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惠，1926年3月31日出生于新北市三芝区（今新北市三芝区）一个家境优裕的家庭环境中，17岁那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台北女子学院——日据时期台湾女子的最高学府。曾文惠受的是日本式的教育，她的日本名字叫文子，乳名寿米可。

曾文惠比1923年出生的李登辉小3岁。曾家是三芝小基隆的地主，财富广布三芝庄、淡水街等淡水郡地区，另外在台北市也有财产，每年田租以几千石计。在早年的淡水地区，田地能有100石收成的，就被当地人誉之为财主，而曾家却拥有3000石以上的家产，可谓富贵中人。因此，曾文惠的童年少女时期都是在十分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的。17岁那年曾文惠高中毕业后考入台北女子学院，那是日本占据时期台湾女子的最高学府。曾文惠曾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女孩子念书的目的，就是学习做个好太太，所以读的都是做菜、插花、做衣服、带孩子这些知识。现在的女孩子幸福多了，可以跟男孩子一样，念完书就可以出去做事。”

曾文惠还在念书的时候，父母就安排他跟淡水三芝的同乡世交李登辉订婚。曾文惠的父亲曾庆余和李金龙是小学同班同学，又是农会的同事，但李金龙第一次向曾庆余提亲时，由于两家财产贫富差距较大，曾家没有答应。后来李金龙托有影响的人士再次提亲，才同意了。这门亲事虽说是父母之命，其实也是曾文惠的意愿。那时候，读到女子学院的女孩子，一定要嫁给医生才有面子，她的姐姐就嫁给了医生。最初，父母也是这样打算的，可是介绍了几个医学院的男孩子，曾文惠都不同意，唯独中意从小“拖着鼻涕”、“又丑又怪”的李登辉。十几年后曾文惠回忆说：“这大概就是缘份吧！”

曾文惠受的是日本式的教育。她的日本名字叫文子，乳名寿米可，她的日语水平高于李登辉，但普通话讲得不好。在大儿子李宪文入学前为了能对教育孩子有所帮助，自28岁时开始从拼音字母学起，练习普通话。后来，李登辉跨入政界，经常与一些外国人打交道，她又开始学习英语，成为“美尔顿英语补习班”中年纪最大的“妈妈学生”，被同学们叫做大姐，并被选为班长。经过多年的练习，总算有了成果，虽然普通话仍有“台湾腔”，英语里仍有“日本腔”，但比起年轻的时候，都已大有长进。

曾文惠曾遭新党“立委”谢启大及冯沪祥指控在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中国国民党落败后，挟带数百万元美金到美国，但曾文惠控告谢、冯二人诽谤，该二名“立委”被判有罪定  。

1949年2月9日嫁给李登辉，与李登辉生有一子李宪文（1982年因鼻咽癌逝世），二女李安娜、李安妮。信仰基督教。其前任为蒋方良，继任为吴淑珍。

曾文惠曾遭新党“立委”谢启大及冯沪祥指控在2000年台湾当局领导人选举国民党落败后，挟带数百万元美金到美国，但曾文惠控告谢、冯二人诽谤，该二名“立委”被判有罪定谳。

曾文惠1926年生于台北县三芝乡，1949年2月9日嫁给李登辉后，有一子李宪文（1982年因鼻咽癌逝世），二女李安娜、李安妮。

独生子李宪文出生于1950年，在文化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曾赴日本进行短期深造，并翻译过日本原田钢所著的《少数占据的原理、政治权力的结构》。回台后，进入文化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同时在《中华时报》任职。李宪文娶大学时的同学张月云为妻，1982年因患鼻咽癌早逝，对此李登辉极为难过，发誓从此不沾烟酒。曾文惠更是伤痛欲绝，一度要撞墙自杀。李氏夫妇为怀念独子，每年3月21日都要为他作追思礼拜。李宪文与张月云育有一女，小名“巧巧”，大名“坤仪”，是李登辉的“开心果”。

李宪文患病时，他的同学苏志诚辞去《台湾新生报》记者职务，专心进行照料，几乎天天陪伴在病榻前，给李登辉夫妇印象十分深刻。当李登辉任台湾省主席时，就把苏放在省主席的台北办公室，成为李登辉的机要，并认为义子。李登辉进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后，苏也随往。现对外自称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秘书室主任（实际无此官职），被外界视为“李登辉的代言人”、“大红人”。

长女李金娥，因为这个名字太俗气，后又改名李安娜，1952年出生，曾任东海大学企管系副教授、教授。其夫黄循武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在台中荣总医院当医师。

小女儿李安妮，1956年出生，东吴大学社会系毕业，台湾大学社会学硕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丈夫赖国洲是政大新闻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届毕业生。赖既是半子，又是李氏夫妇最信赖的人，因而一言一行都受到外界的特别关注。

