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清末民初翻译家、学者。名Tomson，即汤生，号立诚，鸿铭为其字。晚岁自署“汉滨读易者”，又号“读易老人”，常自称“慵人”。英文名为Kuh Hung-beng或Ku hung-Ming，另称Amoy Ku，所撰西文文章，署名为“一个中国人”或“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祖籍福建同安。

辜鸿铭1857年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今槟城）一个华侨世家。是其父辜紫云次子，其母为西洋人，辜鸿铭由此也拥有混血儿的蓝眼特征。他从小聪明伶俐，受来自英国的橡胶园主布朗夫妇喜爱，被收为义子。辜鸿铭从小受西式教育，曾在槟榔屿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三年，主要学英语。13岁左右由布朗夫妇带往欧洲留学，在西方游学十一年。他先于1873至1874年之交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专攻西方文学。1877年春获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又曾到德国某工学院进修，获工科文凭。接着在法国巴黎、意大利等地游学，1880年返回槟榔屿，娶妻淑姑，后被派往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任职。三年后，他在新加坡结识了清廷洋务派官员马建忠，在马建忠的启发下，辜鸿铭辞去殖民政府职务。从此留心蓄发养辫，改穿长袍马褂，闭门钻研中国语文。随后，辜鸿铭转往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攻读中文书籍和儒家经典，广泛研究西方汉学著作。这一时期，他还开始以英文发表文章，对西方汉学进行批评，正式揭开了其文化活动的序幕。1885年，辜鸿铭在日本纳妾，其名贞子，本姓吉田。同年他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主要负责译述情报和礼宾工作，历时近20年。在这期间，他曾协助张之洞创办兵工厂，为其延聘各种教习等。辜鸿铭用英文译述儒家经典，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中庸》，著书立说，向西方宣扬儒家文化，为晚清政府辩护，并抨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及其西方文明。1905年经张之洞和周馥举荐，辜鸿铭出任黄浦江濬治局督办。随后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晋升郎中，左丞。1910年1月，清廷以其为“游学专门列为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年底，他辞去外务部职务，出任南洋公学监督。在晚清，辜氏在政治上大致属于洋务派。他既反对戊戌变法，也反对辛亥革命，曾撰文著书屡以攻击。辛亥革命后，他以遗老自称，留辫不剪，与世抗争。1917年丁巳复辟，他卷入其中，负责外交联络，被列名为外务部侍郎。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聘其为北大教授，主讲英诗和拉丁语。五四运动前后，辜氏仍不懈地以中英文著书作文，坚持批评西方文化，宣传儒教救世救西和中国文化优越论，同时反对新文化运动。在西方，他是东方文化的代言人，在中国则是“新青年”们抨击和嘲讽的顽固象征。1924年，辜鸿铭被邀往日本讲学三年，主讲东西文化，其间曾应其宗弟辜显荣之邀到台湾演讲。1928年，张宗昌任命他为山东大学校长，但并未到任。同年4月30日，他在孤寂和抑郁中因病去世，享年72岁。由于辜鸿铭生在马来西亚，学在欧洲，出仕清廷，娶日本女人为妾，他自称“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政府”，又曰“东西南北人”。

辜鸿铭用英文创作《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书，并有多篇阐述中国文化的随笔。他向西方人宣传东方文化和精神，是中国清末民初精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在翻译史上，辜鸿铭打破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儒学经典的翻译垄断，完成了更贴近实际含义的英文译著。其著作文风奇警，文笔犀利，行文流畅、机智诙谐。由于辜鸿铭脾气古怪、行为乖张不可捉摸，且好作惊人之语，被称为“文坛怪杰”；西方流传一句话形容他：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于1857年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他的曾祖父名叫辜礼欢，曾首任英属马来半岛的“甲必丹”，家族从此兴盛。辜礼欢生有八子三女，子女中最有出息的是辜安平、辜国材和辜龙池。辜安平自幼被送往国内读书，得中进士后在林则徐部下为官，后调职台湾并定居下来。其孙辜显荣和曾孙辜振甫在商业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声誉卓著。辜国材和辜龙池在政治上也都有所作为。辜龙池就是辜鸿铭的祖父。他的儿子也即辜鸿铭的父亲叫辜紫云，以经商垦植为业。他帮英人福布斯・布朗（ Forbes Brown）管理一个名叫“牛汝”的橡胶园，担任经理，由于勤勉忠厚，深受布朗信任和器重。辜鸿铭是紫云次子，其母为西洋人，所以生就一副蓝眼睛，加之聪明伶俐，也甚得布朗夫妇喜爱，被收为义子。辜鸿铭从小受西式教育，曾在槟榔屿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三年，主要学英语。13岁左右，即1869年前后，他由布朗夫妇带往欧洲留学。

