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录》（法语全名：Les Pensées Sur La Religion Et Sur Quelques Autres Sujets，英语：Pascal’s Pensees）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散文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布莱士·帕斯卡尔所著的哲理散文集。书中记录了帕斯卡尔对人性、社会、哲学、宗教等主题深入的思考，于1670年首次出版发行。

17世纪50年代，耶稣会、及当局与持有不同观点的冉森派（Jansenism）矛盾日益加剧。1656年3月，皈依冉森教派的帕斯卡尔受邀为遭受罗马教廷责难的冉森派领袖安东尼·阿尔诺尔撰文辩护，因此受到教廷的打压，这一时期，帕斯卡尔开始写作《思想录》。《思想录》内容丰富而庞杂，探讨内容涉及人生、社会、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帕斯卡尔在继承和发扬以理性来批判一切的理性主义的同时，又指出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其局限性，从矛盾的方面，用辩证的方法讨论了人的本性，揭示了人因思想而伟大这一主题。在《思想录》中，帕斯卡尔还为信仰论证提出了“帕斯卡尔的赌注”（Pascal’s Wager）这一概念，此概念亦是其整个信仰学说的集中体现。书中还提出，人于无限大与无限小这两个极端之中悖立而存，并认为没有信仰的人是痛苦的，整书在宗教的说理中展示了对人世的深刻思索。此外，书中还提出以实验为基础，反对盲从于权威的科学思想。

《思想录》首版由阿尔诺（Arnauld）与尼古拉（Nicole）改编发行，之后持续有不同编者先后进行了整理、改编，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再版至今。《思想录》问世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文学方面，《思想录》被认为是法国古典散文的奠基之作，与《培根论人生》《》一起，被誉为近代欧洲三大经典哲理散文；在宗教方面，《思想录》推动了宗教宽容和自由气氛的发展，也加强了宗教精神化、个人化的趋势。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对人的生命的思考、对人的存在的分析构成了他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有影响的部分，因此他也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先驱。法国研究帕斯卡尔的专家维克多·吉罗认为“如果整个法国文学只能让我选择一本书留下，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思想录》，它是一个崇高的纯粹法国天才的标本。”

布莱士·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公元1623年6月19日—1662年8月19日），法国、古典主义散文家，也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尔生于法兰西中部奥弗涅省的首府克勒蒙城（现名克勒蒙菲朗）的一个五口之家（父亲艾蒂安·帕斯卡、母亲安托瓦内特·贝贡、姐姐吉尔贝、妹妹雅奎琳），1632年举家迁居巴黎。帕斯卡尔3岁时母亲去世，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父亲艾蒂安受米歇尔·德·蒙田的自由主义理论影响，对帕斯卡尔进行了系统专门的教育。

帕斯卡尔11岁时便写出论“声音传播”的小论文，12岁时验证了欧几里得的32个基本命题，16岁时写出《论圆锥曲线》，提出帕斯卡尔定理，受到法国思想家、数学家勒内·笛卡尔的赞赏。1640年因父亲工作变动，帕斯卡尔全家搬往卢昂城。他19岁开始制造计数器，经近十年时间的反复设计、改造而完善定型。1646—1654年间，经过一系列的气压试验，他发现了密闭流体能传递压强的物理学定律（帕斯卡尔定律），写出《液体平衡论》和《大气重力论》两部著作，奠定了近代流体力学的基础。帕斯卡尔于1654年提出了二项式系数的三角形排列法，即“帕斯卡三角形”，从而开创了概率论的研究；他还曾经指出意大利数学家加伐丽丽的直线实际上是极其微小的长方形，由此遂导致极限与无穷小的概念；1657—1660年，帕斯卡尔研究摆线（旋轮线）问题，用立体几何方法得出求积的积分变换公式，促成了之后微积分的诞生。在物理学上，他发明了注水器、水压计，并改进了托利拆里的气压计。

