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闰章（1619—1683），字尚白，一字云，号愚山，媲萝居士、蠖斋，晚号矩斋，后人也称施侍读，另有称施佛子。江南宣城（今宣城市宣州区）人，清代政治家、文学家。

清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康熙帝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侍讲，修明史，典试河南省。施闰章生性好学，受业沈寿民，博览经史，勤学强记，工诗词古文学。为文意朴而气静，诗与宋琬齐名，有“南施北宋”之誉。与邑人高咏生主持东南诗坛数十年，时称“宣城体”。

施闰章性孝友，事叔父如亲父，凡亲朋故旧求助者，辄赈恤不遗余力，赴人难如己难，又置义田以赡同族贫困之家。作《大坑歌》、《竹坑歌》告诸长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贫苦众生者的同情和哀怜，时人呼之为“施佛子”。著述有《双溪诗文集》、《愚山诗文集》等十余种。

施闰章于朱翊钧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619年1月6日）出生于江南名邑宁国府宣城双溪，其家为“一门 邹鲁”的理学世家。祖父、父亲都是理学家。闰章自幼父母早逝，养于祖母，事叔父如父。受业复社名士沈寿民，博览经史，勤学强记，工诗词古文学。少年即有文名，曾去北京，与宋琬、严沆、丁澎、张谯明、赵锦帆、周茂元等以诗相和，时称“燕台七子”。与邑人高咏生主持东南诗坛数十年，时称“宣城市体”。施常与同曹唱和，一诗脱稿，争相传诵。

顺治三年（1646年）中举。

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奉使桂林市，历员外郎，刑部尚书称赞他“引经折狱，平反者盈十百，而大憝者终无幸者。”

顺治十三年（1656年），参加高等御试，名列第一，遂山东省提学事，取士“崇雅黜浮”，有“冰鉴”之誉，当时“四方名士”慕其名而“负问业者无虚日”，“闰章一一应之，不少倦”，“士以此益归其门”。任上曾录取蒲松龄为童子试第一名，又修孟庙、闵子庙、伏生祠墓等。在济南市居官五年，对济南风物多所题咏。

顺治十八年（1661年），调任江西布政司参议，分守湖西道，辖临江、吉安县、袁州区三府。当时湖西地区天灾人祸，盗贼蜂起，民不聊生。施闰章一到任上，即往民间了解民情，发现农民无力交粮，被逼为盗，他作《劝民急公歌》、《湖西行》等诗，进行劝导。他还遍历湖西的崇山峻岭，低谷大川访问民间疾苦，作《大阬叹》、《竹源阬》等诗，反映民间生活状况，希望省抚大吏引起重视。他在《大阬叹》中写道：“杀人税无出，迟回伤我心……宿甫既累岁，敲骨力难任。民顽实吏拙，素食惭官箴。”他在《竹源阬》中写道：“茕茕数寡妇，零落依孤村。凶年艰半薮，撮土招游魂。”这些诗真实反映了民间疾苦，代表人民的呼声，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他在任上十分注重民风教化，在宜春市重建昌黎书院，在吉安县修葺白鹭书院，亲自讲学，主张“以存诚立教。”由于一系列惠政，百姓尊称他为“施佛子”。

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裁撤道使，被罢官。湖西地方父老乡亲多次联名挽留不允，于是地方集资创设龙冈书院，以纪念他的德政。及至告别之日，“父老夹道焚香，泣送数十里”。施闰章归乡闲居十年，一心服侍叔父施誉终老，无意仕途，每遇朝廷征召，称病不就。

康熙帝十八年（1679年）朝廷开博学鸿儒科，他仍称病不应。还是其叔一再劝说，他才离家北上，经过考核，名列二等第四名，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

康熙二十年（1681年），任河南省乡试正考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转侍读，并作《太宗圣训》的纂修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闰六月十三日（8月5日）病逝于京邸。

顺治帝十三年（1656年）到十七年（1660年），施闰章任山东省学政五年。五年中施闰章做了许许多多有益于教育的事，但使他名留青史的是他曾取蒲松龄为秀才第一。蒲松龄一生科举蹭蹬，惟在19岁时参加的秀才考试中连取淄川区、济南府、山东省三个第一，这与施闰章的赏识是分不开的，况且头名秀才比一般考中秀才更为荣耀，而且随着施闰章的文声日益高涨，蒲松龄也就越来越显得荣耀。施闰章任职山东期间，监察御史程某巡按山东，看到当时趵突泉公园的颓废之状，就将自己的俸钱拿出来，命人浚泉修桥，并让施闰章全面负责这项工程。于是，施闰章先带领工匠们“疏壅决滞，所去沙石成邱，剑拔雷轰，复泉之旧”，然后又以杉木修桥，并“施丹涂漆，辅槛以砖。桥下横置联锁，饮马者不得至。禁民毋亵污。凡楔垣之颓缺漫者，皆治而新之。又为桥于玉亭前”。三个月后，工程告竣，当地百姓都“踊跃来观”,极一时之盛。

