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成就。

1918年夏，陈岱孙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高等科三年级。1920年夏，陈岱孙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学校毕业，并获得了公费留美资格。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期间，他荣获金钥匙奖。随后，陈岱孙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并于1924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归国后，陈岱孙加入清华学校大学部经济系，担任教授。1928年起，他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及系主任，1929年起又兼任法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陈岱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及商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他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的第一副院长，1953年起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及经济系主任。1980年，陈岱孙在清华大学校庆时表示了对经济管理工程系恢复的积极支持，并承诺为该系发展贡献力量，后于1984年成为经济管理学院首批名誉教授，为学院发展提供宝贵建议，1997年7月27日，陈岱孙逝世，享年97岁。

陈岱孙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在第六、七届中担任常务委员。他还曾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等职。此外，陈岱孙还担任过《经济科学》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岱孙，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闽侯县一个书香家庭。少年时代在家乡接受了九年半的传统私塾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功底。1915年考入福州名校英华中学三年级；以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四年的课程。1918年夏，陈岱孙考入清华大学（今清华大学）高等科三年级。1920年夏，陈岱孙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学校毕业获公费留美资格；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1922年陈岱孙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陈岱孙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陈岱孙于1927年回国。

1927年，陈岱孙在游学欧洲近一年后回到祖国，9月应聘回母校经济系执教，成为学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随后，从1928年开始，陈岱孙在清华大学经济系担任教授及系主任。一面投身于繁重的教学工作，一面致力于经济系的建设与发展。从1929年起，他还兼任了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同时成为教授会、校务会议、评议会成员，开始参与校务管理。1945年10月1日，他和联大10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对国是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1945年11月，陈岱孙和土木系教授王明之先期回到北平，组织并主持“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工作。面对战后满目疮的校园、被日军严重破坏的校舍，以及众多等待遣返的日军伤兵，他带领30多名工作人员，开始了交涉与修复工作。经过10个月的努力，完成了返校师生的安置与秋季学期开学的准备工作。1948年清华大学园解放前夕，他挺身而出，和进步师生一道坚决抵制国民党政府将学校南迁的计划，坚持留在北京迎接清华的解放和新生。

在抗日战争时期，陈岱孙担任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的教授、系主任以及商学系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他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大学（现中央财经大学）的第一副院长。从1953年起，陈岱孙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和经济系主任等职务。1980年，清华大学校庆之际，陈岱孙表达了对经济管理工程系恢复的积极支持态度，并愿意为该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1984年，他被聘为经济管理学院的首批名誉教授，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同时，自1981年清华大学校友总会恢复活动以来，陈岱孙先后担任副会长、名誉会长，为联络海内外清华学子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交流、关心母校发展付出了很多。1997年7月27日，陈岱孙先生以97岁高龄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陈岱孙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且在第六、七届中担任常务委员。他还曾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以及《经济科学》杂志的主编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编辑委员会的副主任。

陈岱孙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历史联系，以及马克思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说的科学成果，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他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和规律，确定改革和发展的总体取向提出了自己重要的意见。他主张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要注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批评忽视数量分析的倾向。

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他指出魁奈经济表不仅涉及简单再生产，而且对扩大再生产也作了说明。他对于"亚当·斯密矛盾"也有缜密深入的研究。陈岱孙撰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1981）等论文，全面地论述了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他着重研究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作用问题，认为既要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因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又要看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也确有值得参考、借鉴之处。此外，上世纪50年代，陈先生自编《经济学说史讲义》，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学说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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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岱孙是家中长孙，自幼聪颖，六岁入陈氏私塾，在祖父的督促下，学习了大量的中国典籍，而外祖父为他请的英文教师，也帮助他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功底。十五岁的时候，他考入当地有名的鹤龄英华中学，以两年半的时间修完四年的课程，考入了当时极为难考的清华学堂。两年后，他成功取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负美国。他博士学位攻读于哈佛大学，是当时班上最年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同时，他还获得了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奖。毕业后，他在欧洲各国短暂游历，尔后回国任教于清华，那一年，陈岱孙不过二十六岁。

陈岱孙先生外甥女唐斯复在其著作《世纪同龄人---忆大舅陈岱孙》中曾提到：陈先生终生未娶给人们留下一个谜，从清华大学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至到北京大学，对此传说很多，'美谈'很多。有一天我壮着胆子问：'大舅，外面人说的是真的吗？''瞎说。'就两个字把我堵回去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记者曾经来采访他，其中问到他终生未娶的原因，他回答：一是没时间，二是需两厢情愿。我认为后者是主要的。50年代，四婆婆和我外祖母为此十分着急，张罗着介绍对象，因为陈先生是独生子。我还跟着去看他们见面呢。在北海公园白塔下的茶座，来了一位穿着整齐的女士，脸上略施脂粉，戴着金丝边眼镜，看样子，她挺中意陈先生的，但是，陈先生没兴趣，不了了之。后来，还有人来提亲，全是有上文没下文。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衣柜、箱子整整齐齐，留下的枕套、被单还能用好多年。