帕斯卡尔曾于1641年受到父亲艾基纳的影响接受了冉森教义，又于1646年皈依冉森教派。随后由于父亲去世、妹妹出家以及身体疾病的发展，帕斯卡尔在1654年底进入波尔—罗瓦亚尔修道院苦修，专注信仰问题。在隐居修道院期间，帕斯卡尔集中阅读了《新旧约全书》、奥古斯丁等多位教父的作品，撰写了《谈爱比克泰德与蒙田与——德·沙西先生的谈话》《致外省人信札》《论神恩——致罗安奈小姐的信》《论几何学精神和说服的艺术》《祈求上帝使我正确地对待疾病》和《思想录》等作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帕斯卡尔和罗安奈公爵发起用公共马车来承担巴黎的一部分交通运输，由他亲自起草文件、设计路线和车辆，1662年3月，第一辆公共马车在巴黎的街道上出现。1662年8月19日，帕斯卡尔因病情恶化，逝世于姐姐吉尔贝在巴黎的家中，享年三十九岁。帕斯卡尔去世后，经数学家费玛修订，他的《数学三角形论》于1665年出版，书中第一次奠定了关于数学归纳法的证明方法。

17世纪50年代，耶稣会、教皇和当局对冉森派（Jansenism，又译让森派）的迫害加剧。冉森派是天主教内部的一个派别，由伊普尔主教柯内留斯·冉森创立，从比利时的鲁汶传播至欧洲各地，波尔—罗瓦亚尔修道院是其在法国的主要据点。根据基督教传统观点，亚当犯下原罪使人类注定永远受罚，但天主怜悯人类，让耶稣牺牲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赎罪。冉森教派则与加尔文教派基本一致，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没有天恩，谁也不能得救，信奉所谓人生而有罪的“原罪”说。冉森派的观点受到耶稣会的激烈攻击，双方陷入持久争论。

1656年3月，因为冉森派领袖安东尼·阿尔诺遭受巴黎索邦大学神学院于神学理论方面的禁令，波尔—罗瓦亚尔修道院也遭到责难，教皇也对冉森派加以谴责。修道院约请帕斯卡尔撰文为阿尔诺辩护，他使用化名蒙达尔脱，先后为此写出十八封《致外省人信札》，揭露对方的虚伪道德，争取公众对冉森派的同情。帕斯卡尔指出“耶稣会士的言论前后矛盾，他们的政策十分专横；他们要毁灭一切思索；他们幼稚而诡计多端；他们在精神上亦步亦趋。”耶稣会士理屈词穷，遂采取污蔑和迫害的手段。1657年，《致外省人信札》在埃克斯被公开焚毁，同时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帕斯卡尔被迫改名、变换住址，以免受迫害。这一时期，帕斯卡尔着手写一本基督教的辩护书，即后来出版的《思想录》。

16世纪的法国思想主要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代表人物有为弗朗西斯·拉伯雷、米歇尔·德·蒙田等。至17世纪，法国文化气氛浓郁，进入兴旺时期：法国古典文学产生，成为当时法国文学的主潮，思想家们更多地转向自我沉思和深刻反省。在形而上学、认识论、本体论方面主要有勒内·笛卡尔、马勒伯朗士；在人生哲学和伦理道德方面主要有帕斯卡尔、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等，而对于宗教问题的深入思考则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家共同具有的特点。17世纪，法国又涌现出一批如法兰西学士院、梅森学院等学术团体和组织，客观上使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相互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加强了交流，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17世纪，法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在数学方面，笛卡儿、费玛、罗别尔瓦里，以及帕斯卡尔研究了变数问题，酝酿着微积分学科的建立；勒内·笛卡尔为解析几何学打下了基础；费玛和帕斯卡尔成为概率论先驱；杰扎尔格还研究了投影几何学的原理。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提出了物质涡旋运动原理的假说，梅森以声学著作驰名，帕斯卡尔在气压和流体静力学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巴黎还建立了植物园、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天文台。

17世纪，法国人特有的一种谈话艺术也在此时形成，一些贵族家庭和上流社会人士的沙龙，成为训练谈话艺术的场所，人们在这里学习分析那些社交关系的各种情感、确定表现这些情绪的词句的意义，促成了法国所特有的生动机敏、含蓄深刻的谈话艺术。同时，法国语言也日益纯净化，成为一种表现力丰富的文学语言和交际语言。1652年起到1654年为止的两三年间，独居巴黎的帕斯卡尔进入他的所谓“世俗时期”，他经常出入各种沙龙和名门，这段时间他的主要朋友有无神论者、自由思想者、人性学者戴巴鲁（Des Barreaux，1602—1673）、米东（Miton）、默雷（Méré，1610—1684）等人，特别受到默雷的影响；同时他又深入钻研从艾比克泰德（Epictetus，50—135？）至米歇尔·德·蒙田（Montaigne，1533—1592）等人的著作。

