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 (1900—1977)，原名钱德富、德赋，笔名钱杏、谦吾、张凤吾、张若英、黄英、黄锦涛、牟殊、残夫、寒峰居士、阮无名、鹰、魏如晦等，安徽省芜湖市人。他的诗歌、小说、散文广受欢迎，而他的创作以话剧成就最大，例如《碧血花》《李闯王》《海国英雄》《洪宣娇》等。

阿英先后在安徽公学附小和萃文中学上学。1918年，他考取芜湖邮政局为邮务生，1920年，他前往上海市考入中华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47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书记以及大连市委文委书记。后来，他担任了天津文化局局长和文联主席。1977年6月17日，他在北京逝世。

阿英是继胡适和鲁迅之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二是编写书目；三是研究论著。在近代文学研究的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对创作、翻译文本和史料建设所具有的奠基意义，对近代文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

阿英1900年2月6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先后在私塾、安徽公学附小和省立商业学校学习。后来，学校因故停办，他便转到芜湖圣雅各中学，然后又转入萃文中学。在芜湖邮政局工作了一年之后，由于经济拮据而辞职。接着，他在合肥市和宣城市等地担任语文教师，并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1918年，他考取芜湖邮政局为邮务生，1920年，他前往上海市考入中华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五”惨案后，他在芜湖编辑出版了《苍茫》杂志。1928年1月，编辑了《太阳月刊》和《时代文艺》等杂志，并出版了《力的文艺》。他在1929年7月14日上午，奉命与一些人到英租界大马路上进行街头游行示威活动，被小沙渡巡捕逮住，送进了提篮桥西牢被捕，他在狱中写了小说《灰色之家》，并由出版公司代为出版。从1931年到1933年，他撰写了《现代中国文化作家》、《中国新文坛秘录》、《现代中国文化论》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等著作。

1937年，与郭沫若、夏衍共同创办了《救亡日报》并主编了《文献》杂志。同时，他还为出版《鲁迅全集》提供了资料。在1938年，他冒险出版了黄镇的《西行漫画》，并受组织委托保存了毛泽东著作及中共的重要文献。除此之外，他还出版了《抗战期间的文学》、《剑腥集》、《晚清小说史》等书籍，并投入戏剧活动，创作剧本并参加导演。他创作的话剧《春风秋雨》、《碧血花》、《海国英雄》、《洪宣娇》、《牛郎织女》、《杨娥传》等在沪上演。

1945年，阿英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撰写了五幕历史话剧《李闯王》，该剧在苏北、苏中、华东等地上演一百多场。在解放后，该剧被译成外文，在捷克布拉格民族剧院演出。除此之外，阿英还在抗日战争期间撰写了《扫荡别记》、《春荒杂记》、《敌后日记》，记录了新四军、中共领导的华东野战军的对敌斗争历史。

在1954年，撰写了《剧艺日札》《元人杂剧》《小说二谈》《晚清小说史》等著作，并编辑了《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以及《晚清文学丛钞》。此外，他还编写了纪录电影剧本《梅兰芳》。

阿英在1947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书记和大连市委文委书记，参加了中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华东代表团团长和大会常务主席团成员。随后，他担任了天津文化局局长和文联主席，并在1951年调任东北文联主席。1954年，他成为中国文艺网的党组成员和副秘书长。阿英对美术也有深入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搜集了历代国画、石刻，并对杨柳青、桃花坞等木刻年画、窗画进行了认真研究。1966年初，阿英和夏衍、阳翰笙等被“揪”了出来，成了专政对象。阿英身患肺癌于1977年6月17日在北京逝世。

阿英的作品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话剧、文化史料整理和晚清文学研究等方面。他的创作以话剧成就最大，其中《碧血花》描写了明末秦凑准名妓葛嫩娘在南京沦陷时勇赴国难、壮烈牺牲的故事，影响颇大。此外，他还写了《李闯王》等有影响力的剧本，以及《海国英雄》、《洪宣娇》等。他的作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等地被多次翻印，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日语、德语、捷克语等多种语言。《晚清小说史》等有日译本、德译本。《李闯王》有捷克本译。

阿英的创作特点主要包括强调史实与文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历史剧富有抒情色彩和战斗精神、强调学术的开放性和民主性以及现实性与历史性。

阿英在继承传统目录学研究方法和体例的基础上，注重对序、例、提要的书写，并主张审慎严谨，强调史实与文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例如，他的《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是一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的文献，通过对史实与文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审慎严谨的编，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阿英的历史剧富有抒情色彩和战斗精神，语言优美，富有感染力。例如，他的历史剧《海国英雄－郑成功》以明朝末年为背景，描绘了郑成功与荷兰殖民者斗争的故事。

