考证认为，世传其龚橙晚年自号“半伦”不足为信，实系时人故意中伤造谣杜撰而来。

1860年10月，龚橙受聘担任英方翻译期间，发生了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事件，圆明园也由此遭到大肆劫掠焚烧。自民国初年起，社会上遂开始出现龚橙引导英军劫掠焚毁圆明园的传言，后经若干笔记、野史、小说的渲染发挥，此说传播甚广，信者颇多。早年间，傅增湘所著《藏园群书题记》一书即曾为龚橙鸣冤指出，过去龚橙自恃才高，对某些著作提出了尖锐而严厉的批评，甚至语含讥讽，得罪了不少人，长此以往，便被人歪曲扣上了“叛国”的恶名。现代学者叶斌、汪荣祖、王开玺等亦相继就此展开考证，一致认为“龚橙引领英军焚掠圆明园之说”当属市井之谈，不足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