赖国洲曾任《自立晚报》专栏作家，后任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侨务委员会委员、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系讲师并兼任“民意调查基金会”董事。据说，有关李登辉的民意调查问卷，都必须先送给他过目。此外，赖还兼任“新闻评仪会”秘书长及电视台“新闻桥”制作人、文化总会电视文化研究委员，还是太子汽车的法人代表、博新育乐公司董事等十多个职务。有人认为，李登辉在新闻文化界的人脉都由赖国洲出面联络。其影响力甚至超过当时任台湾省长的宋楚瑜。因为李登辉政务繁忙，常住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中，平常人无法接近，外界一些有意跟李搞政商关系的人，便千方百计动脑筋接近曾文惠和赖国洲，希望透过他们的管道成为台北官邸的坐上客。1990年3月台湾政潮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表态献殷勤的大有人在，台中市一个杨姓财团，为做公关，就自动转去新台币2千万元。

第一家庭

现住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台湾“第一家庭”，人丁不是很旺，上下四代人，住在官邸的不足6人。可是侍卫、管家、佣人等却超过这个家庭人口的10倍。“老太爷”李金龙在世的时，因嫌官邸戒备森严，出入不便，没有自由，所以他搬出去和李登辉同父异母的弟弟李炳楠住在了一起。李登辉官邸住的6个人，除李登辉夫妇外，还有儿媳张月云和孙女李坤仪，小女儿李安妮和夫婿赖国洲。其长女李安娜及其夫婿家住在台中市，每星期都北上一次专程进官邸向父母问安。被官邸的主人看作家庭成员之一的是义子苏志诚，他虽然不住官邸，但每天必到。

李登辉平时有两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一句是“我说了算”，再一句是“有事打电话给我吧”。无论说话、办事都十分权威，无人敢驳。在他讲话的时候，别人没有插嘴的余地，因而去官邸见他的人，只有听他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没了。民进党的头目也好，中国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好，政府什么部门的头头也好，在官邸见他以后都感到索然无味，悻悻而退。有一位曾多次受邀到官邸与李登辉聊天的民间人士说，有一次他和两位朋友被邀到官邸后，李登辉说：“今天我要多听你们讲。”但是，紧接着又立即对他感兴趣的一些话题足足讲了40多分钟。

李登辉对外人是这样，在家里对家人更是说一不二，大家长呀气派十足呢。凡是他决定了的事，那怕是至亲好友，也别想动摇他半分。要是说能稍微动摇他一点点的主意，也只有他的乘龙快婿赖国洲。赖国洲到底是一个土博士，洋博士还是会听听土博士的意见的。在家庭中说一不二的人，民国初年还有一个，那就是袁世凯。袁氏治家的办法是学曾国藩的，但他比曾国藩更上一层楼，一经自己决定了的事情，家中五六十口人，没有一个人敢参与意见，可见其威仪之盛。李登辉的威严可与袁氏媲美。

遭受诽谤

曾文惠曾遭新党“立委”谢启大及冯沪祥指控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国国民党落败后，挟带数百万元美金到美国，但曾文惠控告谢、冯二人诽谤，该二名“立委”被判有罪定谳。

子女

李登辉与曾文惠膝下共有三个孩子：长子李宪文、长女李安娜、次女李安妮。对于孩子，夫妻俩管教甚严，主要由曾文惠承担。曾文惠曾说：“家太重要了，家庭主妇更是家庭的重心。”李登辉也说：“我忙于公务，很多亲友人情交往，都要由她代劳”。

长子李宪文在念小学时，考试没有得满分就不敢把成绩单带回家。后来考上中学，但在联考中落榜，直到当兵回来，才考上文化大学政治系。大学毕业后一度到日本留学，因与父母亲要求甚远，内心很苦闷，常以喝酒抽烟度日，最后又回到台湾，进入中国文化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大学期间和同学张月云订婚，1979年结婚。婚后生下爱女巧巧，学名李坤仪。外孙女是曾文惠生活的又一重心，她的皮包里经常放着孙女的照片，一有空就陪李坤仪画画、弹琴。曾文惠常说：“巧巧生性聪明而且听话。”李登辉对孙女巧巧也特别好，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巧巧。

长女李安娜是李登辉赴美国爱荷华大学读书时出生的。据曾文惠说，李登辉回台的一段日子，李安娜因面生而不让他抱，一抱就哭。李安娜毕业于文化大学企管研究所，曾任教于文化大学，现职是东海大学副教授，女婿黄循武是“荣总”台中分院骨科医师。

次女李安妮在兄妹中是念书最好的一个，她毕业于东吴大学社会系、台湾大学社会研究所，曾任东吴、政大讲师，后任“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曾文惠眼中，李安妮是个小淘气。但在谈到学习时，她说父亲管教太严，记得在念小学一、二年级时，家庭作业没写完，半夜会被父亲叫起来，一定陪着做完，才准睡觉。

在三个孩子中，曾文惠与李登辉寄希望最大的是李宪文，中国的传统文化亦然。然而正当幸福的家庭充满欢乐之际，灾难降临到曾文惠与李登辉的头上。

1983年，李宪文因患鼻腔癌过世。晚年丧子的剧痛使曾文惠差点被打倒，李登辉也一度想去当牧师传教。为了表达对儿子深深的爱意，曾文惠与李登辉决定在家里举行追思仪式。因为是家庭礼拜，李登辉没有邀请什么外人参加，只有李宪文生前工作单位的三个朋友，其中的一位这么形容：“我早半个小时抵达，李宪文的母亲曾文惠红着眼睛接待我，公馆里很哀伤，许多身穿西装的人显得很忙碌，电话也不停地响，可就是没看到李登辉。”

