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1909年7月25日－2002年8月14日），出身淮军将领世家，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是中国语言文字专家、汉语拼音的缔造者之一周周有光的夫人，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

张允和16岁时，暑假里到周有光家玩时认识了周有光。1933年，张允和和周有光结婚，婚后有一子一女。1949年后，张允和曾在上海市的一所高中当历史教师，但于1952年离职。离岗后的张允和开始潜心研究昆曲，还把《断桥》《琴挑》等折子戏的身段谱逐渐编写完成，而后从1956年到1964年，一直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的联络组长。张允和吕振羽丈夫周有光游历欧美各国。回国后他们经历了各种运动，改革开放之后步入安静的晚年。

张允和晚年致力于写作，著有《最后的闺秀》《昆曲日记》等书，并续办家庭刊物《水》杂志。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逝世。

张允和1909年7月25日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大家族，在张家姊妹中，年轻时允和是最顽皮的。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战火影响了交通，张允和去杭州之江大学借读，同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历史系。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婚礼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举行。

1934年4月30日，张允和的第一个孩子降生，男孩，取名周晓平。1935年，张允和到实验中学教书。不久，张允和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女儿，周晓禾。她辞去工作，回到苏州市。从1937年秋直到抗战结束，她至少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1941年5月，张允和一家人逃难住在重庆市郊区。

解放后，张允和曾在上海市的一所高中当历史教师，她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尽量充实自己，她的一些观点出现在《人民日报》的长篇社论里。

1952年“打老虎”运动后离职，经叶圣陶先生推荐，张允和从上海调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1959年，张允和因为严重的心脏病，而被两位权威的医生认定为随时都会死，几十年过去了，她还顽强地活着，那两位误诊的医生却早已经去世了。1956~1964年任北京昆曲研习社联络小组组长，工作属义务性质，故允和自称“家庭妇女”。1979年，俞平伯先生因年事已高主动请辞，经选举，张允和担任“谷音社”主委。

1997年10月15日，张昌华首次拜访张允和，两人因此找到共同点。张昌华后来根据这些经历写了一篇关于张允和和周有光的素描，命名为《两个老幽默》。张允和在审阅后建议将标题中的“两个”改为“一对”，以强调夫妇关系，并自嘲地评论自己喜欢修改别人的作品。

1999年，张允和所著的散文《张家旧事》出版。2004年，张允和所著的散文《昆曲日记》出版。2012年，张允和所著的散文《曲终人不散》《最后的闺秀》出版。79岁的张允和写下了她的恋爱美文《温柔的防浪石堤》。

为了继续出刊《水》，时年86岁的张允和决定学电脑。尽管她平生第一次接触电脑，不会任何输入方法，每当出现问题，张允和便请教周有光。有时，还是半夜时分，张允和就起床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为了不影响周有光的睡眠，她就用衣服遮着灯光。除了办《水》，张允和又续写《昆曲日记》，研究昆曲的唱腔、音韵、吐字、行腔，著有几十万字。

2002年8月，张允和在一场感冒后，猝然离开了。

张允和出生在一个大家族：家族原籍安徽合肥，曾祖父张树声是晚清重臣、淮军名将；父亲张冀未入仕途，但潇洒开明，交际甚广。辛亥革命后他举家前往上海市，后迁至苏州市，热衷教育，先后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和平林中学，并担任这两所学校的校董。乐益女中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被迫关闭。

1925年暑假的一天，张允和到同学周子俊家玩，认识了她的哥哥周有光，当时周子俊在张允和父亲创办的乐益女子中学上学。周家原来也是大户人家，但到周有光父亲一辈时，已经家道中落，其父教书勉强维持着一大家人的生活。当时，周有光正在上大学，19岁，大张允和3岁。就这样，他们相识了，此后就经常在一起玩。从阊门到虎丘，从虎丘到东山，有非常多的河流，他们骑车、骑驴，在慢慢的相处中，一种别样的情愫在两颗年轻的心里萌芽、生长。