阿英主张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强调学术的开放性和民主性。他善于把握历史事件中的转折点，强调情节的张力和戏剧性。例如，他的历史剧《李后主》以五代十国的南唐后主李煜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兼具政治与文艺色彩，引人入胜。

阿英的创作类型包括小说、散文、文艺评论和历史剧等，其中历史剧占据了较大比重。他认为，历史剧可以借古讽今，反映现实社会问题，为现实政治服务。同时，他还强调了历史剧的教育意义，认为历史剧可以引导人民大众进步。例如阿英在他的历史剧作品《李闯王》剧本演出产生巨大反响后说，他这个剧本是想揭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的原因——“被胜利冲昏头脑”“离开了人民”，并通过这段史实的再现，冀望我们的同志“吸取这些历史教训，把它当作晨鼓暮钟来加以警惕”。

阿英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视为圭桌。在文学研究中，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试图通过文学研究揭示社会现实和历史规律。1928年至1929年间，他读了大量的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写出大量的文艺评论和专著。两年内，他共出版诗集、小说集和文艺评论集13部，近200万字，其中最著名的是《力的文艺》和《文艺批评集》。

阿英在学术研究中融入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信仰，以政治信仰为指导，将革命理想深深熔铸在学术研究中。例如，他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是一部旨在揭示列强侵华罪行的文学作品集，全书贯穿着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同时也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学集。

阿英认为，文学研究应该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反映人民的心声，为时代服务。他的文学研究紧密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现实，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革命化进程。在太阳月刊中，阿英发表了许多有关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章，积极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革命化进程。

他一生著作甚丰，内容涉及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以及古籍校点和编纂等，在对文化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对晚清文学的探索研究方面用力甚勤，涉猎典籍之广，搜集材料之细，堪称国内独步。他撰写的《晚清文学丛钞》等皇皇巨的问世，填补了文学研究资料的空白。

20世纪30年代，阿英和郑振铎共同开辟了“晚清”文学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二人于1937年出版《晚清小说史》与《晚清文选》，堪称其时晚清文学研究双璧。《晚清小说史》也可以作为近代小说学成立的标志。

他的创作以话剧成就最大，其中《碧血花》描写了明末秦凑准名妓葛嫩娘在南京沦陷时勇赴国难、壮烈牺牲的故事，影响颇大。此外，他还写了《李闯王》等有影响力的剧本，以及《海国英雄》《洪宣娇》等。他的作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等地被多次翻印，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日语、德语、捷克语等多种语言。

阿英的《资料·索引集》中对新文学史料的归纳包括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中国人名索引、日本人名索引、外国人名索引和社团索引等11个方面。这些归纳为之后几十年新文学史料研究的范围和框架奠定了基础。

周楞伽评价阿英的文学成就说：“阿英乃是他在文坛上由左派批评家转变到极右倾的古书收藏家以后所用的笔名。自从他用了这个笔名以后，就不曾再用‘钱杏邨’三字写过文章，而且从此也搁笔不再写批评了，大概他也有些懊悔青年时代的卤莽灭裂，以致陷入左倾成人幼稚病的错误，而深自韬晦的吧。”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维保认为：“就创作而言，阿英所作主要是小品文和话剧，但客观来说，作为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他所取得的成就更高，在芜湖市现代文人中是最有影响力的。”

张爱萍、楼适夷、王阑西、魏巍、黄裳、柯灵、陆文夫、赖少奇、石凌鹤等也题词写诗，称赞其高风亮节，有曰“制剑扬鞭征腐恶，文章道德景前贤。”

中国现、当代文人阳翰笙在其逝世10周年时赋诗：“笔阵纵横五十年，书香文采留人间。”

阿英的子女依照他的遗愿，将他的藏书捐献给芜湖市图书馆。为了纪念他，家乡人民在风景优美的镜湖之畔烟雨墩上设立了阿英藏书室。现位于芜湖市镜湖路烟雨墩上的安徽文化名人藏馆内，地处芜湖市镜湖区镜湖路2-1号。陈云是阿英在三十年代在上海时的领导，他亲笔题写“阿英藏书陈列室”。

2000年6月29日，中国文艺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阿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并举行《阿英全集》首发式。

阿英在江西匡山读书时的一个故事。当时阿英的哥哥已经成婚，而他还没有娶妻，因此常常被哥哥的妻子嘲笑。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和学识，阿英便常常在晚上独自躲在房间里读书。有一天晚上，阿英正在读一本悲秋主题的诗集，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一阵女子的声音，询问他是否在读悲秋诗。阿英没有想到会有人这么问，以为是被取笑了，于是就出来一看，结果却看到了一位陌生女子，她向阿英请教了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并称赞了他的才华。最后，女子还邀请阿英去她家做客。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和象征，展示了阿英的才华和勤奋，也揭示了当时社会女子的地位和形象。同时，这个故事还表达了文化交流和互相欣赏的精神，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