辜鸿铭在西方共呆了十一载。他被戈登·布朗带到苏格兰，进入著名学校苏格兰公学，后再入爱丁堡文法学校。在辜鸿铭离开父母前，辜紫云让辜鸿铭跪拜祖先，并告诫他：不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他通过背诵约翰·弥尔顿《失乐园》、莎士比亚戏剧来记忆英文。物理、化学等科目则由家庭教师在布朗家中的实验室讲授。后来辜鸿铭随布朗族赴德，在布朗的指导下，通过背诵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浮士德》学习德语。布朗还循循善诱鼓励辜鸿铭统一对法、葡、拉丁、希腊文等进行了深刻学习。这成为辜鸿铭后来精通多门外语的基础。接着，辜鸿铭阅读了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了解到浪漫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揭露和批判。在正式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之前，他的父师布朗曾亲自把他送到卡莱尔教授家中，并一同在这位老学者家中连住了三个月。1873至1874年之交，辜鸿铭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专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春，他顺利通过了拉丁语、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诸多科目的考试，以优异成绩荣获文学硕士学位，时年方21岁。此后他又曾到德国某工学院进修，获工科文凭。在法国巴黎、意大利等地游学，1880年24岁时返回槟岛。

1880年，辜鸿铭返回马来西亚后，旋即被派往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任职。他在新加坡得遇清朝洋务派官员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面谈之后辜鸿铭决定辞去殖民政府职务。他从此留心蓄发养辫，改穿长袍马褂，闭门钻研中国语文和儒家文化。1882年，辜鸿铭转往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在香港，他一面广泛阅读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们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尤其是威妥玛关于中国语言的著作，理雅各英译的儒家经典，以及巴尔福、翟理思、卫三畏等人的各种著作。这一时期的辜鸿铭主要学习传教士和汉学家的英文著作来认识中国文化。他还曾到过福建老家和上海市，并拜师补习文言文，探索着回国效力的道路。这一时期，他还开始以英文发表文章，对西方汉学进行批评，正式揭开了其文化活动的序幕。

1884年7月，辜鸿铭自厦门返港途中，偶遇张之洞的幕僚杨汝树。杨汝树对辜鸿铭精通外文的能力大力赞赏，后力荐给张之洞，张立即派人赴港邀请，辜鸿铭进入督府任外务文案，主要负责译述情报和礼宾工作，历时近20年。

辜鸿铭为张之洞幕僚之后，充分发挥才干，与梁鼎芬对湖北旧式书院进行改革，引进“时务”，并创建新式书院和学堂（如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矿业学堂、工业学堂等）。辜鸿铭与梁鼎芬为张之洞谋划、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方言”学西方语言及外事交涉诸务；“格致”兼通化学、物理、工学等，为众学之门；“算学”乃制造之本源，以求为国家培养通用型实用人材；“商务”关系强国富民大计，旨在造就管理财务人材。由辜鸿铭草拟初稿，与梁鼎芬敲定底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19年（1893年）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帝，获钦准。自此，华中地区有了第一所高等学府，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兼任方言教习。凡辜氏门生二年内必以西班牙语对答如流。1896年，学堂实施改革，增设德、法、俄、日诸文。辜鸿铭仍于公务余暇兼授英语、德语。辜授课极严，全校师生景仰，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除办学，他还协助张之洞创办兵工厂，为其聘请各种教习等等。辜鸿铭以英文译述儒家经典，著书立说，向西方宣扬儒家文化，为晚清政府辩护，并抨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及其西方文明。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5年经张之洞和周馥举荐，出任黄浦江濬治局督办。随后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晋升郎中，任左丞。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语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0年1月，清廷以其为“游学专门列为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同榜中严复居首，他位在第二。年底，他辞去外务部职务，出任南洋公学监督。

