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谦（1854年1月14日-1894年9月24日），字益堂，祖籍福建省侯官县（今属福州市），晚清北洋水师将领，济远舰管带。

方伯谦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敏。同治六年（1867年），方伯谦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后学堂，毕业后进入“建威”练习船开始航海实习，后历任“伏波”舰正教习、“长胜”舰大副等职。光绪二年（1876年）被选中前往英国留学，进入，学习行船理法。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方伯谦留学期满回国，充任船政后学堂正教习，“扬武”练习舰教习，并加参将衔。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方伯谦调任北洋水师“镇北”炮舰管带，两年后调任北洋水师“威远”练习船管带，为了加强海防，还督修了旅顺炮台。光绪十一年（1884年），方伯谦调任新购巡洋舰“济远”号管带，因“援护朝鲜”有功，升补游击，并赏戴花。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北洋舰队正式组建成军的过程中，方伯谦参与研讨北洋海军章程，次年充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方伯谦率“济远舰”等舰执行护航任务，并上书李鸿章，提出防备日本从海上入侵中原地区的建议。同年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方伯谦在中率领督带的“济远”舰最先退出战场。八月二十三日，方伯谦因“临阵退缩，牵乱队伍”之罪，于八月二十五日被斩首，棺木运回福州市安葬。

方伯谦被杀，引起海军内外震动。关于其是否临阵脱逃一事存在较大争议，学者范文澜、郑昌淦、林增平等人都认为方伯谦属临战逃脱，而学者张荫麟、季平子等人则表示应肯定方伯谦在海战中的表现，他的被杀实属冤案。

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1854年1月14日），方伯谦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太平街，他自幼聪敏，六岁便在父亲方心谷的指导下读书写字。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成为福建船政第一届驾驶专业学生。方伯谦在校系统地学习了英文和算法、枪炮操法、驾驶、测算等有关科学技术的专业基础课程，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海图上的岛屿、岩礁、水深等也都熟记于心。同治十年（1871年）经大考合格后，方伯谦进入“建威”练习船，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航海实习，巡历南洋新加坡、槟岛，及渤海湾、辽东半岛等口岸，对海域逐渐熟悉。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方伯谦被福州船政局大臣沈葆桢授予五品军牌，派充“伏波”舰正教习。同年因牡丹社事件，日本派兵企图入侵台湾，方伯谦随军前往台湾，改派教练行营精兵，再改调任“长胜号”轮船大副。次年，方伯谦因在台湾巡视有功，被沈葆保举由千总升守备留闽尽先补用。五月，奉命调任“扬武”号练习舰舰长，继续航海实践，先后随船北行，赴日本长崎、神户、横滨市各口，还南行到香港、新加坡、槟岛等地。

光绪二年（1876年）冬，方伯谦被选中前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船舰制造、驾驶管理等科学技术，于次年八月到达英国，他先学习了一年专业理论知识，之后便被分配到“狄芬司”号铁甲舰和“伯里洛芬”、“爱勤考特”号登陆运输舰上实习两年，他在英国军舰上经常航行于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印度洋，并在航海、枪炮、鱼雷、通信部门担任“值更官”和见习军官职务。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在方伯谦要求下，他登上了“士班登”号兵舰实习。他注重研究海战战术，同时注意学习专业技术的操练，参与了英舰举行的编队演练，实弹射击、发射鱼雷登一系列海战训练。三年期满后，方伯谦于光绪六年（1880年）学满归国，充任船政后学堂正教习，旋调“扬武”练习舰教习，擢都司，仍留闽省尽先补用，并加参将衔。