施闰章在地方主试中不受请托，惟才是举，博得世人赞佩。五年后，施迁江西布政司参议，分守湖西道。他勤于吏政，关心民间疾苦，遇疑狱反复推求，常至夜稍怠。又于暇日修景贤、白鹭洲两书院；集士子亲自讲学，大兴学风。不久，因裁并监司而去职返乡，湖西“父老夹道焚香泣送数十里”，他作《别湖西父老》三绝句以谢。封建时代的官吏能得到人民如此厚爱，难能可贵。

施闰章祖、父都是理学家，他则以诗名噪清代。施闰章与宋琬、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查慎行，合称为“清初六家”，又与高咏、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诸子创立“宣城市体”自建一帜，其主张学术与文学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以“醇厚”为则，追求“清深”诗境和“朴秀”风貌、语言简净、句调整严等特征，呈现出独具一格的“清真雅正”的艺术特色，雄踞清初文坛十年之久。

所著《蠖斋诗话》主张“诗有本”、“言有物”，反对“入议论”，推尊唐人，反对宋诗。王士祯论康熙帝时诗人，将他与宋琬合称“南施北宋”，认为施闰章的诗“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池北偶谈》），甚至把施氏“秋风一夕起”律诗与“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相提并论。不过王士祯所推重的主要是施闰章的五言近体，即晚年取径“王孟风致”的作品。这类诗虽然写得空灵凝炼，意境悠深，但内容未免单薄狭隘，诗中多表现封建士大夫孤芳自赏情绪。赵翼讥刺他“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气”（《瓯北诗话》）。

施闰章比较关注现实的作品，是他中年游学京师、奉使桂林、提学山东省、分守湖西时所创作的古体诗，五言如《抵桂林》、《大阬叹》、《竹源》、《临江悯旱》、《新谷篇》、《铜井行》、《壮丁篇》，七言如《老女行》、《海东谣》、《弹子岭歌》、《万载谣》、《舆无夫行》，乐府如《上留田行》、《浮萍兔丝篇》、《鸡鸣曲》、《抱松女》、《病儿词》等。在这些作品中，清代军队的杀掠，赃官酷吏的横行，战乱、天灾、赋税交相煎逼下农村的荒凉凋敝，各业百姓的深重苦难，尤其是妇女的悲惨遭遇，都得到一定的反映。

施闰章古文学欧阳修、苏轼，魏禧，评论说“意静气朴”（《愚山先生集序》），以辨析理学及论修史之作写得最为精致，不过内容平庸的传志序跋太多，不能与他的诗歌相提并论。张裕钊在《国朝三家诗钞》中，将郑珍和施闰章、姚鼐并列为清代三代诗人。

文集

施闰章擅五言诗，其诗以辞清句丽见长，号“宣城体”，与山东莱阳人宋琬齐名，有“南施北宋”之誉。所著颇丰，有《双溪诗文集》《学余堂文集》28卷、《施氏家风述略》《愚山诗文集》50卷、《观海集》《矩斋杂记》2卷、《愚山外集》2卷、《学余集》80卷、《拟明史》5卷、《蠖斋诗话》4卷、《青韵志略补韵》13卷。

志书

还纂有《泰水志》《阁皂山志》，又与方以智、于藻等合纂《青原山志》，并主修《袁州府志》《临江府志》，且为《新泰志》《广陵县志》《安福县志》《袁州府志》《临江府志》《嵩山志》《青原山志》《阁皂山志》《重修登州府志》等作序。在这些志书的序文里，施氏对方志理论多有阐发。他认为“郡邑之志与国史相表里”，“其法与史近”，汉唐以后，虽然“志法大坏，去史益远”，但是因为方志综记一方“之地之事之人物”，所以方志能补史官所识所载之缺，有隶书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关于方志的功用，他认为方志可以“鉴水知貌，鉴古知政”，使“后之吏兹土者，综古核今”，知道“某事便民，某事厉吾民”（康熙《袁州府志》序）。关于志书的特点，他认为与一国之史的不同之处在于“书约则易殚，地狭则易稽，人近则易辨”（康熙《安福县志》序），即方便阅读、稽考和调查访问核实。关于志书的编纂，他主张首先要广泛搜集资料，“穷探博览，目涉群籍”(康熙《庐山志》序)，然后鉴定真伪，存其真实，略其虚妄，使志书所载信而有征，并指出有些志书因编纂不善存在的“五陋”通病，即“颂长吏则谀，传先达则夸，纪名胜则附会，摭文词则浮芜，分星野、考沿革则淆混”。关于修志人选，他强调应“择人善任”，以求所用之人“有通而能文，周咨独断，平心折衷其是非”（康熙《安福县志》序）。这些主张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清政治家、理学家汤斌：公知名海内者垂四十年。

