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大成》是明代杨继洲撰写的中医典籍，又名《针灸大全》，共10卷。该书刊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是根据杨氏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简称《玄机秘要》），参考明以前20余种针灸学著作，并结合作者临床经验编成。本书较全面论述针灸理论、操作手法等，并考定穴位名称和部位，记述历代名家针灸医案，为对明以前针灸学术的又一总结，是学习研究针灸的重要参考著作。

全书分十卷。卷一在概述针道源流、简记《针灸大成》引用医籍之名称与特点之后，主要是节录《黄帝内经》、《难经》等古医籍中有关针灸的部分原文，附有杨氏的注解；卷二及卷三系摘引《医经小学》、《针灸聚英》、《标幽赋》、《金针赋》、《神应经》等20余种医籍中的部分针灸歌赋，也附有杨氏所加注解。在古代针灸专书中，《针灸大成》所辑录的针灸歌赋是较全的。卷四叙述取穴法、针具、各种针刺法等；卷五为十二经井穴、子午流注法等；卷六与卷七记述脏腑、经络、十二经穴位及主治；卷八为临床各科病证的针灸治法；卷九包括“治症总要”、名医治法、取穴法、灸治以及杨氏针灸治疗医案等；卷十主要介绍小儿的针灸按摩治法，特别是转载的《陈氏小儿按摩经》，是很宝贵的古代小儿按摩专著。

《针灸大成》的主要贡献与特点为:

(1)主张针灸和药物配合运用，宜灵活采取适当治法以取得最好的疗效，卷三“诸家得失策”中对此作了反复阐述。如“其致病也，既有不同，而其治之，亦不容一律，故药与针灸不可缺一者也。”进而指出，由于疾病的部位和性质不同，治疗的方法也应有所选择:“然而疾在肠胃，非药饵不能以济；在血脉，非针刺不能以及；在理，非熨不能以达；是针、灸、药者，医家之不可缺一者也。”文内批评有的医家只着眼于药物治疗而忽视针灸的偏向:“夫何诸家之术惟以药，而于针灸则并而弃之，斯何以保其元气，以收圣人寿民之仁心哉!”在《针灸大成》所载的杨氏医案中，既有专用针灸，也有针灸与药物合治的实例。如王西颈项患核肿痛、虞绍东隔气疾、李义河腿痛，都是先用药无效，改用针灸治疗痊愈。

(2)临证治疗中，杨氏虽主张药物与针灸配合应用，但一般而言，他认为针灸治疗有其优越性。他在引载《通玄指要赋》的“必欲治病，莫如用针”一句话时，解释说:“夫治病之法，有药饵，然药饵或出于幽远之方，有时缺少，而又有新陈之不等，真伪之不同，其何以奏肤功、起沉也?惟精于针，可以随身带用，以备缓急。”他对《标幽赋》的“拯救之法，妙用者针”这句话进行注解时，再次强调针灸的有利特点。

说:“劫病之功，莫捷于针灸。故《素问》诸书，为之首载，缓、和、扁、华，俱以此称神医。盖一针中穴，病者应手而起，诚医家之所先也……又语云:一针、二灸、三服药。则针灸为妙用可知。业医者奈之何不亟讲乎?”而且，杨氏还强调针法与灸法的灵活运用。他在《胜玉歌》里所写的“胜玉歌兮不虚言，此是杨家真秘传，或针或灸依法语，补泻迎随随手捻”，正是明证。《针灸大成》里所写的七言韵语《胜玉歌》，主要是介绍杨氏家传针灸治疗各种病症的取穴经验。所谓“胜玉”，含有胜过前人《玉龙歌》的意思（《玉龙歌》系元代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所记载的针灸取穴经验，用七言韵语写成，共86段，开头一段有:“扁鹊授我玉龙歌，玉龙一试绝沉疴”）。

(3)发展了透穴针治法。杨氏在元代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对偏头痛一针两穴治法基础上，发展了多种透穴针治法。如《玉龙歌》云:“偏正头风病痛难医，丝竹金针亦可施，沿皮向后透率谷，一针两穴世间稀。” 杨氏针对偏正头风之有痰或无痰，分别用不同的治法，前者采用“风池刺一寸半，透风府穴，此必横刺方透也”，后者采用“合谷穴针至劳宫”。又如对两腿疼痛膝部红肿者，采用针刺膝关穴“横针透膝眼”。对手臂红肿连腕疼痛者，采用“液门沿皮针向后，透阳池穴”的透针法等。