光绪七年（1881年）春，方伯谦被授予守备加都司衔。六月，李鸿章从英国购买了四艘兵舰，并委派方伯谦为其中的“镇西”炮舰任职管带。次年正月二十三日，方伯谦调任“镇北”炮舰管带，率领该舰巡驻旅顺、威海、烟台市、登州等口岸。三年后，方伯谦接管了“威远”舰，于中法战争期间受命率“威远”留守旅顺。为了加强海防，他建议在旅顺险要处构筑炮台，并亲自督修。由方伯谦所主持修建的炮台，较之旅顺沿岸另一座由德国人汉纳根建造的老虎炮台，节省了一千九百两。两者都设有长炮两台，方伯谦所督造的炮筒口径还大它三厘米，这座炮台被命名为“威远”号炮台。这座炮台的建成，开创了中国人主持修建近代化炮台的先例。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方伯谦率领“威远”号抵达朝鲜马山浦驻泊，执行防御日本军事挑衅的任务。次年九月，方伯谦调任新购的铁甲巡洋舰“济远”号管带。经直隶总督、大臣李鸿章上奏方伯谦保护朝鲜有功，保方伯谦为“游击仍留福建省补用并戴花翎”。

光绪十四年（1888年5月）四月，经海军衙门的委托，方伯谦奉命前往天津市，参与研讨北洋海军章程。共同参与的还有直隶按察使周馥、候补道罗丰禄，以及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章程中包括定额兵制、官制、驻扎会哨等条例，其中大半采用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规则，还参考了德国的规则并沿用了中国的旧体例，成为北洋舰队成军后所遵循的法规条例。同年十一月，北洋海军宣告成军，方伯谦于次年升署中军左营副将，并任济远舰管带，职位仅次于总兵之下，进身海军高级将领之列。光绪十七年（1891年）五月，方伯谦率军舰出席北洋海军建军后的第一次大检阅，事后得到嘉奖，以办海军出力，受赏“捷勇巴图鲁”勇名，并在次年被实授为海军中军左营副将。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派兵镇压。方伯谦受命率济远舰、扬威二舰赶赴朝鲜仁川，负责护送清军进入朝鲜。到达后东学党已被镇压，日本却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朝鲜，伺机侵略中原地区。日舰在朝鲜沿海和中国海域展开了频繁的军事活动，方伯谦见状特向李鸿章提出五条建议。他认为首先应集中优势兵力，停泊在建有炮台的旅顺或威海附近，日军来袭便可集中力量进行攻破；第二应调遣陆军在中朝边境驻兵，日军来袭时海舰可协同支援陆军作战，同时让清军有后路可退。第三应利用英、俄等国对中、朝利益的争夺矛盾，使之互相牵制，日军便不敢轻易来犯。第四则应与日商断绝贸易往来，使他们军饷供应不足。第五则迅速购入新式战舰，插上中国旗帜，以壮声势，震慑日方。但李鸿章坚信日方不会来袭，对此折置之不理。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二十三日，方伯谦率领“”“广乙号防护巡洋舰”从牙山途经丰岛驶向旅顺，途中遭到日舰“”“”“”袭击。方伯谦当即下令全舰官兵准备迎敌，日舰“吉野号防护巡洋舰”率先向“”舰开炮，“”舰被迫还击，开始。开战不久，“广乙”舰便不敌逃遁。日方三舰遂合攻济远舰，济远舰逐渐不支，其大副二副皆身亡。方伯谦当即下令在船上悬挂白旗和日军海旗诈降，随后全速向西逃跑，日舰“”仍紧追不舍，水手王国成等遂自行决定发射尾炮。“广乙”舰在逃亡途中，触礁自焚。同时，清政府雇佣来装载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以及运载饷械的“操江”遭到日舰截击，“高升”船上数千名官兵拒绝降敌，大多不幸遇难。“操江”转舵逃跑，被日舰“”所掳。最终，仅剩方伯谦所指挥的“”一舰得以返回，不仅保全了兵力，还给予了日舰重创。但清政府对于方伯谦在海战中的表现，却褒贬不一。李鸿章先是致电丁汝昌，说方伯谦在作战时躲入舱内，迟迟不开炮，成为一时的笑谈，引起流言。但李鸿章又在七月下旨称方伯谦在作战中战甚久，用炮击伤敌船，出力颇多，对其表示了嘉奖。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双方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八月十八日，北洋水师奉命护送运兵船在大东沟登录，返航时与日本舰队相遇，双方在黄海展开激战。方伯谦督带的“济远”舰在战斗中受到损伤，在船上死5人伤10人后，方伯谦率先退出战场。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十九日凌晨三点，“济远”舰返抵旅顺港口，方伯谦当即向船坞营办龚照玙上报“济远”舰损毁严重，无法开炮，并将战情告知。因退出时身处西战场，称“余船仍在交战”，龚照玙随即据此上报李鸿章。李鸿章接到电报后，当即致电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此战甚恶，何以方伯谦先回？”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二十三日，丁汝昌向李鸿章致电，表示黄海海战失利，皆为方伯谦最先率领“济远舰”退避，扰乱队形，实属临阵退缩，应对其予以处置。次日，李鸿章根据此折内容上报军机处，并表示要将方伯谦即行正法，得到光绪帝同意。次日，方伯谦被关押囚禁。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年仅42岁。

