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主义，是以李光耀为主要创立者、以新加坡发展为主题的理论思想。李光耀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五个组成部分，即为精英主义、功绩制度、实用主义、亚洲式民主理念、法治方略。是西方文化，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的理论总结。

新加坡发展繁荣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李光耀的卓越领导。世界政治领袖对李光耀及其作用有很高评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李光耀是第一流的世界政治家；美国前总统布什说，李光耀凭着高瞻远瞩的眼光、智慧和毅力，把新加坡塑造成一个国家，并取得和平与繁荣，将世世代代受后人敬仰；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说，她观察李光耀几十年，他的预言从来就没有错过；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历史往往充满了不对称之处，其中之一便是有些领袖的才干与其国家的势力毫不匹配，意即李光耀是小国家中的大领袖。香港特别行政区《亚洲周刊》评论说，如果诺贝尔奖设最佳国家领导人奖，李光耀将是必然的得奖人，而且可能不只拿奖一次。

李光耀主义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精英主义、功绩制度、实用主义、亚洲式民主理念、法治方略。

李光耀曾祖父自中国广东去闯南洋，定居在新加坡，李光耀熟知儒家文化；李光耀母亲是马来族，使他接受过马来文化；李光耀从小就得到祖父的英文教育，后在英国留学，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接触过安德鲁·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李光耀借鉴费边的社会主义、西方的法治精神、东方的威权主义领导方式和儒家思想伦理，并将其融合在一起。

在李光耀的领导行为中，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他将“功效至上”或“有用”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法则。这种倾向已贯彻于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制度之中。实用主义原则，只相信“有用便是真理”。对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来说，所谓有用，就是一切为了对新加坡的发展有用、有利。李光耀说：“我们随时准备调整和采纳任何适合的政策；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掌握它。”

李光耀采取实用主义，势必不拘泥于任何信条和理论。李光耀说：“我是一个经验论者，我不是一个空想家，我不信理论，虽然我阅读各种理论，也对它们感兴趣，可是，当我碰到一个问题时，我就当机立断地加以解决，不是根据什么理论找解决办法。”又说，好的政府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不分理论或思想的，好的政府是务实的政府。又说，他是从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出发的：不要顾虑理论，所有令人感兴趣的理论都是有趣的，但它们对新加坡是否有效？仔细研究后试试看，如果无效就尝试另一种制度。李光耀说，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没有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甚至没有一个特定主导，在不同时期对意识形态作不同评估与诠释，以适应新加坡的社会与经济现实，政党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弹性的。

李光耀是一个极为实用的人，在他看来，没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因为有用即真理，没用即谬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李光耀可以搁置75%华人共同使用的华语，而把英语设为官方行政语言，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他也可以在中国即将崛起的时候，提醒国民不要忘记华语。他不会因为英语曾是“殖民主子的语言”就愤然放弃英语，也不会因为搁置过华语就不好意思再把它捡起来。实用主义给了李光耀很大的灵活性，让他不拘泥于任何信条，很大程度上帮助其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特别强调要不断学习。他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就是不断地学习。新加坡没有腹地，世界就是腹地。如何让新加坡对世界“有用”，这就是新加坡的生存之道。谋求生存之道是个快速的学习过程，而且从未中断过。他说，新加坡实行的制度和政策，七八成源于不同国家所实行的良政，约两三成是按自己的经验制定的。他提醒年轻精英，研究全世界国家的良政后，最要紧的是按照本国国情制定自己的良政。

在经济方面，他实行的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少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仍由国家垄断或控股，但在经营上却遵守市场规律，而不加以行政干预。在政治方面，他借鉴了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框架和法律体系，但又不为西方价值观所左右，加上了东方威权主义领导方式和儒家文化，以至于1976年人民行动党被社会党国际开除。但李光耀毫不动摇他的实用主义治国理念，组织人写了一本自我辩护的书，叫《管用的社会主义：新加坡模式》。实用主义原则使得新加坡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强调同东南亚联盟成员国合作，即使在美苏冷战期间，也有效地避免了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下所产生的各种干扰，致力于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李光耀曾和邓小平同志谈过话，说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心是社会主义的，脑是资本主义的，手是实用主义的。

李光耀主张，要以东方文化和儒家思想为背景，对西方民主理念进行修正，在新加坡建立亚洲式民主。亚洲式民主的理念，是在亚洲这个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建立一个适合亚洲文化条件的独特政体，该政体将反映亚洲文化所强调的和谐稳定、服从权威、集体忠诚、吃苦耐劳、重视家庭等价值体系。亚洲式民主理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伦理和威权主义领导方式。

政治威权如缺少法治，就会成为专制。但李光耀是政治威权与严明法治并行，坚持法律至上，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权，因而造就了政府的廉洁高效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李光耀说，今天的新加坡，是多年来法治的结果。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坚定地实施以法治国。

新加坡的法治，首先是用来规范人们言行、维护社会秩序的。李光耀说，严格的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先锋，有了良好的法律，社会才能产生良好的秩序。如果某些人不愿接受教育，就加以处罚。新加坡立法的严明、严密，执法的严实、严正是举世闻名的。在新加坡，法律是人人看得懂、容易理解的，也是可预测的；而且宣传工作也做得好，随处可见法律条文要求和违犯后的惩罚提示。有关法律权力和责任问题大多能够根据现成的法律作出裁判，而非通过斟酌决定。同样，每个人及其基本自由都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新加坡制定了一套堪称世界上最完备的法律法规，现行的达400余种，甚至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如对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随地大小便、便后不冲水、乱涂乱画、随便攀摘花木、公共场所抽烟、吐无糖口香糖渣等，都一一立法，既详尽又可操作性强，并严格执行。