辛亥革命后，他以遗老自居，至死与民国作对，诅骂新生事物，并留辫不剪，与世抗争。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不避其顽固保守聘其为北大教授，主讲英诗和拉丁语。1917年丁巳复辟，他卷入其中，负责外交联络，被列名为外务部侍郎，并因此遭到广泛批评，险些丢掉教职。五四运动前后，辜氏仍不懈地以中英文著书作文，坚持批评西方文化，鼓吹儒教救世和中国文化优越论，同时反对新文化运动。在西方，他俨然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在中国则成为“新青年”们抨击和嘲讽的顽固象征。1920年，辜鸿铭和英国作家威廉·毛姆会面，一年后，又会见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1924年4月23日，印度徐志摩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同年，辜鸿铭见到溥仪。从本年起，他赴日本讲学三年，期间还曾赴台湾，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中国。不久后他的妻子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辜鸿铭传统古怪的扮相不满，辜鸿铭亦不满其高傲姿态，拒绝受聘。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但染了感冒，经治疗不见好转。当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一生完整翻译过的儒经有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但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只有前两部，其它的都是误传。辜鸿铭还零星翻译过《诗经》《尚书》《易经》《孟子》《孝经》《礼记》等经典中的一些段落和句子，有的反映在论著文章中，有的还在英文报刊上专门发表过。

在翻译理念上，辜鸿铭视作品为“有机整体”，其译文在总体上，显示出对儒家经义比此前一般传教士和汉学家（包括理雅各在内）有更为全面贯通和深入的理解。比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一句的翻译就有代表性。辜氏译“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为：“hates to die without having one anything to distinguish himself”，传教士理雅各则译为：“ dislikes the thought of his name not being mentioned after his 死亡”。由此可见，辜氏的翻译相当准确，理雅各的译文则错得太远。在理氏看来，君子是不应当挂念死后之名的，所以他将此句译为“君子讨厌挂念死后名字不被人提及”。辜鸿铭的译文流畅自然，显示出很高的英语文学修养，追求在翻译中既展示儒经深的哲理，又展现其文学上的价值。

在具体翻译方法上，辜鸿铭主要取意译法。这种翻译法追求译文与原作之间的“灵活对等”。在《论语》译序中，他公开声称其译文是“努力按照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在《中庸》译序里他又明确表示，其翻译标准是“彻底掌握其中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例如，“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第一》）。此句中的“敏”字本是勤快的意思，辜氏译为“deligent”可以说适得其意。理雅各将其译为“earnest”（恭敬、认真、笃实），则离真意甚远。又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第一》）。此句中的“归”字意为“归于”。理雅各似乎不懂得汉语中的“归”字还有这一用法，他将其译作“resume”（回归或重新恢复），这样一来，整个句子的内涵就受到了影响。而辜鸿铭译为“ grow in”，则非常合适。

辜鸿铭翻译的过程中，引用欧洲名家如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席勒、约翰·拉斯金等人的言论来注释儒经，类比两个文明的古代圣贤，如将颜回比作圣徒约翰，仲由比作圣徒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一些中国的历史朝代，他也用西方人熟悉的方式类比，如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他在积极帮助西人理解经文的同时，内心深处更寻求西人对儒家经典价值的认识、及其对儒家道德文明的认同。在《中庸》头版序言中，他曾指出：“最引人注目的是，正如我在译本中所附的注释所显示的，在现代欧美最优秀和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最近著述中，能找到与这本写于两千年前的书同样的形式和语言的阐述，而这正是该书特有的价值所在。”由此可见，显示儒经的价值也是他引注西方思想家言论的意图之一。

然而，辜鸿铭过于注重意译，会出现误译、漏译或错译的问题。他强行将中西人物进行类比，有时候不伦不类。在《论语》翻译中，辜鸿铭还随便删掉经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名，他对于孔子的弟子除颜回和子路外，其它一般都直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又如“深则厉，浅则揭”（《论语·宪问第十四》）。此句中“厉”的意思是“穿着衣服蹚过去”，全句意思是说明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水深则穿着衣服蹚过去，水浅则擦起下衣涉过去。但穿着衣服蹚过去不免有些古怪，为了不让西方人因此加重对中国人的偏见，他将这个一般注解都较明确的“厉”字译为“游过去”。