北洋水师参战水兵陈学海表示：姓方的济远船主是个熊包蛋，贪生怕死，光想躲避炮弹，满海乱窜。各船兄弟见了都气愤地痛骂：“满海跑的黄鼬”。

北洋水师战员菲里奥·马吉芬也指证：卑鄙懦弱的方舰长乘坐的济远舰，敌舰开始射击后不久，即逃出队外。······方舰长便以全部炮台早被击毁，无法防御，为了保护军舰，不得已而脱离队伍，作为逃跑的遁词。

孙克复、关捷在《甲午中日海战史》中评价：济远舰方伯谦贪生怕死。

林增平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评价：指挥济远舰的方伯谦“于战败后即谋逃遁。

方伯谦的同事，“广甲”舰管带卢英称：方伯谦是中国花费数十年培育的北洋水师人才，竟然使他蒙受不白之冤，含恨九泉。不为方公可惜，是为中国可惜啊。

清末进士杜德舆曾为方伯谦作《哀辽东赋》，无情抨击了李鸿章假公济私，陷害方伯谦的行为；同时，歌颂了方伯谦英勇善战的功绩：“方伯谦作为将领，英武而豪放，他的部队战备整齐，将士勇猛。在船上勇猛无畏，智谋老练胜。但是他只能依靠自己，没有羽翼帮助。李鸿章欺瞒君主，仅凭三个字就造成了冤案。”

疑为方伯谦下属何广成著《冤海述闻》中为方伯谦鸣冤，作者在文中叹息：唉，“济远舰”船回归时，没有详细观察其情况；没有审讯方伯谦，便强加罪名，使其置身死地。而“济远”舰上炮械遭受的七十余处破损，无法使用的情况，也没有考虑。其他船舰归来时，其阵亡和受伤人数远不及“济远”，“济远”并非先行逃离，有辩解的余地。更何况，“超勇号无防护巡洋舰”“扬威”已经失事，“致远”“经远”仍在阵地战斗，众人都看到了。督船作为全军的旗舰，被攻击，影响了整体形势。究竟是谁导致了这一切。"

《甲午海战方伯谦》作者王宜林评价：方伯谦作为北洋水师的一名副将管带，他的职位不堪承担对整个北洋舰队海战失利的重责，更没有资格为光绪帝替罪分辨。光绪皇帝也没有保全李鸿章和丁汝昌的意图，他要保全的只是社稷皇位。他下谢旨杀方伯谦，这都是李鸿章施展隐秘欺骗手段所造成的。

《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序中说：方伯谦是中国的第一代杰出的近代海军人才，在丰岛、大东沟两次海战中，方伯谦均表现勇敢善战，可称为爱国将领；黄海海战中，方伯谦激战了三小时以上，炮械全坏，死伤惨重，船头进水，他在这种失去了战斗力的情况下，为了保船退出了战场，清朝统治者强加在方伯谦身上的种种罪名，均不能成立。李鸿章和丁汝昌等为了逃避当时舆论对主和避战政策失败的谴责，为了解脱指挥失误的责任，便以方伯谦为替罪羊，制造了方伯谦冤案。”

