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系社会产生的背景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男子在生产部门中突出地位的出现，原来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婚姻由对联婚向一夫多妻制过渡，父权制随家庭出现而产生，财产按照父系继承，世系随父系计算。父系氏族制形成后，私有制萌芽、产生。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阶级对立出现。由此进一步导致原始社会解体，国家开始产生。

中原地区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大约在四千年前。其主要文化遗存代表有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此时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晚期。

父系氏族制不同于母系氏族制的本质区别，在于世系按父系计算，财务由子女继承，男子是社会和家庭的核心；他有权支配家庭的财产，也有权支配家的成员。

父系氏族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以往有较大的提高，其表现主要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家畜饲养规模的扩大；制陶技术的进步；铜器制造的出现；丝织品的发明；手工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形成等等。

两极世界理论分析指出，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明使对土地的争夺代替自然界威胁成为了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组织从母系氏族公社形式经过一系列诸如“服役婚”“产翁制”等过渡形式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形式。

民族志调查显示，多数（3/4以上）传统社会采用父系制（即实行从夫居，并按父系组成血缘群体，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在直到现代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上，父系制始终是主流和常态，母系制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父系制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亲缘更远的大猩猩属，都是从夫居的；除了民族志材料，对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同位素分析也显示，这两个社会很可能都是从夫居的。

中原地区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大约在五六千年前，其主要文化遗存代表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此时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晚期。不过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贾湖遗址文化也被认为是父系社会。

父系氏族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以往有较大的提高，其表现主要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家畜饲养规模的扩大；制陶技术的进步；铜器制造的出现；丝织品的发明；手工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形成等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特别迅速发展。男子逐渐从渔猎活动中转入农牧业生产领域，特别是犁耕，劳动强度大，一般只有男子才能胜任，从而加强了男子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同时，制陶等手工业中工艺变得复杂，技术性强，劳动强度大，身强力壮又无生育、家务之累的男子，成为主要承担者，这样，取代了妇女在生产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而妇女则主要从事纺织、炊煮和生育儿女等家务劳动，正是这一变化成为导致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的社会原因。人们在生产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分配社会产品中的不同地位，男子成了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按着当时谁生产的物品归谁所有的原则，男子支配财务的权力逐渐增大，增强了他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就产生了改变传统继承方法，使之有利于自己的意图。因而，在婚姻形态上就是发生了变化，实行对偶婚，从妻居的条件下，男子通过认子仪式，能够明确自己的子女，父亲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加强了。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演变，诸如长住娘家、抗婚、戴假壳等多种多样的形式、途径，改变为男娶女嫁，妻子从夫居，子女改为从父系氏族的姓氏，妻子和子女成为丈夫家庭的成员，妻子对丈夫忠贞，这样，保证能生育男子确凿无误的子女，保证父系血统的纯洁，为实行父权制创造了条件，并达到保存自己财务的目的。因此，男子逐渐成为家长，并由妻子作为管理的助手，利用妻子来夺取掌握在母系手中的家庭经济、生活管理的大权，这样，就逐步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取代了对偶婚制，一夫一妻制不再仅是性的需要、没有共同经济的脆弱的结合，而是有经济保障，比较稳定的婚姻形态。而且从考古资料中的成年年龄相当的男女合葬墓，家庭合葬墓，以及葬式，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肢等存在中得到证明。房子居住上也由原来的大房子，逐渐变为适合小家庭居住的小房子中，得到证明。从此后，男子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母权被颠覆，女性世界的失败。

在父系氏族社会里，由男子及其儿女子孙组成一个父系大家族（家庭），男子不仅把妻子娶进来，而且把男子留在家庭中，而把姐妹或女儿嫁出去，家庭中所留下来的仅是男子，如此继承下去，便于男子来计算世系了。这种计算世系的实质，是为了财务的继承权，在母系氏族中，没有女子时，要过继或收养来保证母系的世系不断绝而向下传递，而且父系氏族中，没有男子时，要用过继或收养男子的方法，以保证后继有人。

母系氏族中对女性崇拜，在红山文化中出土的女神像、裸体女神等，是女性崇拜的体现，而在父系氏族中盛行的是男性崇拜，在龙山文化的华县泉护村和西安客省庄遗址中都发现了陶祖，在湖南安乡县安障公社的度家岗遗址中发现石祖，以及清海东部柳湾出土的一裸体男像的陶罐，都是崇拜父权制的物证。

社会生产的发展，剩余物品的出现，是产生私有制的前提。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形成。私有制是从占有社会开始的，先占有工具、生活用品和牲畜，进而占有奴隶和房屋，而土地的私有则比较晚。有了私有制，也就有了贫富两极的分化，这在父亲氏族时期的遗址中能够看的比较清楚。在大汶口遗址的遗址中，贫穷者墓葬中，随葬品极少，甚至连一件也没有，但在13号墓中随葬十四个猪头，m10号墓中，有77个单件组成的三串头饰，除象牙雕筒、梳及玉钗外，还有玉臂环、玉指环等稀世瑰宝，随葬了大批精美陶器，仅陶瓶就达38件之多，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实际生活需要。这证明私有财务在不断增多，贫富分化日益悬殊。

广西白裤瑶是瑶族的一个分支，自称“吉努”，因男子长年穿白裤而得名。由于直接从原始社会生活形态跨入现代社会生活形态，白裤瑶至今仍 遗留着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信息，被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瑶族分支，堪称“人类文明的活化石”。

