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S·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1953年1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诺贝尔奖获得者。

本·S·伯南克（以下简称伯南克）1975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7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7年，曾担任经济学系主任。从1987年起成为美联储访问学者，2002年被布什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5年6月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6年2月1日接任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2010年1月28日，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投票确认连任，2014年2月1日到任。卸任后伯南克加盟布鲁金斯学会，参与经济研究项目，重点关注经济复苏政策。

伯南克从事经济学研究，长期聚焦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并创立金融加速器理论 (Financial Accelerator Theory)来探究经济危机的形成机制，从而为应对经济危机、熨平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冲击程度和持续时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2009年12月，伯南克当选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2022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本·S·伯南克、道格拉斯·戴蒙德和菲利普·H·戴布维格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

伯南克1953 年 12 月 13 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迪伦成长。1971年，伯南克以1590分接近满分 1600 分的成绩通过美国学术能力测验(SAT)，毕业于南卡罗莱纳州的狄龙高中。1975 年，伯南克以优异成绩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1979 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至 2002 年，伯南克处于著书立说的学者生涯阶段，最初担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1979-1983 年)、副教授(1983-1985 年)；1985-2002 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和公共事务教授、讲席教授，并于 1992一2002 年担任经济学系主任。期间，伯南克曾担任美国经济研究局(NBER)货币经济学项目主任和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成员，并于 2001-2004 年相任《美国经济评论》主编。2002一2014 年间，伯南克主要从事执掌美联储的工作。2002 年他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5 年 6 月至 2006 年 1 月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6年 2 月伯南克接替Alan Greenspan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于 2010 年获得连任。美联储主席任期于 2014 年1月底结束后，伯南克重返学术界，被聘为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项目的杰出研究员。2022年10月10日晚，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等3人获得诺贝尔奖。

202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词指出，伯南克与另外两位经济学家戴蒙德与迪布维格的研究“提高了我们对银行在经济中，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他们的发现改善了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其中，伯南克的贡献着重在于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的研究，“展示了银行挤兑是如何成为使危机变得如此深重和持久的决定性因素”。

伯南克坚持以一个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立场，在信息不对称与信用市场摩擦的假设上，创建了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转化的非货币传导理论体系：

1.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经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伯南克从“大萧条”中吸取了两个教训：金融恐慌时，美联储应采取适当措施来维持银行系统的稳定；此外，为避免通货紧缩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美联储应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此构造出 CC-LM 模型，从理论上证明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影响总需求。

2.金融加速器理论与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泡沫经济时代货币政策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为重要特征的金融不稳定性成为货币政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伯南克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论，开拓新的动态新约翰·凯恩斯模型一BGG 模型，通过模拟各种外生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非对称效应，阐释面对资产泡沫时货币政策的选择哲学。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对传统宏观经济理论的挑战，也是修正和重构宏观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周期研究框架的重要机遇。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显著特征是否定古典二分法，在信息不对称与现实市场不完美的微观基础上研究名义变量与真实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传导机制。

伯南克坚持新凯恩斯主义的立场，首先打破了金融市场完美假说，并引入包含信息不对称的金融合约到宏观经济模型中。他论证并验证了信用危机或金融危机与实际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超越了约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完善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并弥补了传统货币理论的不足，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新的底层逻辑和研究方法。

伯南克是最早开始重视信贷因素在家庭、企业和金融中介决策以及在宏观经济建模中的作用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与其合作者打破了金融市场完美假设，开创性地将信息不对称与信用市场摩擦等微观研究成果引入宏观经济模型中，修正了IS-LM模型、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以及动态新凯恩斯(DNK)模型，最终建立 BGG 模型。这是将金融因素纳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进行分析的创举，使金融市场摩擦成为与传统 DNK 模型中的产品市场摩擦和劳动市场摩擦并驾齐驱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之一，弥补了传统 DNK 模型的不足。

在伯南克的经济体系中，与传统货币理论不同的是，银行信贷被分离出来，并区分了银行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该体系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研究了信用市场摩擦对宏观经济影响。在不完备的信用市场中，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银行信贷共同构成了广义的这些变量，相互作用产生了“金融加速器”，放大和扩展了宏观经济波动。因此，该理论揭示了货币政策传导微观结构的内部机制，揭示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黑箱”，最终证明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是非中性的，塑造了货币理论的“信用观”。