陈岱孙学生平新乔在其文章《追忆陈岱孙先生》中这样回忆：1983年，我抱着再试一试的态度报考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专业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岱孙教授。在春暖花开的4月，我接到北京大学面试的通知。由于招生的程序是先笔试，再面试，然后才调档。我知道与前几次一样，面试并不是真正的考验，对我来说，惊涛骇浪是在调档之后。4月23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四院117室报到。室内坐着两位老师，一位年轻，另一位是长者，穿着咖啡色的上衣，正在伏案签写一些信件，隔两米望过去，那是一些英文文件。我将复试通知交给那位年轻老师，年轻老师是智效和，他马上招呼我坐下。稍等了一会儿，待长者签完字，智老师轻声向长者介绍说：“陈先生，这就是平新乔。”哦，这位长者就是我来投奔的陈岱孙先生，我顿时肃然起敬，望着这位看上去才60多岁（其实已经是83岁）的长者，在嗓子底里轻声叫了一声“陈老师”。陈岱老挺拔的身子高出我一头多，他目光炯炯，从头打量我到脚，伸出大手有力地握住了我的手，顷刻非常随和地说：“一路上辛苦了，先找地方休息一下，住下再说。”回头便要智效和老师给我与同来面试的谢百三同学安排宿舍。

1918年6月，陈岱孙参加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前身）在上海的插班生考试，考入高等科三年级。其间在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看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感受到巨大的屈辱，认为是由于国家的积贫积弱才产生了这种情况，于是萌生了富国强民的思想。

1937年7月9日，陈岱孙和梅贻琦、浦薛凤、顾毓琇等清华教授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各界人士关于国是问题会议。等回到北平市时，平津地区已全部沦陷。面对近在咫尺的清华园，陈岱孙却有家不能回。在城内与校务会议同仁开完会、商定学校前途大计后的第二天，他冒着危险，只穿着一身夏布旗袍，义无反顾地奔赴南京、长沙市、昆明市，追随学校南迁。这一去就是八年。抗战胜利后，师生们无不盼望能早日回到离别多年的母校和家园。1945年11月，带着师生们的殷切期望和重托，陈岱孙作为 “清华大学校舍保管委员会”主席，同土木系王明之教授率先抵达北平，组织并主持接管、修校舍的工作。他带领30多名工作人员，经过十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而对于自己的“小家”，陈岱孙匆匆“在东单日本人撤退前大甩卖的集市上，买了几件家具，再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张的行军床、一条从日军缴获来的粗毛毯，凑成一个新家。”他把对家的热爱之情全部融入了清华这个“大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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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著名教育家陈岱孙先生铜像在三山陵园名人艺术园落成，这是继邓拓、丁一岚、冰心、黄庐隐、林徽因、胡也频、萧治安之后，三山陵园名人艺术园迎来的又一位榕籍名人。三山陵园名人艺术园，是三山陵园为纪念福州市近现代文化名人而设立的专属园区。名人艺术园已作为教育基地向市民开放，市民可以免费前来瞻仰。

陈岱孙是中原地区经济学界的一面旗帜。（中国新闻周刊评）

陈岱孙先生是杰出的教育家，中国经济学一代宗师，他曾说过：“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教书。”这虽是陈岱孙先生的自谦之词，但观其一生，他的确把教书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陈岱孙在80多岁时还在讲台上讲课，90多岁时还能带研究生，95岁时依然在主持博士生的毕业答辩。难怪有人感叹，只这一件事，足以让人景仰百年。（中华读书报）

陈先生一生高洁，立德、立功、立言，是一代宗师，更是后辈吾等的人生楷模。陈先生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更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与躬行者，他在弱冠之年跨入清华大学时就立下“经济救国”的志向，并以自己的整个人生卓越地践行了青年时代的鸿鹄之志。王曙光曾这样评价陈岱孙：“他一生淡泊，孤独，终身未娶，将全部的精力贯注到教书育人之中，对他而言，教书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诠解方式，这种诠解几近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投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评）

身为一代宗师，陈岱孙留下的著述虽然不多，却十分经典。顾毓琇是这样评价陈岱孙的：“岱孙一生致力经济教学，培养英才。教化所及，桃李春风。乃国之大师，国之人瑞也。”（福建日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