3年后，张允和19岁，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那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周有光约张允和见面。两人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了出来，然后一同来到吴淞江边的草地。他们坐在石堤上，甜蜜而紧张。这时，周有光拿出一本小书来，是英文本，书上面写着一句话：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来洗清我的罪恶。这是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是罗密欧·蒙泰古对朱丽叶说的。尽管张允和没有让他“一吻中洗清罪恶”的计谋得逞，但得知了他的心思，心里也充满了甜蜜与幸福。此后，那种情愫似乎已经明朗，两人有空就经常在一起看书、学习，他们无所不谈，并有着相似的兴趣与爱好。初恋时，周有光请张允和去听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两个银元一张票，一人一个躺椅。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为了安全，张允和借读到杭州市之江大学，而周有光大学毕业后留在杭州教书。两人见面更多了。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婚礼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举行。按传统说法，这个日子是不吉利的，正是月末，是个“尽头日子”。当时家里的保姆还悄悄地拿着他们两人的“生辰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三十五岁。”张允和天生不信邪，毫不动摇，坚决地表示：“我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张允和成为兄妹10 人中第一个结婚的人。受新思想影响，他们的婚礼仪式简单，但来宾非常多。他们特意把桌椅布置成马蹄型，因为，马走过的地方就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幸福。婚礼上，周有光特别幸福，他曾经向张允和表示：“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但张允和却给他回了长长十页的信，大意是幸福要靠我们自己争取。而现在，他终于娶到了才女张允和，心里自是非常得意。

1934年4月30日，张允和的第一个孩子降生，男孩，取名周晓平。1935年，张允和到实验中学教书。不久，张允和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女儿，周晓禾，她辞去工作，回到苏州市。然而不久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允和与周有光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大逃亡的艰难岁月。此后，他们辗转重庆市。战乱中，日子颠沛流离，其子周晓平被流弹打中，幸亏手术及时，救回一条命。而他们6岁的女儿在战乱中得了阑尾炎，当时缺医少药，后来救治无效，不幸离世，这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1952年，经叶圣陶先生推荐，张允和从上海市调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夫妻两人终于得以天天聚在一起了。张允和70岁生日时，周有光送了她一套《汤显祖全集》，老太太心里甜滋滋的：“他真是懂我的心思。”

周有光文集文章里有提到他们感情的点点滴滴。周有光说，“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周有光说，“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所以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市，我到上海市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市，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22个月大时，张允和便坐在保姆腿上，听母亲低低地唱《林黛玉悲秋》《杨八姐游春》，四五岁时，已经达到看戏不睡觉的“境界”。稍大一点，便和大姐张元和，三妹张兆和一起在家演戏，她却永远当配角——《游园》里演春香，《断桥》中饰小青。1956年，俞平伯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她加入后，又自告奋勇演了很多丑丫头。由于“三反五反”运动，历史老师张允和“下岗”了。居家的她，开始潜心研究昆曲。回苏州市，与旧时曲友，拍曲按笛；去上海市，请花旦张传芳教唱昆曲，还把《断桥》《琴挑》等折子戏的身段谱，一点点编写完成。“昆曲于我，由爱好渐渐变成了事业。结缘昆曲，有了新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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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5岁的张允和像其他数千名学生一样，从家乡合肥市赶赴北平市，参加北京大学的招生考试。然而，当数学考完之后，张允和却一脸失望地对陪同的家人表示：“你们准备的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用上。”家人急切地问她怎么回事。张允和难过地撇撇嘴说：“因为所有的数学题我一个都看不懂，一道都没有做。”

令张允和稍感安慰的是，虽然数学得了零分，但她的国文、历史和英语却考得很出色，她写的作文——《我的中学生活》更是拿到了满分，最后总成绩相加，她的成绩居然超过了录取分数线。

