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超(1902年—1976年)，原名宪启，字励吾，又字公，笔名有东郭迪吉、林青、林默、迦陵等，中国近现代文艺活动家、诗人、杂文家、剧作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主编。

孟超于1902年3月1日出生在诸城市城关一个开明的书香之家。孟超11岁就学写旧体诗，1917年就读于济南省立一中，同年底，因参与学潮而被开除。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孟超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参加了陶钝等组织的诸城“反日会”活动。1924年秋，孟超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投身革命活动。1925年5月，孟超在上海参加沪西工人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是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孟超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大学区分部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干事，同时加入上海大学学生军，配合工人纠察队同军阀作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上海大学被查封，孟超被迫辍学后，赴武汉市参加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后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辑科工作，同年出版首部诗集《候》。1928年，孟超在上海与蒋光慈、阿英等人组织太阳社，创办春野书店及《太阳月刊》等文学刊物，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翌年冬，与冯乃超、夏衍等人创办艺术剧社，倡导革命文学。1930年4月起，孟超相继任中共闸北区行动委员会宣传委员、上海市总工联宣传部长。1932年3月，孟超在组织沪西纱厂工人罢工时被英国工部局逮捕，至1933年7月由亲属保释出狱，自此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3年秋至1937年，孟超迫于生计辗转北平市、山东省等地撰稿、教书，先后在山东郯城乡村师范学校、青岛文德女中、临沂中学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后，孟超投身抗日斗争。1938年，孟超先后任抗日战争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宣传队长、三十一军政治部干事、广西绥靖公署国防艺术社总干事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孟超逐步走上文化出版部门的领导岗位，他历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委员、总署图书馆副馆长、出版总署图书期刊部秘书、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1952年孟超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调任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1961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1959年孟超将《红梅记》改编为《李慧娘》，正是这部历史剧使其在1964年遭遇政治批判。1975年6月，专案组硬将孟超定为“叛徒”，清除出党，并强迫孟超在这个结论上签字，孟超严词拒绝。孟超控诉无门，不幸于1976年5月6日辞世。1979年6月，中共人民文学出版社委员会为孟超平反昭雪，同年9月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孟超举行追悼会。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后期，孟超先后发表了26篇小说。孟超从事写作的目的是为革命的现实斗争服务，他的作品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古为今用、借古讽今的特点。他致力于野史、官小说之类，所写杂文别具一格，尖锐泼辣，针砭时弊，有力地抨击了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及日本侵略者，教育和鼓舞了人民团结战斗。

孟超，原名孟宪启，字励吾，又字公弢，1902年3月1日（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生于诸城市城关一个开明的书香之家。孟超家学渊源，祖父和父亲都是“推敲韵句的词客”。孟超11岁就学写旧体诗，他“不大读正史，却很用力于野史、稗官、小说之类”这成为他日后文学艺术创作的蓄水池。

1914年，孟超从父亲开办的敬业国民学校毕业后，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17年就读于济南省立一中，同年底，因参与学潮而被开除。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孟超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还参加了陶钝等组织的诸城“反日会”活动。1924年秋，孟超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投身革命活动。

1925年5月“五惨案”期间，孟超在上海参加沪西工人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是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孟超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值国共合作时期，孟超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大学区分部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干事，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期间，他加入上海大学学生军，配合工人纠察队同军阀作战，见证了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上海大学被查封，孟超被迫辍学。之后，孟超赴武汉市参加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后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辑科工作，同年出版首部诗集《候》。鉴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现实，孟超与蒋光慈、阿英等从实际斗争转移到文化活动的中共党员几度商讨结成文学社团，开展文化斗争。由于武汉革命形势逆转，孟超经安徽省返回上海市，在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任职。

1928年，孟超在上海与蒋光慈、阿英等人组织太阳社，创办春野书店及《太阳月刊》，“太阳社”努力唤起民众的革命觉悟，在倡导革命文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孟超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翌年冬，与冯乃超、夏衍等人创办艺术剧社，倡导革命文学。1930年4月起，孟超相继任中共闸北区行动委员会宣传委员、上海市总工联宣传部长。