追思即将开始，李登辉方匆匆走进客厅，他仍穿着整齐的深色西装，表情十分严肃，身旁的秘书还在他耳边小声说着话。

“李登辉同我们握手道谢，便坐在曾文惠的身旁，他一直都很严肃地板着脸，像往常一样挺直腰着。”当礼拜快结束时，“忽然听到轻微的啜泣声，我看到李登辉已弯下身子，将眼镜摘下，把脸埋在手掌里。”后来，李登辉竟失声痛哭起来。对于爱子英年早逝，李登辉与曾文惠的确痛不欲生，每逢夜深人静，夫妻二人常相拥痛哭。一早起来李登辉又忙于政务，曾文惠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的悲痛。

权力背后的女人

曾文惠多次向友人提到，李登辉“吩咐”她“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四处抛头露面，除非参加官方场合及活动以外，不要出门，只要管家好了，因为官场很复杂，女人很容易讲话失当惹祸。”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李登辉在受到层峰赏识出任台北市市长后，曾文惠变得繁忙起来，那时她和台北基督教女青年会之间常有往来，曾任该会台北分会董事，也会应邀敲敲爱心锣。3年之后，李登辉出任台湾省“主席”一职，世事的变化令曾文惠不敢想象，她告诉来访的人说：“以前，我们的生活圈很单纯。他当市长后，才跟政界有接触，也感到责任重大。我告诉他，只要有爱心，为人诚恳，做任何事情都一样。今天，他的担子更重，我只有更好好地照顾他。”

有舆论称：随着李登辉仕途的改变，曾文惠积极地恰如其分地扮演配合性的角色，在发型和穿着上，曾文惠都略作改变，根据某位“第一家庭”成员表示，这种改变是曾文惠对自己角色的尊重。在这位人士的感觉中曾文惠只能扮演一般场合的配合角色，她仍是“某某人的妻子”，这位“第一家庭”成员认为曾文惠并不是“很积极地想独当一面”。

曾文惠是传统地以丈夫利益为第一优先的妇女。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永远都是一年级。”随着李登辉每一次职务的变更，她都要从头学起，像一年级小学生一样。

曾文惠与李登辉订婚之后，很快就辞去了令人羡慕的银行工作，当时很多人都认为银行是个金饭碗，

丢掉太可惜，就连她母亲都这样认为。曾文惠则安慰她母亲说：“既然那个怪人要我辞，辞掉算了，他要养我就让他养好了。”从此，她再也没出来做过一天事。

1949年，曾文惠23岁时与李登辉喜结良缘。当时李登辉在台湾大学任助教，一个月只有500元新台币收入。孩子们陆续出世后，家里各项开支增大，约需1200元。为了不让丈夫被生活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曾文惠就变卖金戒指补贴家用。

早在银行工作时，曾文惠一有剩余钱，就去买金戒指，积存下来，后来竟积了一大包。此刻在生活艰难之际，派上了大用场。1952年，李登辉考上公费留学生，到美国爱阿华大学深造，所带的零用钱，也是曾文惠日常变卖金子换来的钱。

等到李登辉学成返台，曾文惠的金戒指早换光，钱也用完了。

李登辉由美返台后，当时有两项工作可供他选择：一是月薪200美金的农村复兴委员会技正，一是月薪新台币500元的省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当时美元与台币的比率为1：40，两个职业收入差距是相当悬殊的。而李登辉选择的是收入微薄的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职务，因为他的老师、台大农经学教授徐庆钟当时任农林厅厅长。他听从老师的建议，舍却名利，毅然赴职。对于李登辉的职业选择，曾文惠没有半点怨言，她理解他、尊重他。

为了使妻儿的生活有所改善，不善经商的李登辉只好发挥自己的专长，每晚坚持埋头写稿，赚稿费补贴家用。曾文惠也在家里开办了一个小型插花班，负责讲授花道，李登辉也帮着用钢板刻写讲义，孩子则在母亲教课时帮忙发讲义与花材，全家人勤劳奋勉，自得其乐。这段同甘共苦的日子，使夫妻间的感情增长不少。

1965年，已经成为台湾大学教授、农复会技正的42岁的李登辉，考取了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及康乃尔大学联合奖学金。3年苦读终有所成，他撰写的《台湾经济发展与农工间资本移动问题》的博士论文，不但获得康乃尔大学的最高评价，同时荣获该年全美农业经济学会的最优论文奖。就在李登辉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写着“Tomywife”。但曾文惠调侃地说：“光这样写，人家怎么知道你的wife是谁呀？以后再写书该注明‘献给爱妻曾文惠’。”后来，李登辉在几本中文著作中，如《台湾农业经济论文集》的序文中，特别提到“感谢内子李曾文惠女士……支持我，使我的生活充实美满，克尽人生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