辜氏著作文风奇警，文笔犀利，行文流畅、机智诙谐，这是他的著作和思想在西方得以产生广泛影响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他常常采用问答形式来阐述自己观点的行文，形式运用自如，令人回味、启人深思。

1910年，辜鸿铭出版《清流传：中国的牛津运动》。这是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最后一本重要著作。牛津运动指1833年由牛津大学一些英国国教教士发起的宗教运动，其目的是通过复兴罗马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来重振英国国教。辜鸿铭以张之洞领导的清流运动类比来编著此书。辜鸿铭有两个目的，一是“想帮助我们中国人去与现代欧洲的进步与新知的观念战斗，回顾我们过去的运动可以总结教训。我们怎样战斗，为什么失败和怎样失败：所有这一切对于我新的外国盟友也将是有用的”；二是纪念领导他参加“中国的牛津运动”的首领张之洞，并藉此向西方再作一次悲壮的抗议，告诫他们已经到了必须改变对中国政府及其文明的错误态度的严峻关头。在该书序言中，辜鸿铭批评英国人所谓的“观点”哲学，谴责他们将其自以为是的关于道德、宗教与文明的“小小看法”强加给中国人的行径。他引用英国将领戈登的话警告西方：中国人“希望有一种选择权，僧恨突然外加给他们的道路，就仿佛他们对此无意义似的”。如果西方人继续漠视这一点，中原地区人即便完全接受西方所强加的一切，也不会真正贯彻它。在该书再版的附录中，他又悲愤地预言：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的灾难性后果，“必将迫使欧美民族非常严肃地反省他们对待中国及其文明的方式”。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辜鸿铭开始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发表一系列关于中西文明的随笔，后编成集，在1915年出版。《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全书由“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妇女”和“中国语言”等七部分组成。其中“中国人的精神”是核心。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原地区语言”。他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在本书中，辜鸿铭反对西方文明，提倡中国传统文明，明确地提出中国文化拯救西方的主张。

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鸿铭提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因此，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即一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中国人永不衰老。他引用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来描绘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辜鸿铭认为，“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充分、完满的体现。同样有可能中原地区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虽然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但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更加“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例如《诗经》中的《关雎》一诗中，中国理想女性有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

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让中国人拥有了温良的品质。“良民宗教”即孔孟之道，教育人们称为识礼的好人。这种文化优于欧洲文明，辜鸿铭因此提出，中国人礼义并重的儒家文化能够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一战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

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正式确立，是在甲午以后至戊戌时期。1896年，在《上湖广总督张书》中，辜鸿铭明确表示了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拒斥，和对儒家尊王之旨，义利之辩和忠恕之教的信服，留下了保守主义文化观的确凿记录。代表作品是1901年出版的《尊王篇》一书。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维新变法浪潮高涨的刺激下，辜鸿铭谴责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军事侵略，民族和文化的歧视，痛斥了在华西人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各种罪行，而且还公开与西方争辩了中西文明。

辜鸿铭认为，西方人尤其是英国民族十分傲慢，因为不了解中国人而看不起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有真正的道德文明。西方人大多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或文明，而在辜鸿铭眼中，儒家文明应处于基督教文明之上。近代欧洲的进步，重点放在产业和机械工业的发达上，而古代中国则侧重于人的进步，人的灵魂和理性的进步。西方文明根本上是一种务外逐物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社会的一切方面都贯穿着实利主义、机械主义和强权主义的精神。而中国的儒家文明则完全不同。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它不仅首先公认一种道德责任感，将它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还使人们能够完满地获得这种道德责任感。在中国，教育方式、统治方式和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为这一目标服务，即致力于培养人们具有道德责任感；所有的风习，个人生活的追求等无不被鼓励和设计以服务于人们容易服从这种道德责任感。

