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天培，原名邱石麟，云南绥江人，中国乒乓女子世界冠军丘钟惠的父亲。1931年，邱天培担任腾冲市县长，在任期间，他负责督建了跨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惠通大桥，并在桥梁竣工之日，即1935年12月22日，迎来了女儿的诞生。为了纪念这一双喜临门的时刻，他给女儿取名为钟惠。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10日，日本自龙陵县侵入腾冲，当时驻军向东撤退时，县长邱天培亦弃城而逃，一时腾冲成为无政府状态。

邱天培在1931年被任命为腾冲县县长。在任期间，他积极参与了边陲名城腾冲的建设工作。其中，他负责督建的惠通桥是连接怒江两岸的重要交通设施。这座桥的竣工日期恰好与邱天培的女儿丘钟惠的出生日期相同，因此他将女儿命名为钟惠，以纪念这一特殊时刻。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腊成失守后，云南省民政厅长李钧鉴建议拆毁腾龙桥，以阻龙陵县方面窜入之敌，设守兵，置驿站，疏散文件，预为准备。邱天培一味营私，未蒙采纳。5月7日，腾冲市县长邱天培送驻守腾冲的“云南王”龙云之子龙纯武至芹菜塘，下午回城，傍晚7时在县商会召集临时会议。邱天培在会上宣布龙陵失陷，时局紧张，县政府拟与各机关联合撤退。刘楚湘等到会地方士绅表示，“县长有守土之责，未见敌人岂可撤退，应与县城共存亡。”建议派兵沿龙川江防御，拆毁腾龙、龙安两桥，设递步哨以通情报，当即表决议定。奈何会议虽表决如此，而邱天培回县府后，竟不顾一切，于半夜一时携家眷逃出县城，且仅将其私人财物运输出外，对县府公物、文件、图籍、照根，片纸只字均未移出。所有自卫队及警察等，一并被邱天培挟持出走至三练，各机关主管人员皆私自港逃。驻防腾冲市的护路营，7日晚由营长李从善率领撤退至城西30里的宠众山，仅留营副角某，带兵一连在城维持秩序。

5月9日晨，刘伯龙师长率官兵20余人至腾冲城，地方士绅打算留其在腾冲城镇守，而护路营李从善营长等都不在城，商议无办法。士绅请求刘师长留腾震慑，刘师长以无可指挥之兵为由，于当日仓皇离开腾冲。关于刘伯龙他离开腾冲后，在路途所经过之处，痛斥腾冲士绅、人民不良。以为腾冲士绅、人民，有投敌嫌疑者甚多，且曾列名单向军事部门报告。后来邱天培又到省里控诉，其情形与刘伯龙所说相同。因此，云南省政府有通缉某某等明令。等到邱天培返回腾北进行县长交接时，新任腾冲市县长张问德以此事询问邱天培。邱天培回答事出有因，然而控诉实非其本意，他愿意申请洗刷被通缉者的罪名，请张问德转呈省政府。张问德当时不知道事情的症结所在认为万万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就将邱天培的信函转呈省政府，并请省政府批准撤销通缉。不料以后敌伪宣传品中，南京汉奸报纸对于腾冲沦陷，竟有腾冲瓜皮帽商人70余人，手持太阳旗出城欢迎“皇军”的报道。9日晚，逃跑县长邱天培因地方人士追至，于是再次由曲石回城，并透露情报，敌军已经抵到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官绅听到后，一个个面面相觑，互相叹息，相互哭泣，一筹莫展。邱天培再次星夜逃去，在县商会人士也各自准备疏散离去。

1942年9月10日邱天培奉令返界头移交时，移交了公款约20万元，对刚刚成立且经费困难的县政府来说还是有一些帮助的。然而，邱天培作为县长有守土之责，未见敌人而撤退，将腾冲城拱手让给侵略者，“上负国家，下负民众。”腾冲市民众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也给自己背上了历史的罪名，成了名副其实的逃跑县长。由于腾龙边区行政监督，腾冲当时最高军事行政官龙纯武的逃跑，腾冲县长邱天培、护路营营长李从善、28师师长刘伯龙相继撤离腾冲，造成腾冲无政府组织、无军队驻守的状况。北洋政府、军事家们，似乎对腾冲的地位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们似乎已经放弃了腾冲!日军还未进人，腾冲已成“空城”。

以腾冲县长邱天培为代表的逃跑者，被称为“逃跑县长”。人性的弱点注定很多人贪生怕死。中国历史上，每当外敌入侵时，官员逃跑并不罕见。清代晚期，这一现象更加突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逃跑在官员当中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当然逃跑是一种策略，中原地区古代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样的说法。故对当时最不该逃跑的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纯武、腾冲市县长邱天培，我们似乎应该给予谅解。在任县长邱天培，论责任他第二个不能跑，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古谚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