伯南克致力于识别和量度某种成本来解释现象和行为，首次提出用信贷中介成本(CCI)这一概念来衡量金融摩擦的程度，验证了银行恐慌确实会大幅度提高 CCI，导致通货紧缩，进而抑制总需求。开创性地提出“外部融资溢价”这一成本概念来反映信用市场摩擦带来的交易成本。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伯南克揭开了金融危机或信用市场摩擦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联系与传导的真相，并将引发信用市场摩擦及交易成本的根源引向信用市场的一切经济制度安排。

在研究大萧条的非货币传导机制的过程中，伯南克意识到银行信贷市场对经济与货币政策有重要影响。伯南克和布林德(Bernanke \u0026. Blinder,1988)首先考察了银行部门的资产负债状况。他们将银行贷款从债券产品中分离出来，把金融资产分为债券、货币与贷款三种。再假设金融财富总量是常数，银行负债产品之间与银行资产之间都不是完全的相互替代品,存在融资壁垒。在这一假设下，他们改造了经典的 IS—LM 模型，产品市场均衡的 IS 曲线变成了产品市场与信贷市场联合均衡的 CC 曲线(大宗商品 和 credit 的缩写)，货币政策不能影响 IS 曲线，却可以通过贷款需求函数影响 CC 曲线,从而构造出 CC-LM 模型，从理论上证明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影响总需求。CC-LM模型是在原来的 IS-LM模型两市场基础上，扩展为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实物市场三市场均衡。

伯南克模型利用了CC-LM模型来解释“大萧条”期间的持续性。在大萧条期间，由于极度的货币紧缩导致贷款风险飙升，银行不得不减少储备资产以收缩信贷。这种情况导致信用供应曲线向下移动，同时CC曲线也随之内移。结果降低了产出，减少了信用总量，降低了政府债券利率的同时提高了贷款利率。

由CC-LM模型的图形看到，一方面货币供给减少，LM 曲线左移(LM-LM1)导致利率升高，产出下降(Y1-Y2)；另一方面，由于银行贷款供给随之减少，CC 曲线也相应左移(CC-CC1），产出进一步降低(Y2-Y3)，这就要求在研究货币政策的时候不能仅仅只关注货币供给的变化，还要关注信贷的变化同样会引起产出的变化。

金融市场上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状况，金融资产可以分为货币资产、债券、银行贷款,而债券和银行贷款不能替代,这一假定条件符合我国金融市场中国有大中型企业融资方式多元而中小民营企业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作为融资方式以开展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

伯南克根据银行资产负债表设计出简化的资产负债表，其中银行资产项分别为(准备金R，包括超额准备金E以及法定准备金 )，(债券)，（贷款)，负债项为 D(存款)，则会计恒等式为：++ E = 。

1.信贷市场的均衡。在信贷市场中首先要考虑贷款需求，贷款需求情况受信贷利率与收人的影响。一般来说贷款利率与贷款需求之间成反比，贷款利率越低，信贷需求越高。我们可以写出贷款的需求函数如下：

假设贷款供给为 ，=,表示银行资产中(除法定准备金外)用于发放贷款的比重，＞0，＜0， 为贷款利率，为债券的收益率。当贷款需求等于贷款供给时，信贷市场达到均衡，均衡条件如下:

==

2.货币市场的均衡。货币需求函数为=,它是利率的减函数，收人的增函数，货币供给量为,假定它是外生给定的，货币市场均衡时有：

=

3.商品市场的均衡。简化 IS曲线为：,其中产出是债券市场利率的减函数,是贷款市场利率的增函数。

伯南克、格特勒与吉尔克里斯特(Bernanke，Gentler \u0026 Gilchrist，1996)在 BG 模型的基础上，正式将信用市场摩擦放大与扩展初始冲击对宏观经济周期的作用称作“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效应，提出并验证了金融加速器是“外部融资溢价”内生变化的结果。为了演绎并量化研究金融加速器影响经济周期的动态过程，伯南克及其合作者(Bernanke，Gentler \u0026. Gilchrist，1998)开创性地将金融市场摩擦引入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中，修正并发展了一个新的动态新约翰·凯恩斯模型，正式建立了金融加速器效应模型，即 BGG 模型。该模型在 BG 模型原有假设的基础上，整合了三个更贴近现实的新假设：引入了名义价格刚性与货币，考虑了投资决策的时间滞后性以及借款企业具有不同的融资能力。