中国学又叫汉学，是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研究中国问题的总称。长期以来，它成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人及其文明的重要途径。辜鸿铭一生都在以英文写作批评西方中国学和中国学家。1883年，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英文写成《中国学》篇长文，于该年10月和11月分两次连载于《字林西报》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译经注释和序文里，以及晚年在日本的演讲中，他都曾专门谈论过这方面的问题。西方汉学界盛行自以为是的不良习气，总体水平实际上非常低下。辜鸿铭讽刺说，“凭着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一个在中国的英国人，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称为孔子的。”它实际上也反映了西方人的无知和民族文化优越感这导致他们研究方法不当，没有掌握中国文学和哲学的原理。辜鸿铭认为，科学的研究程序要像《大学》里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先弄懂中国人个人行为的原则，然后再探究这些原则如何运用和贯彻到中国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中，最后，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研究方向，用于研究政治及国家的管理制度。此外，辜鸿铭还认为，一个中国学的研究者除了理解中国的基本原则和概念，学习中国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礼仪风俗之外，还必须有历史知识。西方汉学家既不了解中国民族的道德原则，又缺乏相关历史知识，因此无法得出正确的评价。

辜鸿铭在早期文化活动中猛烈抨击西方在华传教和传教士。1891年长江教案期间，他以英文写了一篇重要的反传教文章题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副标题为《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该文发表于上海的一家英文报刊《字林西报》上。辜鸿铭首次以“一个中原地区人”的名义就教案和传教问题，直接对西方公众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把西方列强在华传教冠冕堂皇的借口或者“传教士公开声称的目的”，归纳为“提高人民的道德”、“开启人民的智识”和“慈善工作”三点，然后以事实一一进行驳斥，说明在中国进行传教完全没有必要。辜鸿铭指出，所谓“提高人民的道德”，这是“中国最初被请求接受生半传播基督教的真正合理的目的”，就这一目的本身来说无疑是神圣的。但在中国，那些最优秀和最有教养的中国人的心灵与基督教格格不入。欧美在华传教对中外双方不仅无益，而且大有害处。他们伤害了中华民族，造成了中国人民强烈的仇外情绪。而这种仇外情绪又必然造成对欧美利益的伤害。因此，辜鸿铭主张在华传教活动必须立即加以根本改革乃至彻底废止。

《春秋大义》1915年4月在北京首次出版，它一问世就受到西方舆论界的广泛注视，被各大报刊普遍节录摘译，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德国学者台里乌司，奥斯卡·A·H·史密茨，弗兰士等名流，都曾对此书作过评述。勃兰兑斯1917年作《辜鸿铭论》一文，评述了此书的内容，在西方思想界颇有影响。192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为满足日益增多的读者需求，又将此书再版发行。《春秋大义》还被译成德语。1916年，德国就出现过两种译本：一种题为《中国人民之精神及大战之出路》，译者为瑞典学者斯万伯。勃兰兑斯就从他的译文了解辜鸿铭的思想；另一种为著名学者奥斯卡·A·H·史密茨所译。此本1924年曾被重印，较前一种流传更广。《春秋大义》的法译本于1927年在巴黎出版，译者为费里罗。此前的1925年，法国巴黎以保守闻名的《争辩日报》曾连载辜氏此书的主体“中国人民的精神”部分，题为《中国人精神的自我阐释》，基本上反映了辜氏思想的主要内容。该年年底，美国著名的《当代》杂志又全文译载了此文。他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大小报刊竞相介绍和赞扬，德国高校和学术机构甚至出现“辜鸿铭俱乐部”和“辜鸿铭研究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列岛也兴起一阵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辜鸿铭20年代赴日讲学的某些言论，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为“大东亚文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他的有关讲学内容被编成《辜鸿铭论集》广为流布，频频出现于书刊报章乃至广播电台中。但这种宣传是对辜鸿铭思想的曲解。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他一方面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通过中书英译，让西方人能够更准确地理解中华文化。另一方面，辜鸿铭将外国诗歌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他在翻译中主张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他所翻译的《论语》，在欧美国家销售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

清末民初，辜鸿铭以英文输出中原地区传统文化的方式实现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批判，在思想内核上回应了“关注人自身的发展、提高人的素质”的新人文主义。他以外文译汉文，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西洋人，同时指出西方文明中存在的问题。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受到辜鸿铭直接的启发，指出西方文化的进化论、功利主义和强权意志学说导致欧洲陷入崇拜权力并形成军国主义思潮，同时，他们迷信科学万能从而动摇了宗教和道德的基础。林语堂同样继承了辜鸿铭的事业，用英文讲述中国传统文化，批判西方物质文明当中的缺憾。