《思想录》手稿是帕斯卡尔在生前零碎化的记录于稿纸，含八、九百节文字。帕斯卡尔去世后，留下的手稿虽已穿线汇订成册，然而文稿整体并未形成清晰架构。为应对当局的审查，使得书稿顺利问世，冉森派首领阿尔诺（Arnauld）与尼古拉（Nicole）对书稿进行了多处删节、补充、改写，并以主题分类，终使之于1670年在法国首版发行，书名全称《帕斯卡尔先生关于宗教以及其他若干主题的思想》，书前冠有帕斯卡尔的外甥写的序言，此版本即波罗雅尔版《思想录》。此后，持续有不同编者对手稿“文字与纸片的组合”先后进行了整理、改编，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再版至今。

18世纪后半叶，法国数学家、政治家孔多塞（Condorcet）因不认同帕斯卡尔的宗教观点，并出于不满阿尔诺与尼古拉对原稿的改编，于1776年发行了孔多塞版《思想录》。孔多塞版本在分类排序上采取了与前者不同的宗旨，与波罗雅尔版”人与神的二元对立“结构不同的是，孔多塞版《思想录》中，构成秩序主干的二元对立不是“人”与“神”，而是“理性”与“信仰”。同时，该版本中加入了大量编者述评。孔多塞编的《思想录》受到了伏尔泰的赞赏，并在其点评后面另加圈点。孔多塞版本与波罗雅尔版本都通过对帕斯卡尔手稿的改编，将编者的思想夹杂其中。

1779年，博絮（Bossut）神父沿用波罗雅尔版本，保留其基本归类，新添章节并重作排列，分上下两部，上部着重于人性问题，下部侧重于神学问题。该版本区别于波罗雅尔版本的是，在人神二元结构的内部，排列秩序转为由人至神。在此后半个世纪，该版本多次再版，在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群体中颇有影响。

巴黎国立图书馆保存有三部帕斯卡尔的手稿，分别是一部手迹本与两部手抄本，其中包括本笃会硕士让·桂西耶（Jean Guierrier）抄本，该抄本被认为保留了帕斯卡尔《思想录》的最初次序。1842年，法国学者、政治家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指出当时《思想录》的各版本与手稿之间存有较大差异，呼吁应忠于帕斯卡尔原稿。1897年，利奥六世布伦士维格（Léon Brunschvicg））所编《思想录》出版，很快成为权威版本。布伦士维格版本重新回到编者归类的宗旨，较为精审，其采用的主题分类与排序逻辑大体上为《思想录》一书清理出较为清晰的撰写思想脉络。现代中文直译自法文的何兆武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和钱培鑫译本（译林出版社，2010年），以及转译自英译本的林贤明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的三种中文译本均源自布伦士维格版本。

1934年，扎沙里·图尔纳（Zacharie Tourneur）推出以手抄本为依据的《思想录》版本。此后，在此版本基础上，先后又出现路易·拉夫马（Louis Lafuma）版（1951年）、菲利普·塞利耶（Philippe Sellier）版（1976年）、米歇尔·勒·盖恩（Michel Le Guern）版（1977年）三个版本出现 。自拉夫马开始，编者们努力按照作者的原意编排分类，编次归类基本保留了手稿原貌，此三版较为忠实于《思想录》手稿。目前，《思想录》仍陆续有新版本相继问世，且现代版本也基本在编写目标上趋于体现帕斯卡尔本人的写作意图。

帕斯卡尔生前并未完成《思想录》这部散文集，该书实际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手稿。帕斯卡尔在撰写时将手写或口录的文字分为二十七卷，其中有些部分业已大致成章，还有些部分则尚未定稿或仅有提纲，竟不成行，内容上就宗教、人学、哲学、科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思考并表述出相关思想。后世学者先后多次将其内容整理编排，现代通行次序编排基本源于布伦士维格版本，分为：关于精神和文风的思想；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必须打赌；信仰的手段；正义和作用的原因；哲学家；道德和学说；基督教的基础；永存性；论象征；预言；对耶稣基督的证明；奇迹；辩驳断想共十四编。