假设企业向金融中介贷款的利率 R 满足如下函数关系式:，其中 为无风险利率，A代表企业总资产，N代表企业帐面价值，函数 f(x)为单调增函，且 f(1)=1，显然表示企业的投资杠杆。贷款利率的表达式经济含义如下：企业投资杠杆越大，即外部融资越多，内部净值越少时，融资溢价将越高；当企业资产全部来源于内部时，融资溢价为1，即贷款成本为无风险利率。

当企业面临负面外部冲击，导致其净值减少时，企业的杠杆水平会上升。这意味着企业依赖外部融资的程度增加，因此外部融资的溢价也会上升，企业的贷款成本也会增加。这种情况下，企业会减少投资，进而导致产出下降。产出下降会进一步导致消费低迷和失业率上升，从而给经济带来通货紧缩压力。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企业的净资产受到更大的冲击，这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的恶性循环。这种相互作用关系被称为金融加速器机制。

BGG 模型只考察了基本面因素推动的资产价格，因此金融加速器只放大了基本面的冲击。但是由于资产价格的波动不仅来自基本面因素，也可能来自非基本面因素,如金融自由化改革流动性泛滥、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等，因此伯南克和格特勒(Bernanke \u0026. Gentler，2000)又进一步拓展了BGG 模型，将外生的资产价格泡沫纳入 BGG 模型，考察非基本面因素如何推动资产价格，进而影响真实经济，以及货币政策在面对资产价格动荡时该如何选择。

在拓展的 BGG 模型中，他们以股票市场价格与股票基本价值的持续偏离来衡量股票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泡沫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真实经济：一是传统的财富支出效应(被认为相当微弱）；二是资产负债表渠道(触发了金融加速器)。模型证明了无论是由于基本面还是由于非基本面(实际上也很可能是两种因素同时作用)引起的资产价格波动，都主要是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来影响真实经济，而且影响的幅度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初始的金融条件，比如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初始的资产负债表或杠杆率水平。

“必须认识到，独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所扮演的角色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环境下是不一样的。通胀的环境更多与政府债务的过度货币化有关，此时央行的独立性表现在对政府说‘不’。在长期通货紧缩的环境下，过度创造货币几乎不是问题，此时就更加需要央行采取合作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短时期内央行和财政部门进行更好的合作并不与央行独立性相矛盾，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都是与国家主权原则相悖的。”

——2013年《美联储和金融危机》

“美联储是一个具有政治独立性的国家银行，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做出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决策，是它存在的一个理由。它成立的目标恰恰就是如此: 做他人不能或不愿做，却又必须要做的事。”

——2015年《行动的勇气:危机及其后果回忆录》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次可载于史册的金融恐慌，让人想起数百年来困扰金融业的挤兑与危机。过往的长期经验告诉我们，金融恐慌造成的危害绝不会止步于金融业本身，尽管阻止这种恐慌往往需要扶持金融部门。那些并非银行家或者投资者的美国人依然需要依赖有效的信贷系统去购买汽车与住房、支付大学学费、发展事业。破坏信贷体系的金融危机可能造成严峻的经济衰退，这种衰退既会伤害普通家庭，也会波及金融精英。如今，大部分美国公众都记得政府对华尔街的救助是一种干预手段，但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保护主体免受金融崩溃后果的伤害。控制因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的方法是把火扑灭，尽管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帮助一些制造危机的人。”

——2019《灭火: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

2009年12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在1997年成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并于2001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他还在2006年获得了法国学术与教育界的最高荣誉勋章棕榈叶勋章，并于2009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2019年，他荣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的会长，并于202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经济科学院的一员。作为对他在银行与金融危机研究中突出贡献的认可，他于2022年10月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伯南克专注于研究经济危机，创立金融加速器理论，探究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机制，以此来应对和减缓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为美国经济稳定做出贡献。在实践上，伯南克将金融加速器理论用于指导美联储政策实践，从而避免了一场大萧条。在伯南克的带领下，美联储还将长期利率推至历史低点，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被描绘为“坐着直升机撒钱”，伯南克在美联储前所未有的激进主义为美联储迅速有力地应对经济冲击开了先河，避免了美国经济遭受长期而剧烈的波动。