幼学于英国，遍游德、法、意、奥诸邦，通其政艺。年三十始而求中国学术，穷四子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清史稿》）

学衡派学者吴宓：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之宣传员也。（《悼念辜鸿铭先生》）

现代作家林语堂认为，在中国人中，辜鸿铭的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他又评价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但王国维却对辜鸿铭的翻译不以为然，他写了《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出辜鸿铭翻译的《中庸》的若干弊病，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国学大师罗振玉：我国有醇儒曰辜鸿铭外部，其早岁游学欧洲列邦，博通别国方言及其政学，其声誉已籍甚。及返国，则反而求之我六经子史，爽然日：“道固在是，无待旁求。”于是沉酣寝馈其中，积有岁年，学以大成。（《〈读易草堂文集》序》）

辜鸿铭在北大时期的学生，教育家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回忆辜鸿铭先生》）

德国学者、出版商奥斯卡·A·H·施密茨：辜氏的写作立场是不偏不倚的。他是以实事求是的批判态度来对待东西方文化的。人们只要通读此书，就不能不相信，作者的这些思想并非是空想的乌托邦。因为辜鸿铭本人就以他自身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序言）

英国作家威廉·毛姆：这里还住著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辜鸿铭，前去拜会这位哲学家是我这次可算是艰苦跋涉的旅途的目的之一。他是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他研究西方哲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佐证他的一贯观点：即儒家学说已经囊括了所有的智慧。他对儒家哲学深信不疑。儒家哲学已经满足了他所有的精神需求，这就使得所有的西方学问变得毫无价值可言。（《在中国屏风上·哲学家》）

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 特征及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关于辜氏的家庭情况，现在人们知之甚少。传说辜鸿铭的母亲为“英妇”或“葡萄牙女人”，尚无史料证明。只知他有一妻一妾。妻子名叫淑姑，广东籍（一说湖南籍），是一个中国旧式的裹脚妇女，辜氏异常喜爱她的“三寸金莲”。妾名叫吉田山村贞子（又名蓉子），日本大阪人。儿子叫辜守庸，为贞子所生。两个千金是淑姑所产，一名辜珍东，一名辜娜娃，都聪敏好学，精于英文，且像他父亲一样性情孤傲。辜鸿铭死后，据说两个女儿两位都到苏州市一所庙里削发为尼。

辜鸿铭祖籍惠安，螺阳上坂村是其父辈们生活和居住过的地方。螺阳镇上坂村辜氏族亲合力重建辜氏宗祠，1999年春落成，并设立“国学大师辜鸿铭纪念室”。为了纪念他，近年来，当地的辜氏宗亲每逢传统节日，都会举行纪念辜鸿铭中华诗词吟诵会。

柏树胡同（旧名椿树胡同）属北京东城区东华门地区，胡同的26号曾是辜鸿铭寓所。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门牌号变更成了柏树胡同30号。前几年王府井旅馆倒闭，改建为综合功用的小楼。如今柏树胡同30号二楼成了东城区国税局的办公楼，一楼则是一家名为“都一斋饭庄”的小饭馆。

辜鸿铭出生年份至今是谜，有1854年、1856年、1857年三种说法（具体出生日期争议更多）。曾在辜家学习六七年的兆文均在《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中记：“我（辜鸿铭）十四岁那年，父亲的一位会说中国话的老友——这是个大商人，带我到德国去留学。”据此推断，1857年的说法较合理。而根据吴思远《辜鸿铭出入北大及生辰考述》一文的考证，辜鸿铭的生日应为1856年6月30日。

据说辜鸿铭会9国语言，得了13个博士。英国作家威廉·毛姆的《辜鸿铭访问记》里，辜鸿铭自称在柏林曾获哲学博士。从现有材料看，辜鸿铭并非博士。1877年4月，21岁的辜鸿铭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以后到德国、法国游学，在莱比锡大学获得了土木工程文凭。