(4)总结并发展了多种针刺手法，如“三杨氏补泻”节所载“十二字分次等手法及歌”，是作者根据针灸医疗实践，将前人针刺“十四法”予以总结调整为:爪切、持针、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退针、搓针、捻针、留针、摇针及拔针12种手法，用歌诀说明其操作要点与作用，然后总括成简明易记的“十二歌”:“针法玄机口诀多，手法虽多亦不过，切穴持针温口内，进针循摄退针搓，指捻泻气针留豆，摇令穴大拔如梭，医师穴法叮咛说，记此便为十二歌”。书中规定“摇针”的操作与作用为“凡出针三部，欲泻之际，每一部摇一次，计六摇而已。以指捻针，如扶人头摇之状，庶使孔穴开大也。”上述12法，除“口温”法需改进外，其余11法迄今仍在沿用。此外，《针灸大成》还较具体地记述了烧山火、透天凉、龙虎交战、龙虎升降、子午补泻等多种针刺手法。如介绍“烧山火”为:“能除寒，三进一退热涌涌，鼻吸气一口，呵五口”。具体方法为:进针时分三层次，逐步由浅层、中间层，进至深层；退针时，由深层一次直接至浅层。即三次进，一次退，可反复施行。此法体现了徐入、疾出的补法原则。又如记述“透天凉”为“能除热，三退一进冷冰冰，口吸气一口，鼻出五口”。具体方法为:进针时，由浅层一次直接进至深层；退针时，分三层次，逐步由深层、中层，退至浅层。即一次进，三次退，可反复施行。此法体现了疾入、徐出的泻法原则。对于施行针刺补泻时的刺激强度，杨氏根据要求达到补、泻的不同程度，分为“平补平泻”和“大补大泻”两种级别。他在《针灸大成》“刺有大小”一节中写道:“有平补平泻，谓其阴阳不平而后平也……但得内外之气调则已。有大补大泻，惟其阴阳俱有盛衰，内针于天地部内，俱补俱泻”。

(5)告诫对头部不宜多灸。书中卷三写道: “首为诸阳之会，百脉之宗，人之受病固多，而吾之施灸宜别，若不察其机而多灸之，其能免夫头目旋眩、还视不明之咎乎。不审其地而并灸之，其能免夫气血滞绝、肌肉单薄之忌乎? 是百脉之皆归于头，而头之不可多灸，尤按经取穴者之所当究心也。”古代施行灸术，往往数十壮甚至百壮以上，而头部为诸阳之会，肌肉单薄，确不宜多灸，即使现今灸治的壮数已大为减少，但“头不可多灸”的观点，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6)提出了掌握灸治壮数的原则。杨氏在“穴有奇正策”内写道:“然灸亦有法矣，而独不详其数者，何也?盖人之肌肤，有厚薄，有探浅，而火不可概施，则随时变化而不泥于成数者，固圣人望人之心也。”然后举出少商穴、承浆、脊中、少冲、涌泉等穴位，灸量不宜太大，过则致伤；章门、膏肓、曲池、足三里穴等穴位，灸量可大些，才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7)对前人的某些针灸记述，杨氏加按语作补充说明。如对《玉龙歌》中针刺肩井穴时防治晕针所写按语:“倘或体弱针晕，补足三里”；对风府穴穴加按语说“风府针不可深”；对委中穴，指出其“四畔紫脉上皆可出血，弱者慎之”；对鸠尾穴加按语说“非高手毋轻下针”等。

(8)《针灸大成》记录了杨氏一些针灸医案，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而所转载的《陈氏小儿按摩经》，对于保存古代小儿按摩专著作出了贡献。

杨继洲由于祖上与父辈收藏医籍甚多，因此有机会取而读之。经多年研习，很有心得，但是“复虑诸家书弗会于一”，因此将祖父修的《集验医方》与诸家医籍中之针灸论述，予以“参合指归，汇同考异，手自编摩，凡针药调摄之法，分图析类，为天、地、人卷，题曰《玄机秘要》。赵文炳为《针灸大成》所写的序言记载，万历年间，赵文炳患痹之疾，多方延医诊治，“日试丸剂，莫能奏效，乃于都门延名针杨继洲者，至则三针而愈”。之后，杨向赵出示《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书稿，赵文炳始悉杨氏精于针灸之渊源，并表示愿资助其将所著付梓刊行。但杨继洲认为书稿内容还不完备，还需从更多医籍中广泛参考吸收针灸学之论述。因此，在靳贤的协助下，又从《医经小学》《针灸聚英》《标幽赋》《金针赋》《神应经》《医学入门》《古今医统》等20余种医籍中，节录部分针灸资料予以编辑及注解，考绘“铜人明堂图”，并附以自己的针灸治疗病案，编撰成《针灸大成》。

现存明万历赵文炳刻本，明万历刻清顺治李月桂重修本，明万历刻清顺治、康熙递修本，清康熙李月桂重刻本，清乾隆章廷刻本等，1949年后有影印本和排印本出版。

杨继洲，又名济时，约出生于公元1522年，卒于公元1620年，三衢（今衢州市）人。年幼时习儒，成年后因遭到上司迫害而弃儒习医。杨氏由于祖上与父辈收藏医籍甚多，因此有机会取而读之。经多年研习，很有心得，但是“复虑诸家书弗会于一”，因此将祖父纂修的《集验医方》与诸家医籍中之针灸论述，予以“参合指归，汇同考异，手自编摩，凡针药调摄之法，分图析类，为天、地、人卷，题曰《玄机秘要》。后又编撰成《针灸大成》一书。杨继洲因医术高明，针药兼精，曾任明世宗侍医、太医院医官等。

《针灸大成》是明代一部内容丰富的针灸专书，虽然选材欠精当，论述显得繁冗，编次比较杂乱，但因该书广收前人针灸著述，并结合作者个人体验，对其中一些论述作了较具体的解释介绍，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而且很早就流传到日、法等国，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