在伯南克任职美联储主席期间，美联储的资产大涨，2007年7月才0.87万亿美元，截至2022年已逼近9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产是在伯南克任职期间增持的。作为对伯南克的领导和决策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恢复和增长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可，伯南克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市场陷入困境，流动性冻结，通货膨胀水平较低，通货紧缩风险明显。当时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根据他的危机经济理论，意识到这是经济大衰退的危险信号。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货币政策应承担起两个职责：一是抑制金融恐慌恢复金融稳定；二是通过大规模货币干预实现经济复苏。2008-2009 年危机深化期间，美联储首先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对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实施救助，避免银行挤兑带来的恐慌蔓延。面对危机带来的严重经济衰退。美联储最先启动零下限利率，但在用尽传统的短期利率调控政策仍无法阻止经济的急速衰退时，伯南克顶住舆论压力开创性地引入前瞻性指引与量化宽松等非常规的政策替代工具，目的是长期维持接近于零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将投资者推向金融资产市场来影响资产价格，以期改善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增加总需求，刺激实体经济的复苏，抵御通货紧缩。对于美联储所采取的救市行动与刺激经济计划，特别是对消除美国及全球金融恐慌而言，伯南克始终坚信这是正确的决定，而且卸任前的美国经济状况也能让他为自己带领美联储为美国经济冒险而感到欣慰。

但美国次贷危机期间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首先，在危机初期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全体对危机反应滞后。其次，危机后期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存在不小的副作用：一是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并不足以让美国经济进入强劲而持续的复苏，2018年以来，美国国债长短期收益率频繁倒挂，预示着长期经济不容乐观，这一现象也被视为零下限利率政策的后遗症；二是不管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是“扩表”还是“缩表”，都扰乱了全球货币的流动性，在振兴美国经济时给新兴市场世界经济体带来了资产价格与汇率的震荡；三是其他许多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工业化国家也在很长时间内跌入低利率、低通胀与低增长并存的“长期停滞”局面，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这些政策后遗症让伯南克应对危机的行动与理论饱受争议。

伯南克政治生涯所做的每一步都伴随着阴影和质疑，即使他卸任后依然如此。从2007年开始，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 Taylor)就开始对伯南克和前任Alan Greenspan实施的货币政策提出抨击。奥地利经济学派也批评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扩张，警告了创纪录低利率带来的后果。2018年，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质疑伯南克关于经济大衰退源于金融慌的观点。2019 年投资银行家马丁·哈钦森(Martin Hutchinson)公开表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伯南克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造成的伤害,比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行为都要大”。

面对种种质疑与攻击，伯南克始终坚信自己的学术信仰,近十年笔耕不辍以论文与博客回应质疑，连续出版《美联储与金融危机》(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FinancialCrisis，201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本名《金融的本质》)《行动的勇气:金融风暴及其余波回忆录》(The Courage toAct，A Memoirofa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2015)《灭火: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Fire Fighting :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Lesson , with T. F. Geithner \u0026. H. M, Paulson, 2019)《21世纪货币政策:从大通货膨胀到新冠疫情时期的美联储》(21st Century Monetary Policy: The FederalReserve from the Great Iflation to COVID-19，2022)等重要著作，从金融危机史的角度记录了近百年来美联储应对危机的政策反应，不断反思那场惊心动魄、旷日持久的危机及其救治行动，为2007一2009 年间的美国经济大衰退及其后果做出最终的结论，为自己的施政行为及结果进行备注，以学者的身份继续为美联储施政与世界经济复苏提供观点与政策参考。

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他在学术和政策制定方面都有卓善建树。他是多部学术著作的作者，也是世界上被引述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他在处理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时保持着冷静和睿智，行动大胆，思维方式突破陈规的限制，这些都帮助减缓了经济衰退。”

大卫韦塞尔（David Wessel）在个人著作《我们相信美联储（In Fed We Trust）》中描述：“这场金融危机差点毁掉美国的繁荣昌盛，而伯南克力挽狂澜，他在历史上的定位不会是怯战、误事的美联储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