近十余年来，一则关于“辜鸿铭与泰戈尔同被提名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社会科学网等主流网站均有采纳，在一些正规的学术著作中也偶有提及。这一论断较早可追溯到社科院近史所学者陈民于1991年8月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华侨名人传略》一书。书中在将辜鸿铭与严复、林纾等我国翻译界早期著名人物进行比较时指出：“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上，都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但从西方的观点看，辜鸿铭的贡献则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因此被提名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结果印度的泰戈尔入选）。”陈著中辜鸿铭获诺贝尔奖提名的说法出现后，一些后来的学者未能及时予以纠正，反而较为草率地沿袭了这一错误说法。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数据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通过查阅诺贝尔奖项的官方网站可知，在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中，共从总计32项提名中产生了28位被提名者。其中获得提名的法国籍和丹麦籍作家各5人，英国籍作家4人，西班牙籍作家3人，瑞士、瑞典和意大利籍作家各2人，比利时、印度、爱尔兰、奥地利和芬兰籍作家各1人。在所有被提名者中并没有中国籍作家出现。印度籍诗人泰戈尔最终摘得了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1907年辜鸿铭调任外务部员外郎，人称辜部郎，住北京椿树胡同。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辜鸿铭为教授，开设英国诗歌、希腊文诸科。辜鸿铭初上课，一身长袍马褂，瓜皮帽带小辫，学生见之哄堂大笑。辜鸿铭义正言辞：“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课堂顿时鸦雀无声，倾听教诲。辜鸿铭开门见山：“所以学英文者，冀将我国温柔敦厚之诗教，化谕西夷也。”辜鸿铭在教学上，善于将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传授给学生，如讲授英国作家作品，都要找出一个对应的中国作家作品，以比较中西文化。他把约翰·弥尔顿长诗《Lycidas》比作《离骚》，把杜甫说成是“中国的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诗人）”。“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没有售票的先例，辜鸿铭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梅兰芳的京剧演出。听梅兰芳的京剧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却仍然趋之若鹜。

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徐志摩结婚时，他的妻子陆小曼曾对他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是不能公用的！”林语堂则从《金瓶梅》中拈出潘金莲的那句名言：“一个碗里放两把羹匙，哪有不磕碰打绊的？”林语堂认为，潘的这话正好可与辜鸿铭的“壶一杯众”说比趣。

188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五十岁生日，清末诗人沈曾植前来祝寿，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二十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作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托尔斯泰与辜鸿铭的正式交往始于1906年初，机缘是日俄战争。托尔斯泰自始至终反对这场无耻的侵略战争，对深受战祸之害的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辜鸿铭也是在日俄战争时期开始重视托尔斯泰的。1904年底开始，他在《日本邮报》连载了《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的长文，1906年初又出版了此文的单行本。3月，他将这本小册子连同《尊王篇》和一封信，委托俄国驻上海市总领事勃罗江斯基带给托尔斯泰。信现已不存，两本书至今依然保存在托尔斯泰庄国的藏书室里。托尔斯泰在同年10月回信并公开发表，在此之后，托辜二人仍有联系，彼此存有好感。1908年10月，辜鸿铭将他所译的《中庸》和《大学》寄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于10月2日收到它们后当即阅览，在次日所写的日记中，他评论它们“激发思想”。

毛姆在1920年曾到中国游历四个月，写成随笔集《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现译为《中国游记》。其中，文章《哲学家》记录了毛姆拜访辜鸿铭的经历。毛姆请他居所的主人安排会面，多日未收到回信。主人回复，“我早就派人送了张便条给他，让他到这里来一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他这个人很不通情理。”毛姆随后用尽可能谦卑的言辞写了封信给他，向他询问是否可以允许我拜访他。信送出还不到两个小时，他就接到了辜鸿铭的回信，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见面。二人见面后相谈甚欢。

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接触。辜鸿铭作为幕僚送给伊藤一本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道辜鸿铭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时语塞。

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但辜鸿铭一生也为慈禧太后进行过多次辩护，极力维护她的声誉。民国建立前后，英国作家濮兰德（J.O.P. Bland）和白克好司（E.T.Backhouse）合写了《慈禧外记》一书。该书对慈禧太后的评述颇有夸大，常与史实不符。辜鸿铭曾在他的外国朋友圈子中经常抨击此书认为他们不了解慈禧，事实上不懂得满族以至于整个中华民族。

《清史稿》

《辜鸿铭传》

《辜鸿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