帕斯卡尔认为，精神自然而然要信仰，意志自然而然要爱慕。而在缺少真实的对象时，它们就非附着于虚妄不可，与其把它落在虚幻的目标上，倒不如使它落在真实的对象上，只有上帝才是真实永恒的对象。《思想录》中对于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提出了“打赌的论证”思想，即“帕斯卡尔的赌注”。他认为“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上帝存在，而不必知道他是什么”。帕斯卡尔反对使宗教理性化的趋势，指出理性“在这里并不能决定什么，你不可能根据理智在两者间做出选择；你也不可能根据理智为其中的任何一方辩护”，他提出“这里进行的实际是一场赌博，即一种抉择”。

帕斯卡尔不认为人能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提出“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的证明方法，其表述大致为：假设人们并不知道上帝是真的，也应该“赌”它是真的，因为如果人们赌上帝不是真的而又证明它是真的，就会失去所有的东西，而如果人们赌上帝是真的而又证明它不是真的，则什么也没有失去，所以人们应该选择信仰上帝。帕斯卡尔认为，人必须选择，必须在上帝存在与否之间选择。他要人们注视永恒，要人放眼生命被死亡截断的端点之外，放眼那实线后的虚线，放眼它在肉体结束之后的灵魂中的无限延续。帕斯卡尔以“打赌”的形式把是否信仰上帝的选择推到了人们面前，迫使人们进行选择。

在面对“赌”可能产生的结果时，人应当如何赌，选择哪一边等问题上，帕斯卡尔又一次引出无限来与有限对比：在无限的面前，任何有限的东西都变得渺小和无足轻重了，因而在无限的面前，必然要弃有限而取无限。他认为赌上帝存在即使只赢一次，即在无限的机会中只要一次对人有利，所得利益却是无穷，其方程式为1×∞（无穷幸福）；赌上帝不存在即使赢许多次，所得利益亦是有限，其方程式为n∞a（有限幸福）。因而，人们必须把子掷到上帝存在这一方。

帕斯卡尔认为不会出现人们一次也不赢的情况，得失的机遇大致相等。帕斯卡还进一步把自己“赌上帝存在”的说法上升到信仰之真理的高度，甚至认为这是唯一之真理。他认为“在一场得失机遇相等的博弈中，当所赌有限而所赢是无限的时候，我们的命题便有无限的力量。这一点是可证的；而且假如人类可能达到任何真理的话，这便是真理。”

在《思想录》中，帕斯卡尔揭示了人关于公理知识和宗教信仰之间的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他指出人类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境：在一切认知体系中，人对于定义一切和证明一切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再多的教条主义所无法克服的”，然而“人们对真理又具有一种理念，这也是再多的怀疑主义所无法克服的。”帕斯卡尔在书中指出“我们既有对幸福的观念，而又不能达到幸福；我们既感到真理的影子，而又只掌握了谎言；我们既不能绝对无知，而又不可能确实知道，所以我们曾经处于一种完美的境界而又不幸地从其中堕落下来，也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帕斯卡尔在书中将宗教信仰和理性思想分开，他从怀疑论出发，认为感性和理性知识都不可靠，从而得出信仰高于一切的结论。同时，帕斯卡尔又强调，在信仰问题上也要勿信权威、传统、舆论而要相信自己。他认为“绝对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事情当作你信心的准则，不应该相信任何事情，除非你能把自己置于就像你从不曾听说过它那样一种状态。使你相信的，应该是你所赞同于你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意见”。

帕斯卡尔提出是自然（或宇宙）无限性的观点，他将自然界分为宏观的无限和微观的无限的两极，人则处于两个极端中间。帕斯卡尔认为自然界的无限只是一种无限的重复，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无穷和永恒的，“万事万物都出自虚无而归于无穷”，认识宏伟的无穷和微小的无穷两者都需要有无穷的能力。帕斯卡尔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来论述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他在上帝的无限性与自然的无限性之间建立起联系，宣称自然无限性背后隐藏着上帝的无限性，其主旨是证明作为自然物而隶属于自然界的人是不可能达到全真的，不可能全面和彻底地认识自然之奥秘，“这一切奇迹的创造主是理解它们的”，认为真正的无限与上帝同在。

帕斯卡尔划分出关于人的三种存在秩序，以及相应的三种不同的伟大。首先是身体、物体方面的秩序，这方面伟大的代表是各种光彩显赫、可视化的事物，如太空、星辰、君主、国王、富人、首领；其次是精神、理智方面的秩序，其伟大的代表是天才们，天才们有自己的领域、显赫、伟大、胜利、光辉，即使是平凡和卑贱，也绝不需要任何身体、外表的伟大；最后是仁爱、心灵方面的秩序，其伟大来自上帝，其代表是圣徒，拥有自己的领域和光辉。