方伯谦被杀原因与他在甲午海战中是否临阵逃脱有关，史学界就其被杀原因及海战表现争论不休。

第一种认为方伯谦被杀实属应该，因为他胆小畏战，临阵脱逃。如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方伯谦率领没有加入战斗便逃离了战场；郑昌淦著《中日甲午战争》则认为济远舰与日舰炮战一个多小时后，方伯谦“贪生怕死”才临阵退却。萧一山著《》、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也都认为方伯谦是炮火不济的情况下败退。所以应当被清廷追责，以致被杀。

第二种认为方伯谦是在济远舰战斗负伤后退却，如丁名楠等著的《》中说：“济远中炮后退却”，但对方伯谦的表现则不下断语。

第三种则认为方伯谦被杀实属冤案，方伯谦在实力不敌的情况下，主动出击，不仅击退日军，还保全了实力，成绩卓著，他是当了李鸿章和丁汝昌的替罪羊。率先为方伯谦鸣冤的是1895年有人托“冤海述闻客”之名撰刊的《冤海述闻》，认为方氏被杀纯属冤案。1917至1918年成书的《海军大事记》 ，也提出“方伯谦被速以逃军军前正法，军中冤之”，表示北洋水师大多认为其有冤屈。30年代初，有广东籍的海军人士方念祖在《黄海潮报》上著文为方氏辩白。随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荫麟发表《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表示确为方伯谦上司刘步蟾陷害方氏。台湾省学者郑天杰、赵梅卿著《中日甲午战争与李鸿章》中也都持这种观点。王宜林著方伯谦传记《甲午海战方伯谦》中则表示，方伯谦独自开辟了西战场，由于轮船被日炮损毁严重才擅自撤退；还提到甲午海战的日舰指挥官伊东义佑也对杀掉方伯谦感到不解。此外，还有季平子在《丰岛海战》中表示对方伯谦在此次海战中的成绩应该予以肯定，并且说“他的战功是显著的”。赵文润的《为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辩冤》、徐彻的《方伯谦被杀一案考析》等文章，提出为方氏翻案。学者戚其章在《建国以来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述评》中根据史料表示，对在甲午海战的战绩不能全面否定，但也不宜过多地肯定。应该承认在日方优势明显的情况下，是英勇抵抗的。作战过程中，济远、二舰各自为战，没有在战术上达成协调，导致被日军逐个击败。方伯谦身为队长，未对其僚舰发出任何战斗号令，在指挥上存在问题。

在方伯谦后代方俪祥的组织下，1991年召开了“中日甲午战争中方伯谦问题研讨会”，此次会议认定方伯谦是冤死的；1994年甲午海战一百周年之际，在北京、山东省的讨论会上也研究了方伯谦问题，会上多数史家认为方伯谦之死是历史上一大冤案，清廷强加给他的罪名是“莫须有”的。

1991年9月，在方伯谦后人方俪祥女士的资助下，方伯谦的家乡举行了“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学术研讨会”。会后还出版了一部名为《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的论文集。

由清朝海军名将方伯谦后人投资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海军世家家庭博物馆——方伯谦家族海军博物馆，2004年2月九日在福州朱紫坊四十八号方伯谦故居诞生。方伯谦家族海军博物馆的大门口悬挂着中国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的“方伯谦故居”牌匾。大厅正中挂着张爱萍将军题写的“海军世家”牌匾，大厅两侧挂着方家三代十位海军的照片及从军文字介绍。右侧方伯谦生前的大卧室辟为实物展室，摆放着各种家具、一些生活用品及手稿影印件等。左侧为图片与文字介绍展室，展出中日甲午战争照片六十四幅，这些照片均由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拍摄、香港《良友》画报社赠送的；还有近年来国内研究方伯谦的七次会议照片与主要内容，以及方家后人撰写的有关介绍方伯谦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