1932年3月，孟超在组织沪西纱厂工人罢工时被英国工部局逮捕，并以“预备以非法方法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刑满后，又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仍未痛改前非”为由，转送江苏反省院。由于此间孟超一直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至1933年7月由亲属保释出狱，自此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3年秋至1937年，孟超迫于生计辗转北平市、山东省等地撰稿、教书，先后在山东郯城乡村师范学校、青岛文德女中、临沂中学任教谋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孟超投身抗日斗争。1938年，孟超起先后任抗日战争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宣传队长、三十一军政治部干事、广西绥靖公署国防艺术社总干事等职，随军在大别山区、襄阳市枣阳、桂西一代组织演出、义卖、劝募，宣传抗日救国。

1939年秋，孟超赴桂林市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分会，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开展抗日文化运动。1940年8月，孟超与宋云彬、夏衍、聂绀弩、秦似等在桂林创办了《野草》杂文刊物，这是抗战时期中国重要的文艺月刊之一，成为中国杂文普及期的前沿阵地。

1944年秋日军进犯桂北，孟超被迫转赴贵阳市、昆明市。1946年夏到重庆市，任《萌芽》月刊编委，先后兼教于中正中学、西南大学。与此同时，孟超还参加编辑《西南日报》副刊“高原”、《大公报》旬刊、“漫画漫话”、《新民晚报》、“艺术周刊”等。1947年6月，孟超因参与学生抗暴斗争遭反动当局通缉，只身避走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久，被聘为《大公报》《文汇报》特约撰稿人，1948年7月参加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任编辑。是年11月，孟超由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初，孟超由香港取道朝鲜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孟超逐步走上文化出版部门的领导岗位，他历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委员、总署图书馆副馆长、出版总署图书期刊部秘书、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1952年孟超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调任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1961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做了大量文艺通俗工作。

1959年冬天，孟超应北方昆曲剧院的约请，将《红梅记》改编为《李慧娘》，获得观众及戏剧界空前好评，孟超改编《李慧娘》也是借此表达其爱国思想，激励自己。但因为这部历史剧，1964年孟超遭遇政治批判。紧接着“文革”中，孟超被揪斗，被毒打，被关进了“牛棚”。孟超遭此不白之冤，他曾选择以死抗争，服毒自杀，幸被家人发现及时送医院抢救而生还。

1975年6月，专案组硬将孟超定为“叛徒”，清除出党，并强迫孟超在这个结论上签字，孟超严词拒绝。孟超控诉无门，奇冤难申，不幸于1976年5月6日辞世。1979年6月，中共人民文学出版社委员会为孟超平反昭雪，同年9月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孟超举行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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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超从事写作的目的是为革命的现实斗争服务，所以他的作品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古为今用、借古讽今的特点。他致力于野史、稗官小说之类，所写杂文别具一格，尖锐泼辣，针砭时弊，有力地抨击了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后期，孟超先后发表了26篇小说。从内容来看，主要有两类：一类反映革命现实生活，一类则以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为题材。从写作的时间来看，比较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大革命失败后的太阳社时期，一是抗战相持阶段的桂林市时期。孟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革命者，进行过抗战宣传和实际工作的革命者。

孟超的创作生涯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孟超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后，在瞿秋白、陈望道、郭沫若等文学前辈的教诲和影响下，相继发表了部分诗、散文和小说。孟超最先以诗歌身文坛，1922年8月写的小诗《初秋短岭》和《秋之荷》是他现存最早的作品。孟超前期的诗歌并不寄希望于清高的涅，而求立即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如《热情的燃烧》。之后，孟超又在《狮吼》《洪水》和《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了一些诗歌。1927年后，孟超又相继出版了诗集《候》和《残梦》，其中所收录的作品在形式上有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式、俳句式的短章，也有节奏严谨的格律诗，还有节奏自然的自由诗；内容上较为驳杂，不排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徘徊、看不到光明的感伤情调。

