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同乡李忠毅公之文孙龙田
司马，名惟仁，尝诋论
曾国藩曰：“
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谓曾文正功业及大节所在，固不可轻议；然论其学术及其所以筹画天下之大计，亦实有不满人意者。文正公日记内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问：“于何处可以见曾文正陋处？”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处也。”
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日情形，与
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
袁绍、
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环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观，有不续兆
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孔子曰：“微
管仲，吾其被发左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虎门轶事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后有气节，有气节而后有功业。余谓当日中兴人材，其节操风采，最足动人景慕者，莫如彭刚直公。犹忆庚申年，中法构衅，刚直公以钦差大臣守粤省虎门，时余初入张文襄幕，因识刚直公左右，得闻其轶事。当时，孝钦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时赏赐参貂食物等品。每逢赏品至，刚直公一睹天家物，辄感激涕零，哭
失声。庚子年，
辜鸿铭部郎名汤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当时匪踪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烂，又值文宗龙驭上宾，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祸乱，盖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临政之忧勤也。三十年来迭遭变故，伦常之间亦多隐痛，故将相大臣罔不体其艰难，同心爱戴。”云云。据闻辜部郎《尊王篇》之作，盖有感于当日所闻刚真公虎门哭失声一事。
梁启超曾比
李鸿章为汉大将军
霍光，谓其不学无术也。余谓文忠可比汉之
曹参。当咸、同间，中兴人材除
湘乡市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
孟子所谓“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当时粤匪既平，天下之大计待定者有二：一曰办善后，一曰御外侮。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文忠继文正为 相，一如曹参之代
萧何，举事无所变更，一遵
萧何约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于不可收拾哉？
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言幼年入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
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遍，其貌温然，其言霭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余谓文文忠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
略亦实有过人者。中国自弛海禁后，欲防外患，每苦无善策。粤匪既平，曾文正诸贤筹画方略，皇皇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而文忠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
福建省同安区，生于南洋英属
马来西亚槟岛。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
清代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
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论语》、《
中庸》和《
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
清流传》）和《
中国人的精神》（原名《
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
故宫，不可不看
辜鸿铭”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