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1919年7月-2005年6月7日），男，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曾用名庆云、何明。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

1944年，关锋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1947年，关锋任山东渤海师范校长。1950年，关锋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1952年，关锋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1966年5月28日，关锋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1966年7月24日，关锋致信江青，信中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次年1月10日，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国全国范围的“造反”形势顿时升温。8月26日，关锋被实行“隔离审查”。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出狱。2005年6月7日，关锋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关锋晚年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先后出版的著作有《老子通》《惠施思想和先秦名学》《法和法学发生学》《孙子兵法大辞典》《老子十日谈》《论语十日谈》等，还在《中国哲学史》、《管子学刊》《哲学战线》等刊物发表多篇文章。这些著作和文章加起来，总计一千万字。

1919年7月，关锋（原名周玉峰）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1933年，14岁的关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9岁的关锋担任中共乐陵市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关锋在20岁那年，改名为关锋。从此一直沿用“关锋”一名。

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省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在后方建设中，急需一批文化水平高，有能力的干部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关锋被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

1947年，关锋任山东渤海师范校长。1950年，关锋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1952年，关锋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

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为关锋事业发展提供平台。关锋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此时关锋文笔活泼，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笔杆子”的注意，关锋因此得到康生赏识。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关锋密切关注着毛泽东的思想动向，有针对性地阅读了大量卡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籍，并结合中国政治、经济的实际，撰写了大量反击右派的文章。其中发表在8月26日的《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一文反响重大，关锋被正式调入中央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是中央众多“笔杆子”的聚集地。任职人员有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关锋被借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说明发展迅速。在当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了“左派新秀”，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重用。

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关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的文章。毛泽东看后，对关锋的观点大加赞赏。此后，关锋又撰写了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更加深毛泽东对他的印象，毛泽东开始就一些理论问题约谈关锋。

1961年2月21日，关锋用“何明”的笔名在《光明日报》第三版上发表了《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对如何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25日，毛泽东读完这篇文章后，立即致信陈伯达，要求他请何明过来一谈，信中还特别要艾思奇、胡绳、王若水、任继愈、关锋五人一起前来。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何明就是关锋。1962年起，关锋以笔名“庆云”（也有用“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许多杂文。有人把关锋写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他反毛泽东思想。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关锋撰文支持姚文元的观点，并系统收集和整理这方面的材料。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中央的理论家谈话。谈话后不久，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966年5月28日，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前，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一个专门领导这场运动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锋是组员之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具有很大的权力。关锋作为成员之一成为“中央首长”。6月16日，关锋和戚本禹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的口实。彭德怀从三线被“揪”回来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1966年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路线上产生分歧。本是正常的工作思路之争，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关锋却用很长时间“研究”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最后得出“这种矛盾的性质是路线斗争”的结论。1966年7月24日，关锋致信江青。信中说：“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信中还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

江青接到这封信后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把这封信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的大会文件印发。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工作思路分歧的时候，关锋这封信不仅使刘少奇、邓小平在这次会上受到了批判，还促使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毛泽东错误地将与刘少奇的分歧看成是路线斗争。外界将关锋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另外两名骨干分子王力和戚本禹并称为“王、关、戚”。三人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灸手可热的名人。

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委托，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国全国范围的“造反”形势顿时升温。7月20日，武汉市发生了“夺权”的恶性事件。7月底，关锋在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时，继续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社论宣布：“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毛泽东看到这篇社论后，在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有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的设想，但他并不主张在军队内搞这场运动。就在这时,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在王力的焗动下，于8月22日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性事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这一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毛泽东处理王、关、戚三人的时间。8月26日，毛泽东做出指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煸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当天中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迅速隔离王力、关锋，令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检查，关锋的政治生涯结束。关锋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写“检讨”后又被软禁在北京西山。1968年1月，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开除党籍。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出狱。

关锋后来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晚年的关锋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关锋的兴趣和研究范围广泛，在诸子百家、甲骨文、哲学等领域内都有一定造指。他先后出版的著作有《老子通》《惠施思想和先秦名学》《法和法学发生学》《孙子兵法大辞典》《老子十日谈》《论语十日谈》等，还在《中国哲学史》、《管子学刊》《哲学战线》等刊物发表多篇文章，其中许多著作是以“古棣”的笔名创作。这些著作和文章加起来，总计千余万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关锋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要访问或请他写回忆录的人，他都婉言谢绝。2005年6月7日，关锋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1966年6月16日，关锋和戚本禹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的口实。彭德怀从三线被揪回来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委托，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国全国范围的造反形势顿时升温。7月20日，武汉市发生了夺权的恶性事件。7月底，关锋在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时，继续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社论宣布：“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毛泽东看到这篇社论后，在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有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的设想，但他并不主张在军队内搞这场运动。就在这时,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在王力的焗动下，于8月22日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性事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这一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毛泽东处理王、关、戚三人的时间。

关锋只读过中学，但他的思维比较活跃，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曾加入毛泽东智囊团，被称为“五秀才”（另外四人为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之一。“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关锋为“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批判与传承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孔子研究》作者徐庆文评）

关锋在“文革”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并主持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这一口号造成了极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中国报社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