帕斯卡尔认为，三种秩序后者总是高于前者，且总是相隔无限的遥远。帕斯卡尔重视的是人在后两个方面的追求，并倾向于认为人追求精神方面的伟大，并不妨碍甚至可能有助于他追随上帝。三种秩序的思想是帕斯卡尔一种重要思想，他同时提出，物体不能产生精神，地位、财富不会带来学识；仅仅通过理智无法达到信仰，通过知识亦无法达到上帝，理性在此是无力的、无用的，即“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超乎它之外，不然它就是脆弱的。”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分析了人的主观想象对人的欺骗，提出“想象是人生中最有欺骗性的部分，是谬误与虚妄的主人”。帕斯卡尔认为，想象的力量大于理智，想象能战胜理智。书中指出，人是一个充满错误的主体，精神的固执己见、自以为是造成错误和烦恼，利益则更是使人们眼花缭乱，判断失误，假如没有上帝的恩惠，这些错误就是自然而然、无可避免的。帕斯卡尔还认为，人们追求真理实际上只是在追求这一追求真理的过程，“人们追求的从来都不是事物本身（也追求不到），而是这追求本身。”帕斯卡尔认为人们因贪图虚荣而忽略了自己真正的存在，提出“在荣誉、尊严面前，真正高尚的人也不能够驻足，而必须继续远行，去探求更高的目标。”

《思想录》中提出人相对于自身而言永远是一个悖论，人的伟大和渺小、高贵和卑贱就构成了人的和矛盾。帕斯卡尔要人们注意这种对立性，要人们同时看到自己的伟大和渺小，尊贵和卑贱，崇高和卑下，有力和无能。他认为，人的伟大与可悲是各从对方推论出来的，人越从高处跌落就越可悲，而越可悲就越证明曾经站得更高。帕斯卡尔强调，“如果人抬高自己，我就贬低他；如果他贬低自己，我就抬高他，永远和他对立，直到他理解自己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为止。”书中指出要使人失望，但又不使他绝望；要使人悲观，但又不使他颓废；要使人自我贬抑，但又不使他自暴自弃。

帕斯卡尔认为，人的伟大就在于人的思想，而这种思想首先就是对人的悲惨境况的认识，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到自己的可悲。帕斯卡尔提出“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思想就是人的使命，人的最高义务。帕斯卡尔谴责世人并没有真正地进行这种思想，只是一味的陷入习惯性，“从来就不是想到这一点，而是只想着跳舞、吹笛、唱歌、做诗、赌赛等，想着打仗，当国王，而并不想什么是做国王，什么是做人”。帕斯卡尔提出，人的身体本身是由风俗习惯塑造的，在人对任何事物获得理性或明确的理解之前，社会规范和信仰首先给予人感知事物的最基本的方式，所有这些规范和信仰已经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注入人的身体中，他指出“习惯是我们的天性”。

帕斯卡尔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是人们的空虚和无聊，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劳碌和消遣。帕斯卡尔认为人最不堪忍受的就是闲适和无聊，可是却又常常陷入无聊，无所用心，无所事事，没有激情，没有冲动，这时人就会感到自己的虚无，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依赖，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继而从人的灵魂的深处马上就会出现无聊、阴沉、悲哀、忧伤、烦恼和绝望的情绪。帕斯卡尔感叹“人心是怎样的空洞而污秽”，他继续指出，正是这种忙碌和消遣才是人们的最大不幸和苦难，幸福实际上不在于这种消遣和娱乐，而在于某种安宁，在于与上帝同在，或者与永恒、无限、绝对同在的安宁。帕斯卡尔指出公理知识是具有高度情感化的感知，它很难与个体的幻想区分开来，“一个说我的感情就是幻想，另一个又说他的幻想就是感情”，他批判性认为，人关于公理的认知是建立在极其不稳固和虚幻的基础上的。

