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潘汝祯（1573－1627）天启甲子（1624年）榜眼，魏党中人。曾任逝江巡抚，于天启六年（1626）为魏忠贤建生祠，升为南京刑部尚书，后被诛杀。

潘汝桢为慈溪市令时曾将公款寄往家中，其父潘为山坚决不受，说：“陶母尚知封坛退鲊，你难道认为我连女子都不如吗？”

潘汝桢在俯顺舆情本中有“厂臣心勤国恤，念切民隐”等话。

潘汝桢，字镇朴，别字多皇、克生，自号石乳，出生在南直隶安庆府桐城市（今属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属于军籍家庭。他专注于《礼记》的学习，并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考中举人，次年（1601年）连中三甲进士。初任大理寺观政，后被任命为浙江缙云县知县。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转任慈溪市知县，但据记载，他在任期间涉嫌贪污。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潘汝桢担任浙江省乡试的同考官。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他晋升为户部云南司主事，负责管理旧太仓市。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经过考选，万历四十年寒衣节日（1612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河南道御史，负责巡视屯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他负责巡视中城并管理十库，后调任巡视东城。当时，东林党领袖李三才被弹劾后隐退，潘汝桢担心他可能复出，于是与御史刘光复、刘廷元等人相继上疏弹劾。

万历四十三年二月初四日（1615年3月3日），潘汝桢巡按山西省，但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守孝。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他补任河南道御史，巡视两关，并负责节慎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他再次因守孝离职。泰昌元年（1620年），太仆寺卿姜应麟因潘汝桢在慈溪市任内的贪污问题而讽刺他，潘汝桢因此与姜应麟结怨，并暗中指使吏科给事中薛凤翔弹劾姜应麟，导致姜应麟被罢官。

天启元年九月二十日（1621年11月3日），潘汝桢被任命为福建省道御史。天启二年二月初六日（1622年3月17日），他负责巡视京营。当时，左都御史邹元标负责考核外地官员，潘汝桢与同僚过庭训的评价褒贬不一。过庭训任期满后，潘汝桢的评价转为正面，但邹元标上疏弹劾，导致潘汝桢和过庭训一同称病离职。

天启五年六月初七日（1625年7月10日），潘汝桢补任浙江省道御史。天启六年十二月十二日（1626年1月9日），他升任太仆寺少卿，分管东路。天启六年三月初六日（1626年4月2日），他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同年闰六月一日（7月23日），他上疏请求为魏忠贤建立聂氏宗祠，得到批准，这是建立生祠的开始。天启七年三月二十日（1627年5月5日），他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七月初八日（8月18日）再升任添设左侍郎。

崇祯即位后，开始清算魏忠贤的党羽。天启七年十月三十日（1627年12月7日），潘汝桢因礼科都给事中吴弘业的弹劾而被削职为民。崇祯二年三月十五日（1629年4月8日），潘汝桢因“首开谄附”之名被列入“交结近侍次等”，被发配充军。

《烈孝龙川王公碑记》

首立生祠颂美魏忠贤

韩爌：交结织监，潜通内廷，首建逆祠，尤为始祸

潘汝祯是一个寡廉鲜耻、趋炎附势的投机政客，对明朝政治生态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道德沦丧：作为进士出身且熟读四书五经的官员，本应坚守儒家的道德准则和为官的操守，但他却为了个人的仕途和利益，不惜放弃尊严和道德底线，对魏忠贤这样一个段延庆的太监阿谀奉承。他将魏忠贤吹捧为“至圣至神”，这种违背常理的谄媚行为，严重违背了士人的道德规范，也显示出他毫无廉耻之心。

政治投机：在魏忠贤得势时，潘汝祯敏锐地察觉到了依附魏忠贤可能带来的好处，于是积极主动地为其建生祠，以此来讨好魏忠贤。这种行为是典型的政治投机，他完全不顾及朝廷的纲纪和国家的利益，只为了自己能够在官场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权力。

败坏风气：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生祠的行为，开启了明朝官场的恶劣风气。此后，全国各地的官员纷纷效仿，导致魏忠贤的生祠遍布天下，这种现象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也使得官场的风气更加腐败，正直的官员受到打压，而投机取巧、阿谀奉承之辈得以升迁，严重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生态。 总之，潘汝祯的行为是明朝末年官场黑暗、政治腐败的一个缩影，他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后人的唾弃，也成为了历史上的反面典型。

潘汝桢为慈溪市令时曾将公款寄往家中，其父潘为山坚决不受，说：“陶母尚知封坛退鲊，你难道认为我连女子都不如吗？”

潘汝桢在俯顺舆情本中有“厂臣心勤国恤，念切民隐”等话。

《万历辛丑科履历·潘汝祯》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十二 人物志 宦迹 潘汝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