前期孟超的小说，主要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青年的苦闷、矛盾和冲突，描写了他们在斗争的实践中如何逐步认识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并在对敌斗争中不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旧思想作风。如《茶女》通过主人公M和一位游乐场茶女不幸遭遇的比较，反映了造成千百万劳动人民的不幸与贫困的，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逐步认识到只有反抗，才能战胜这不公平的命运。并且因此，和许多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一起，投入到反对军阀、反抗暴政的斗争中去；《梦醒后》描写一个叫黄玉璞的革命青年，终于明白了他之所以失恋，是由于另一个竞争者有钱有势。他所追求的女人屈服于权势的力量，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他去爱。于是，他在精神上得到了超脱，从而朝气勃勃地投身到工作与生活之中。

1928年下半年开始，孟超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主要表现知识分子转为主要表现工人和工人斗争，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教育下迅速走向觉醒的过程，《茶女》《梦醒后》等作品收入小说集《冲突》之中，于1929年出版，标志着孟超的创作由之前的诗歌为主转入以小说为主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孟超的小说创作，以产业工人的生活及其政治斗争为主要描写对象。

如《路工手记》以一个铁路工人的“手记”为形式，表现了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自觉的罢工斗争，描写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潭子湾的故事》表现了上海市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顾正红，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学生、店员的支持下，开展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

1939年孟超来到桂林市后，利用历史小说这一利器，借古喻今，进行抗战宣传，揭露和抨击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各种黑暗腐败现象。1942出版的历史小说集《骷髅集》收录了历史小说《夷的悲剧》《垓下》《渡江》《戌卒之变》《瞿式之死》《查伊和吴六奇》等六篇。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孟超没有继续从事小说创作。但他仍然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剧评、诗歌、戏剧和文艺论文，特别是历史剧如《李慧娘》《红拂夜奔》《穆桂英比箭》等。

孟超的杂文创作始于青岛市时期的“小糊涂”专栏，但将杂文作为文学艺术进行深入创作和研究则是1940年代在桂林市与夏衍等创办《野草》杂志时写的杂文。有论者称，孟超“以短、平、快的杂文遵了民族的、阶级的、党的命，感应于‘国政事变，而逞其诗人的才子之笔。”孟超的杂文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政治为情感所化的散文诗式的杂文；一类是针对时事作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杂文；一类是叙史抒怀，从陈旧中发明出现实新意义的杂文。孟超的杂文语言干净利索，偶而插用一些文言，使人读来感到准确、精炼、生动。如孟超的《谈从望远镜中看人》就是一篇既活泼、又谨严的杂文。这篇杂文写得活泼、严谨，文章是谈论人的问题，却能用形象、生动的比喻来写，用“望远镜看人”“显微镜看人”作比，使人明白易懂。

孟超从事写作也是以此为革命的现实斗争服务。太阳社时期的小说，多以革命加恋爱为主题，艺术上比较粗糙，有着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但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追求，以及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所产生的幻灭、彷徨和矛盾冲突，自有其一定的价值存在。

在树立文艺为工农兵、为政治服务的方向，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方面，这些作品和蒋光慈、洪灵菲、冯宪章等作家的许多作品一样，曾经起到革命文学拓荒者的作用。孟超后来的历史小说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古为今用、借古讽今的社会效果，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和较高的美学价值，不仅成为读者借鉴历史、改革人生的一种工具，而且服务于中国革命，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更重要的地位。

中国解放后，孟超曾先后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委员，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中国戏剧出版社副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戏剧编辑室主任等职。担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并做了大量文艺通俗化工作。1961年，孟超担任戏编室主任期间，出版翻印了《中国地方戏曲集成》《郝寿臣脸谱集》《墨憨斋定本传奇》《孤本元明杂剧》《盛明杂剧》和大量现代戏剧作品，对戏剧出版事业及促进戏剧研究、戏剧创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作家秦似评价孟超为：“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孟超有很好的民主作风。”

作家方继孝评论孟超为：“孟超擅长杂文，成就最高的也是杂文。”

1961年8月20日，北方昆曲剧院新编传统戏《李慧娘》正式在北京公演。演出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编剧为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