在《思想录》中，帕斯卡尔继承和发扬以理性来批判一切的理性主义的同时，又指出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其局限性。从矛盾的方面，用辩证的方法讨论人的本性，揭示了人因思想而伟大这一主题。书中部分理性观点和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奠基者勒内·笛卡尔相近，都反对经院哲学传统、反对古代权威；同样把思想看作人的主要禀赋，看作人所以成为人的东西。同时，帕斯卡尔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世界万物虽然为上帝所创造，但如果由此而从自然法则中寻找上帝，则是狂妄和愚蠢的做法。在科学和认识论领域，他更强调经验和敏感的精神，提出理性思维、推理的不可靠性一面，指出各种干扰它的因素以及理性在此受到局限，认为人们难以达到绝对的确实性，没有绝对的真理。

在哲学、形而上学方面，帕斯卡尔在书中对勒内·笛卡尔进行了抨击，他认为笛卡儿撇开了上帝而专注于科学，没有使上帝与人发生关系，而且使上帝在宇宙和自然中也只是起一个“第一推动力”的作用，然后就将上帝搁置不谈。他在书中指责“我不能原谅笛卡儿，他在其他部分的哲学中都想能撇开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来轻轻碰一下，以便使世界运动起来，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着上帝了。”帕斯卡尔批判笛卡儿忽视了人，忽视了上帝，忽视了人的得救之途，对于上帝，重要的是信仰，而不是理性。他指出理性在此的无能为力，认为理性并不能认识人生；在哲学形式和风格方面，帕斯卡尔更注重深刻有力，直溯其源或直达两端，而不重视井然有序、首尾一贯或自圆其说。

帕斯卡尔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其间联系与差异都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人们的认知往往存在极端。基于此，帕斯卡尔提出了克服这种错误的方法性的总原则，即执“中道”（Mediocrity，法文milieu)而行，认为人们应公允地处理事物，正确地思考问题，把握和得见真理。“在方法上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唯有中庸之道才是最好的”“自由过分并不是好事”，帕斯卡尔认为应避免“太过”和“不及”的“适度”，即不偏离一些正确的原则、规律和合适、正确的做法。帕斯卡尔批判了片面强调理性方法的唯理论派哲学和部分极端精神性主张的神学，提出只有立于“中道”立场，才有正确的雄辩、真正的道德和正确的哲学思维，否则只能置于被嘲笑的地位。

帕斯卡尔《思想录》中，在科学方面的观点是其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其科学观的核心在于以实验为基础，反对盲从于权威，强调亲眼所见。帕斯卡尔批评了当时科学界盲目推崇亚里士多德的现象，认为很多人在科学研究中“甚至用神秘来解释其隐晦之处”，“以至于亚里士多德的文章就足以摧毁最有力的证据”，不利于科学研究。帕斯卡尔提出反权威、重实验的现代科学观，认为科学的真理应当是归属于理性的，理性的推理是科学可以依赖的，而实验的结果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与真理。

帕斯卡尔还分析了人的不同思维类型，即数学思维和直觉思维。数学思维注重原则，注重世界的逻辑构架，直觉思维注重日常用法，注重人们的感性直观，而“愚钝的心灵既不可能成为直觉型的，也不可能成为数学型的。” 他指出数学思维与直觉的区别——在数学那里，原则可以把握，但是这些原则远离日常用法。所以，如果人们缺乏运用数学思维的习惯，就很难把自己的心智转到这个方向上来，但是只要稍加用心，人们就能充分理解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晓畅明白，不大可能不被人们所洞察到。

帕斯卡尔认为数学家有着精确的思维，只有通过定义和公理才能向他们解释清楚一切事物，否则他们就会变得混乱而不可容忍，因为只有原则清晰他们才能推理正确，这些原则在尘世从未有见，也都超出了人们的日常所用。帕斯卡尔指出人们“存在着两种心智：一种能够敏锐地、深刻地洞察有限原则约束下的事物并得出结论，这是一种精确性的心智；另一种则能够理解大量的前提而从不混淆，这就是一种数学的心智。前一种心智追求力量与准确，后一种心智则追求广博。一种心智特性可以完全独立于另外一种心智特性；人的心智可以是强烈而又集中的，也可以是广博而又分散的。”

在《思想录》手稿残片中，记录了帕斯卡尔用于科学证明的方法，即将理智思维与感性能力作结合，以感性的感知、知觉能力为基础，以理性的推理作为证明手段，具体来说就是：定义、公理以及证明的三大准则。帕斯卡尔对于科学方法的原则就是以演绎法的推论为主，并注重由经验而来的基础定义的准确性，即先运用归纳法做出在一定限度上绝对成立的基础条件，然后再以演绎法在这一条件上做出一步又一步等等推论，直至最后完成命题的证明。