中原地区白裤瑶共有约3万人，其中90%以上居住在南丹里湖、八圩两个民族乡境内。定居在溶峰林立、耕地稀少的大石山区的白裤瑶，在长期生产实践和审美追求中，创造了独特的白裤瑶文化，历经千百年，至今仍保存完好。

2004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在里湖乡落成，成为中国第一座瑶族生态博物馆、广西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博物馆的保护范围覆盖了里湖乡怀里村的蛮降、化桥、化图三个自然屯，涉及100多户、500多白裤瑶群众。

对有关母系和母权的种种谬见的清除工作所带来的一个额外好处是，可以让人们更好的认识父系制在人类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恩格斯有一点说对了，父系关系的发展确曾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一大动力，可是他弄错了时间，而且错的很远，这一发展，远远早于他所认为的原始社会晚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

在对黑猩猩的观察中，灵长目学家发现它们在两个关键方面和人类很像：一是战争行为，简·古道尔和西田利贞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黑猩猩群体的雄性成员会组成巡逻队守卫领地，并在巡逻过程中伺机猎杀相邻黑猩猩群体中的落单个体或数量占下风的小团伙。

那些在战争中命运不济的群体，常在几十年内被逐渐消灭，或者在一次成功偷袭中遭毁灭性打击，这与人类学家在亚马孙河丛林、新几内亚岛高地、吕宋山区、南部非洲的部落社会中见到的情形极为相似，实际上，这种由群体内雄性结伙对相邻同类发动经常性战争的行为，在前文明无国家社会中普遍存在，但在整个动物界却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个相似点是政治，弗兰斯·德瓦尔发现，黑猩猩群体内雄性在争夺首领地位、从而获取多数配种机会的过程中，会像人类那样施展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式的政治伎俩，合纵连横、尔虞我诈、见风使舵，比如雄一号用各种甜头诱使雄三号合作阻止雄二号夺位，一旦雄一号显出颓势或二号实力提升，三号便伺机背叛与二号合谋篡位。

当然，由于缺乏语言和武器带给人类的强大交流、控制与组织手段，黑猩猩的战争和政治形态还非常原始简陋，但从整个灵长目乃至动物界看，黑猩猩已经朝着建立复杂社会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步，恰恰与父系关系的建立同时发生，而父系群体和战争与政治在动物界同样罕见，这强烈暗示着，这一同时性并非巧合。

从亲缘选择的角度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父系关系所起的作用，假如黑猩猩群体是母系的，其中成年雄性并非近亲，那他们就很难形成持久的合作关系来集体守卫领地和发动战争，争斗将以个体对个体而不是群体对群体的方式发生，因为一旦某方显现出优势，弱势一方的个体便可轻易转投优势方，这样，以群内合作为前提的群体间对抗便难以形成。

由于性选择导致两性在体型和体能上的显著差异（即所谓“性二态”），群体间对抗只能以雄性为主力，这要求雄性间能够达成合作，而除非得到亲缘关系的强化，这种合作难以持久。对此困难，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建立父系合作群体，而通过采用从夫居模式（即成年雌性离开出生群体，雄性留在群内），黑猩猩找到了这个方案。

父系引擎的威力

基于父系亲缘的雄性联盟的建立，对此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当人类跨出了更重要的第二步——结成固定配偶关系、进而建立父系家族——之后，社会结构便朝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因为婚姻大幅提高了亲子关系确定性，让父系亲缘变得更明确更精细，从而有可能按亲缘远近建立多层次的父系家族组织。

同时，多层次结构带来了等级分化，后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强化了配偶竞争和性选择压力，又因为语言和武器将选择压力从个人身体禀赋转向了地位、财富、权力，以及组织控制能力，因而使得性选择成了社会结构进化的一大动力。

上述机制，对照狒狒属的情况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阿拉伯狒狒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像人，其社会形态甚至比黑猩猩更接近人类。它同样罕见的采用了从夫居和父系制，但比黑猩猩更进一步，它和人类一样建立了多偶制的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也得以按亲缘远近建立了多达四个层次的复杂等级社会，四个层次大致相当于人类的家庭、氏族、游团和部落。

多层父系群的建立，使得埃及狒狒的雄性联盟极具战斗力，群体间常因争夺领地和支配地位而发生战争，有时战争场面相当壮观，在一英里开阔的战场上数百头雄性投入战斗；另外，雄性在控制配偶和下级时也表现的非常暴虐，这些情景，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类社会。

阿拉伯狒狒转向父系制，最初可能是为了构建雄性联盟以对抗非洲豹和斑鬣狗等危险捕食者，相比之下，其近亲狮尾狒狒生活在捕食者难以到达的悬崖绝壁上，处境更安全，因而仍保留着母系制，没有发展出多层次结构，雄性对待配偶更温和，群体间冲突也没有那么剧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比如劳伦斯·基利和史蒂芬·平克发现，整个人类史上，前国家社会都充斥着连绵不绝的暴力和战争，在这种环境下，群体的生存和壮大往往严重依赖于其战争能力，而在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前国家社会，战争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联盟保障。

由此有理由相信，父系制在历史上始终居于主流，母系制只是例外。有些社会或许因为地处孤立隔绝环境（比如沙漠或小岛），冲突强度低，比如母系制的霍皮族美洲原住民，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有些社会则因为选择了特殊生计模式而难以维系父系家族，比如摩梭族男性长年外出经营马帮，甚至无法维持稳定婚姻关系，与此相似的是苏门答腊岛的米南佳保族男性也普遍外出从事商业或手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