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金斯基（1893—1953），又名吴庭康魏琴，俄罗斯人，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派远东局长。

维金斯基（1893—1953），又名吴庭康魏琴，俄罗斯人，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派远东局长。1920年3月，维金斯基来到中国，李大钊在北京会见维金斯基，同他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893年生，1913年由俄罗斯移居美国，在美国和加拿大当过学生和工人。1918年，他回俄国后，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以后在共产国际工作，后任共产国际远东局长。1920年秋，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金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或使者身份到中国。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市已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准备筹建中国共产党。维金斯基到上海后，立即与陈独秀会谈组建中国共产党等问题。陈独秀欣然表示同意。

9月30日，经陈独秀介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维金斯基。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见到的外国共产党人，也是孙中山第一次会见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孙中山向维金斯基介绍了中国革命斗争概况，表明支持新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俄罗斯联邦政府支援中国的革命事业，还了解俄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维金斯基表明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支持中国革命斗争，并介绍了俄国革命与建设情况。

孙中山会见维金斯基后，维金斯基离上海市到北京。1921年1月，维金斯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人李大钊等，建议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召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随后，维金斯基返俄罗斯，向共产国际俄罗斯报告了中国情况。后来，共产国际派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到中国，接替维金斯基的工作。维金斯基则留在共产国际工作。

1925年3月12日，中国国民党总理大元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5日，维金斯基在苏联俄罗斯《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我与孙中山的会见》一文，说：1920年9月30日“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孙中山没有搞那套中国的习惯性礼节，他立即请我们在桌子后坐下，接着便开始询问关于俄国和俄国革命的情况。”维金斯基对孙中山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作了介绍。孙中山“对一个问题极感兴趣，那就是：如何将刚刚从盘踞广州市的反动桂军手里解放出来的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罗斯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说：“广东省的地理位置无法使我们同俄国建立联系。”他要求与俄罗斯建立电台联系，“一直询问是否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或满洲里市建立一个我们可以与广州联系的大功率电台”，从而使俄罗斯能够同广州通讯。孙中山还对维金斯基说：他希望通过中国南部军事胜利，在中部北部各省发展革命运动。

维金斯基这篇文章介绍了孙中山与他会见时交谈的主要问题。这充分说明：孙中山支持俄罗斯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俄罗斯等国人民亦坚决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人的革命斗争。

随后，维金斯基在苏联俄罗斯党政部门工作。大革命时期，他曾来往于中国与苏联俄罗斯等国之间，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1923年5月9日，曾任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的大军阀陈炯明在粤东的惠州等地，纠集反动军队，企图进攻广州市，阴谋推翻孙中山大元帅府。1925年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队举行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反动军队，获胜利。维金斯基发表了《国民党军队战胜陈炯明的意义》一文，赞扬孙中山指挥的部队获得初步胜利。当时，孙中山大元帅府讨伐陈炯明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展的。但，孙中山仍决定讨伐陈炯明，因为正如维金斯基在文中指出的，“陈炯明阵线是经常悬在中国南方这块革命运动基地之上的达摩克里斯利剑。”为此，孙中山坚决排除各种障碍。尤其是由于当时各路军队控制广东省各地税收，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正常的财政收入是不敷支出的。广东银行的纸币价值不及票面的20%。各军收入严重不平衡，有时发生争饷风暴潮。大元帅府还受多方牵制，未能全力集中对付陈炯明军队。特别是粤北的沈鸿英部、南路军阀高雷琼崖钦廉罗阳八属联军总司令邓本殷部，不断进犯，帝国主义与北方军阀已多方挑衅。为此，维金斯基在《中国当前的政局》 一文中说：“孙中山政府当前制订的全部策略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反对陈炯明。”最后，孙中山大元帅府部队击败陈炯明。陈炯明逃跑到香港。维金斯基对此深感高兴。随后，他返俄罗斯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1953年逝世。

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是维金斯基。1920年3月，他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一行到达北京，和他一起到达中国的还有几位苏联代表，他们是斯托扬诺维奇、马迈耶夫和玻林（斯托扬诺维奇、马迈耶夫和玻林在广州市活动，联络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黄凌霜等）。在这之前，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交往甚密的是北大俄文系俄籍教员柏伟烈（一译为鲍立威），他与李大钊关系较好，并向他们提供马克思主义读物，《共产主义ABC》英文本就是由柏伟烈带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来的。

维金斯基来中国之初意在联络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经柏伟烈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张国焘等人，随后李大钊向其推荐了上海市的陈独秀，维金斯基拿着李大钊的信到上海找陈独秀。这时，陈独秀非常欢迎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对中国革命加以指导，他经常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无中文译本”。他认为“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共产国际能派一位代表作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应当说维金斯基在中国的活动是顺利的，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关系是融洽的，这与维金斯基的个人品格有关。维金斯基从不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对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备加推崇，态度谦逊，充满热情。他来中国后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共产党的创建工作。维金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与陈独秀一起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出版介绍卡尔·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文章。维金斯基还与孙中山进行会见，这也是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见，向孙中山介绍了俄罗斯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活动的情况。192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的情况下，维金斯基返回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此次在华共计活动了十个月。

1920年4月，共产国际向中国派出了第一名特使：维金斯基。这位特使到达中国后可没闲着，从北京到上海市，陈独秀、李大钊都让他给见到了。

别以为维金斯基先生来中国，就是与陈李两人见见面，喝喝茶，讨论讨论共产主义理论那么简单，也正是在他来到中国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突然频繁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维特使不仅仅是个使者，还是个钱袋子，他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理论，还有充足的经费。

按照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记载，1921年初，维金斯基回国，同年6月，又一位特使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抵达中国。就在这段时间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几乎陷入了停顿，机关报《新青年》更是断更三个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