帕斯卡尔《思想录》的重要风格特点表现为自然、朴素，且各则思想录之间呈现出非体系化、碎片化特点。在写作方式上，作者采用了类似随感录式写法，更趋于遵从内心顺序而非固有的体系和思辨，即先写下各种真实的思想片断，然后再分类整理，逐渐明确自己的计划。帕斯卡尔在为圣书没有顺序的辩护时指出，“内心是有自己的顺序的，它自有其理性不知道的道德，推理和几何精神有其顺序，那要靠原理和证明， 而内心的顺序则是另外一种”；同时，《思想录》中每一则都体现了作者整个思想的一个侧面，前文可以解释后文、后文可以解释前文，回环反复。

在具体语言表达方面，《思想录》段落大多较短，语言简洁、凝练、流畅，并且运用了较多语言的辩证，使其与思想的辩证融为一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在谈到人的伟大与悲惨写道“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又指出人本身存在的矛盾性、复杂性。此外，《思想录》对信仰问题的论述形式也不同于其他的哲学家完全理性证明和完全现实调查的思考方式，而是以言说的方式对信仰观进行论述，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和科学知识对信仰问题进行了各种言说的论述。

《思想录》问世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文学方面，《思想录》被认为是法国古典散文的奠基之作，与《培根论人生》《蒙田随笔》一起，被誉为近代欧洲三大经典哲理散文。该书同时还给了浪漫主义者以灵感，法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深受其影响。从德国思想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到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左拉（Émile Zola）都推崇《思想录》，法国小说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以及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荒诞派戏剧家也受到他的影响。

在宗教方面，《思想录》推动了宗教方面的宽容和自由气氛，也加强了宗教精神化、个人化的趋势。在《思想录》一书里，集中表现了帕斯卡尔对于基督教的思想，瑞士天主教思想家汉斯·昆认为帕斯卡尔是在为基督宗教辩护。帕斯卡尔在该书护教论战过程中表现出的关于基督宗教的相关思想，为近代思想方法提供了较好的奠基。同时，帕斯卡尔维护冉森派的权益所作的辩护，也使他成为了基督宗教护教的先驱人物。法国学者吕西安·波拿巴戈德曼根据帕斯卡尔相关思想写出当代法国文学批评社会学学派的开端之作《隐蔽的上帝》。

19世纪之后，尔的《思想录》被欧洲学者开始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分析，在法国形成了包括当时法国折中主义的代表维克多·古赞（Victor Cousin）等一批被称为“Pascalian”（帕斯卡主义者）的学者，其以致力于研究帕斯卡尔的思想而著名，在欧洲思想史上形成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末期，法国关于帕斯卡尔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法国哲学家列昂·布伦士维格（Léon Brunschvicg）先后推出14卷本的《帕斯卡尔全集》。帕斯卡尔被视为一位在理性主义时代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

20世纪，帕斯卡尔的思想在欧洲继续发展，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哲学运动——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起。在法国以外的欧美地区，《思想录》引起众多学者深入研究，英国学者恩斯特·摩提梅尔（Ernest Mortimer）在1959年出版了《帕斯卡尔：一个实在主义者的人生与著作》、美国学者罗杰·哈泽顿（Roger Hazelton）在1974年出版了《帕斯卡尔：其思想中的天才》、美国学者考夫曼写出《存在主义》、中国学者何怀宏的出版有《生命的沉思——帕斯卡尔漫谈》等。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肯定了《思想录》中的神学论战思想，认为“在这些不朽的争论者之中，只有帕斯卡尔留存到现在，因为只有他是一个天才，只有他还屹立在世纪的废墟之上。”而法国学者谢瓦里埃则高度肯定了《思想录》所体现的思想成就，认为“帕斯卡尔之于法兰西，犹若柏拉图之于希腊，但丁·阿利吉耶里之于意大利，塞万提斯·萨维德拉之于西班牙，莎士比亚之于英格兰。”法国研究帕斯卡尔的专家维克多·吉罗认为“如果整个法国文学只能让我选择一本书留下，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思想录》，它是一个崇高的纯粹法国天才的标本。”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称帕斯卡尔是“可怕的天才”。美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评价“正如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样，他的书也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认为写出《思想录》的“帕斯卡是一位注定要被人们一代一代研究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