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2006年1月3日）是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的一名士兵，日本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

1937年8月，他首次奉命应召入伍，参加了当年日军进攻上海市和南京的战斗，1939年因病复员回国。1944年3月，他再次应征入伍被派往中国战场，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他才回国。1987年，他公布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同时也在日本出版了《我们的南京步兵队》等回忆录，揭露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1987年至2004年，东史郎曾七次前往南京谢罪。2006年1月3日，东史郎在京都府医院去世，享年93岁。

2015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公立高校将东史郎揭露日本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证词视频编入世界史教材中。

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

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奉天皇氏之命应召入伍，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兵队上等兵，曾参加攻占天津市、上海市、南京、徐州市、武汉、襄东等战役，1939年8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45年8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后回日本。战后，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家庭生活水平富裕。

1987年，东史郎公开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并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五十周年之际专程到南京反省谢罪。

1994年8月，东史郎第二次到南京向中国人民谢罪。到中山码头、北极阁、玄武门、东郊丛葬地以及纪念馆参观，并与大屠杀幸存者见了面。行至玄武门附近时，东史郎突然指着城墙根告诉大家，自己曾在这里参与过屠杀行动。

1997年，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首次召开，东史郎从日本飞来南京参加研讨会，并登台演讲。就在那次回国后，东史郎受到了日本右派势力的围攻，右翼势力在东史郎家门口焚烧物品，并且用高音喇叭骚扰他家。1997年8月14日至16日，首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东史郎带着他的儿子共同前往南京，父子俩专门去了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前，向遇难者献了花，默哀谢罪。

1998年3月，东史郎第四次来南京。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市民张定胜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口中，听到了当年东史郎在太极宫玄武门遗址指认屠杀的细节。比并且东史郎将他的《东史郎战地日记》原本五册和军旗、勋章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纪念馆出版中文版的《东史郎日记》。

1999年4月，东史郎来中国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访谈，随后来宁在金陵饭店举办演讲。这是他第五次来宁。2000年2月，东史郎不顾年岁已高，仍然到南京、北京、沈阳市、上海市等地作证，反省和讲述加害历史。2004年4月，已经92岁高龄的东史郎再一次来到南京，并先后到了家庄、苏州市、镇江市、上海等地拜访和参观。

东史郎于2006年1月3日上午11时45分在日本京都府于谢之海医院因病逝世。1月4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贵宾厅被临时布置成东史郎追思会堂，并给东史郎献上“南京大屠杀研究特别贡献奖章”。东史郎的葬礼于1月6日上午10时举行，南京市政府派代表赴日参加了东史郎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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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史郎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他的原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残暴行径。在日记出版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桥本没有提出异议。1993年4月，在一些原日军将校的精心策划下，桥本以日记记述“不实”“毁损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青木书店和该书编辑下里正树，诉讼至东京地方法院。东京地方法院经过三年的审理，迎合右派势力的意图，鼓吹南京大屠杀“未定”论，并于1996年4月26日作出判决，认定《东史郎战地日记》中的有关“水塘”、“邮袋”、“手榴弹”等记述为“虚构”，判处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东史郎等“被告”败诉，各向桥本赔偿五十万日元并登报道歉。

一审败诉后，日本友人专程到南京，就一审涉及的“一九三七年时的邮袋能否装下一个人”、“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当年是否有水塘”和“手榴弹绑在装有中国人的邮袋上扔进水塘，爆炸后是否对岸上加害者构成危害”三个问题调查取证，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支持，为上述三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98年12月22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对《东史郎战地日记》案作出东史郎再次败诉的判决。2000年2月，继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后，日本最高法院再次判定东史郎败诉。东史郎在败诉后曾坚定地表示，要继续上告到联合国，为维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为正义斗争到底。

2015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公立高校将东史郎揭露日本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证词视频作为授课教材。东史郎的证词被美国教育界普遍认可，被视为铁证如山、无可辩驳的证据。因此，他揭露日本暴行的纪录片被编入世界史教材中。

我于1937年9月接到由日本国天皇签署的征召令，在京都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入伍，参加了日中战争。日本宣扬这是为“建设王道乐土”“东洋和平”的战争。对此，我深信不疑，加入了这条战线。当时，我不认为是侵略战争。

但是，我目睹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深感悲哀，并写了日记。倘若战死，我的日记当然会与我的肉体俱焚，但日记记录了我所见到的战场惨状。回国后，我誊写了部分战地笔记。之所以要誊写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作为自己的人生记录留给子孙后代罢了。

五十年后的1987年，京都的市民运动团体举办“为了和平反思战争展”。我应邀参加，出借了日记，是为首次公开。

我的1937年8月至1938年9月的日记已经交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持出版发行。那是我因病退伍回国后带回来的日记中于1940年至1941年期间誊写过的。

本书收录的是1938年10月至1939年9月我在战地写下的原始记录。由于有的部分文字潦草，未及誊写，因此显得有些杂芜。

1987年7月7日，我和战友一起会见记者，为中日战争作侵略加害的证言。由于媒体的报道，日本国民全都知道了，我身边亦一片哗然。由是，我被指责为”亵渎英灵”，不断受到右派的攻击。但我的回答是，日本军队加害于中国人民的事实昭然若揭，理应反省。于是，我被军国主义者告上法庭，在诉讼抗争中度过7年。

反省过去的侵略加害行为并谢罪是中日友好的基础。本着这一信念，我决定将自己的加害日记在日本和中国都公开发表。

德国人拉贝的日记是救济中国难民的爱的日记；日本人东史郎的日记是制造难民的加害日记。

东史郎或许永远都会被中国人所憎恨，但我相信澄清事实真相，并深刻反省，是日中友好的基础，这就是我公开日记的原因。

侵华战争参与者 东史郎

2002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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