清诗人、散文家袁枚：宣城市自古多诗人，梅尧臣之后，本朝愚山先生其最著者也。

清代诗人宋琬：愚山方且盛张坛坫，主盟宛陵、敬亭之间。

《清史稿》：施闰章任山东省学政时“崇雅黜浮，有冰鉴之誉”。

蒲松龄评：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仰，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祖父：理学家

父亲：理学家

《清史稿·施闰章传》

《四库全书》

蒲松龄曾得到施闰章的赏识，取为头名秀才，比一般情况下考中秀才更为荣耀，随着施闰章的文声日益高涨，也就越来越显得荣耀。后来，蒲松龄屡就乡试不中，回想起施闰章对他的提携之恩，就更加感激施闰章对他的垂青。于是，蒲松龄就借《胭脂》这个故事，大张其鼓地夸赞施闰章的“爱才护才”。

《胭脂》写施闰章任山东省学政时慧眼识冤情，为名士宿介平反冤案的故事。蒲松龄先在篇中称赞施闰章，“贤能称最，又有怜才恤士之德”，又在篇末以“异史氏”的名义说了一大段感激的话：“甚哉！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纵能知李代为冤，谁复思桃僵亦屈？然事虽暗昧，必有其间，要非审思研察，不能得也。呜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绸被放衙，下情民艰，更不肯一劳方寸。至鼓动衙开，巍然坐堂上，彼哓者直以梏靖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文中的“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是说人们都佩服哲人判案时的英明，而体会不到他的良苦用心。言外之意就是，施学政的“良苦用心”主要体现在爱护人才上，而不是单纯用在判案上，与之相比，那些所谓的父母官就等而下之，他们连“折狱明”也做不到，他们在断案时不能“一劳方寸”，“审思研察”，而是“桎梏靖之”，难怪世上有那么多的冤案啊！蒲松龄对施学政的赞扬，对那些自以为是官员的批评，真是发自肺腑，发人深省。

在附则中，蒲松龄又说：“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仰，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这真是一篇真情告白。文章说，施先生是我的老师呀！我初次接受他的教育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那时候就见他奖励、扶持学子，其诚恳的真情唯恐表达不尽。学子有一点小冤屈，一定要婉转地呵护他，从来不借此作威作福，讨好权贵。他像孔子那样维护和宣扬儒家教义，不止为一代人所敬仰。他爱护人才如同自己的生命，审阅学子的文章尽心尽力，绝对不会屈才，尤其不会像后来的学政那样敷衍了事。

接着蒲松龄又举某名士写《宝藏兴焉》的故事，进一步赞扬施闰章爱才护才的精神。此段文字如下：尝有名士入场，作“宝藏兴焉”文，误犯下“水”字，录毕而后悟之，料无不黜之理。因作词文后曰：“宝藏在山间，误认却在水边。山头盖起水晶殿。瑚长峰尖，珠结树颠。这一回，崖中跌死撑船汉！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先生阅文至此，和之曰：“宝藏将山夸，忽然见在水涯。樵夫漫说渔翁话。题目虽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尝见他，登高怕险，那曾见，会水淹杀！”这段文字是说，有一位名士参加科举考试，做题为《宝藏兴焉》的文章，却将宝藏兴焉的出处搞混了，将“山间”误作“水下”，文章的主旨错了，下面的议论就更错了，他料想一定不会录取，于是在文后以戏谑的口吻做了一首词，要求主考官给自己留点脸面。施闰章不以为，反而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和词一首，称赞这位名士的文字功底好，表示不会让他落到最后一名。蒲松龄以此称颂了施闰章“风雅之一斑”，同时也称赞了施闰章“怜才之一事”。

墓地

施闰章墓位于宣城市宣州区向阳镇，座东朝西，长7.5米，宽10.5米。墓前原有墓碑、石柱对联、盖顶，“文革”时被毁。1986年，施闰章墓经宣城县文物管理所考实后。2004年10月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

施闰章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骡马市大街铁门胡同11号的宣城会馆，为一处四合院。2013年被公布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