当时，胡适已经升任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当他第一时间看到张允和的作文后，就立刻表示：“这个学生我要了！”不过北大规定：“任何一科是零分的学生都不能录取！”情急之下，胡适找到改数学试卷的老师，请求对方无论如何在张允和的试卷上找出几分。谁知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反驳说“零分就是零分”，一分也不肯多给。

胡适最后跑到校务委员会拍桌子吵架，他批评对方目光短浅，怎么可能将如此优秀的人才拒之门外，在胡适的一再要求下，北大教务室最后商量决定，破格录取了张允和。

张允和和周有光相敬如宾，每日都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几十年如一日。

由苏州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九如巷三号张姓文献展”在苏州开展，展览呈现了1990年11月9日张允和致张寰和的一封信。

张允和所言的“老人”应该是他们那一代的人，即同辈人。由于底片洗出来的都较小，张允和就想放大一些照片。

1936年，由俞平伯发起在清华大学成立业余昆曲社“谷音社”，1956年8月，由俞平伯等业余曲家发起，北京昆曲研习社在京成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迫中止活动。1979年，俞平伯先生因年事已高主动请辞，经选举主委改为张允和。从此，张允和、周有光，因为昆曲活动，常与俞平伯夫妇来往。

张允和尊俞平伯为师，平时常常请教诗文，两家都与苏州市关联密切，又同样痴迷昆曲，因此常有聚会和联络。张允和对俞平伯夫人许宝驯也很尊重，称为大姐，曾送她诗句：“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张允和想要为俞平伯组织纪念活动，摘录日记中的内容，编年表、发社讯、在曲社中举行纪念活动等。张允和特地向张寰和要照片不是为了别的事，正是为了俞平伯先生的纪念活动。

在张允和佚文中，有一篇留日的印象记，颇为值得关注。这篇名为《东京素描》的文章，是张允和写于1933年11月1日的稿件。当时的主题是“日本女人”，想是要写一个系列的。在这个主题里又分为《吃茶》《少女的职业》《阿怕朵的女主人》《浅草寺》《到过东京的》等小节。

在文中，张允和显露出对于日本生活的新奇，像银座和新宿这样的繁华地区，有些豪华的咖啡店和“吃茶”店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尤其对女性来说。在日本，年轻女性找工作不难，而且收入也相当不错。张允和还注意到几乎每个大公司的门口、柜台或者操作电梯的都是年轻女性，她们穿着统一的制服，连鞋子和袜子都是一样的。她们的头发、眉毛和嘴唇都精心打理，给人一种很有魅力的印象。张允和还提到，这些公司里很少见到年纪较大的女性。她形容这些年轻女性就像穿花的凤蝶总科，尤其在灯光下显得更加美丽。这就是她所说的樱花时节，年轻女性的青春。

张允和住在一家由一位日本老板开的女生寄宿舍，老板的妻子与女佣们一起打扫房间、清洁被单、为客人烧饭，展现了她深居简出的生活态度。张允和感叹这位女主人的认真生活的态度，与中国的一些受过教育的女性相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于日本女性，张允和觉得她们颇为博学，学医、学社会科学，跑书店、图书馆，并且敢于反抗父辈的穿着建议，有自己的主张。这是值得学习的地方。她在浅草看到的景象，未成年就成为风月场所的从业者，简直是“地狱”，她们只得去寺庙烧香许愿，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吧。或许是种种的女性印象，促使张允和后来有了一个“固执的观念”，女人不是花，女人也不要成为花，为此她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实际上她后来的人生路程也是如此，始终如一，做回自己。

与张允和聊天，话题极广，古今中外、山南海北、天文地理，她答对呼应一如行云流水，时而夹杂两句唐诗宋词，时而穿插一句洋文，冷不丁抛出一个典故，让你不敢贸然接话。张允和的生活信条可以用几句名言概括：“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拿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拿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扬子晚报评）

或许是种种的女性印象，促使张允和后来有了一个“固执的观念”，女人不是花，女人也不要成为花，为此她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实际上她后来的人生路程也是如此，始终如一，做回自己。——（北京日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