新加坡的法治，更主要的是用来治官、治权的。新加坡原本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贪污腐化严重，李光耀主政后，力行严明法治，制定《反贪污法》，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后来又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如《公务员指导手册》，对公务员日常工作和生活做出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成立了反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但其工作则由政府总理直接领导。该局具有逮捕权、调查权、搜查权、获取财产情报权、不明财产检查权等广泛权力。任何人不论职位多高，一旦违法就严惩不贷，做到了“刑上大夫”。同时，政府建立一套完整的教育监督制约机制来保证公务员的廉洁，能够真正做到：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历年来，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居于亚洲首位和世界前茅。

李光耀的治国和领导理念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各级领导干部开阔视野、提高领导能力具有启迪意义。李光耀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深信不疑，他说，过段时间，当中国获得了新加坡所能提供的所有技能后，彼此的角色将倒过来，到那时，新加坡将派人到中国学习新发明的科技。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必须有优秀的人来掌握，这些优秀的人理应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更多的选票。李光耀认为，一人一票并不完全正确，有知识的人应该比没知识的人更多。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李光耀为何对国民那么严厉，以至于有些把他们当成无知的小孩子了。

功绩制度是新加坡的人才选拔制度，这种以公开考试来择优录取优秀人才的方式避免了恩赐制度带来的不公和阶级固化。新加坡的公务员工资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李光耀也相信年轻人，因为他们有理想，可以为国家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

李光耀经济实用主义

独立之后的新加坡何以“绝处求生”？李光耀主导下奉行实用主义的新加坡政府给出的答案是：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块吸引国际投资者的乐土。在谋求经济发展之外，另外一个算盘就是通过吸引欧美投资者来间接获得欧美强国对新加坡的保护。鉴于薄弱的国内技术和产业基础，新加坡的领导者们认为，要把转口贸易商和各类小商小贩转型为一个产业型的企业家阶层并且有能力在国际上竞争，那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追逐取悦国际资本从新加坡立国的第一天起就成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紧迫感，李光耀对左派的跨国公司剥削论完全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事实上，我们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我们没有立场去烦恼那些理想高远的理论，我们要生活，这就是谋生的一种方法”。

李光耀城建实用主义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按照市中心——次中心——副中心的结构将全新加坡划为50多个小区进行建设，组团和小区中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兼有就业、交通、购物、休闲、居住等功能。但是这种高度集约化、精确化、系统化的城市规划建设，离开了新加坡政府高度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整合能力，在别的城市想要复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尽管事后来看或许很有效率，但其执行过程往往是违背程序正义以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的原则。

李光耀教育实用主义

新加坡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后，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大学（NTU），为急速腾飞的新加坡经济培育工程专才。在新加坡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二十年里，可谓NUS和NTU两所公立大学并驾齐驱。新加坡政府不惜重金，并且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为这两所学校聘用国际一流的教授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和慷慨的研究资助，以此来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和国际知名度。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NUS和NTU的大学生，可以说已经得到了远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更好的教育。当然，以“短平快”或者说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套路，可以把一个不入流的大学迅速提升到国际二流水准，但要做到国际一流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可能恰好是进一步提升的直接妨碍。如果仅以数字来度量学术，以物质来激励学者，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李光耀移民实用主义

新加坡建国之初，人口不足200万，2015年本国公民有330多万人，但是常住人口将近550万, 持永久居民身份的约53万。也就是说，除了大量已经入籍的，新加坡的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40%，外来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也差不多。这么小、这么发达又这么高度依赖外来劳动力的经济体，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要保持经济的活力和成长，这个小国必然越来越依赖于外国劳动者为其提供建筑、餐饮、清洁、家务等底层服务，以及金融、法律、管理、教育、科研等方方面面的“高端”专业人员。新加坡对外国劳动力门户大开，而且已经成功地吸引并留住了相当一部分外国地优秀人才，成为新加坡核心竞争力地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新加坡的招贤引才比招商引资更为重要，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李光耀是一个真正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人。他的理论自信就是看不上任何理论——当然终究他仍然逃不出某种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理论。他的道路自信就是相信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一定不会干得比我更好——这个当然无法证否，也无法证明。他觉得他对新加坡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一套独特而行之有效的制度，离了他也照样可以运转。但是他留下的这套制度显然打着李光耀个人太深的印记，也必须在李光耀离世之后接受新的考验。在李光耀影响下长大的新一代新加坡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实用主义不再买账。他们在已经富裕的社会长大并且高度融入西方世界，对西方价值观中对个体的独立、自由、尊严、权利的认同和诉求远超上一代。2011年人民行动党大选中的首次局部失利，也是新加坡民心转变的风向标。随着价值观的转变，新加坡的年轻选民对挑战执政党也不再畏惧，甚至认为新加坡不能没有反对党。

吃饭可以解决人肚腹的饥饿，却无法解决人心灵的饥渴。实用主义之下，物质上的强大，反而可能会加剧精神上的空虚。李光耀的实用主义确实是强大的，但是要凝聚人心只靠实用主义是不够的，迟早还要诉诸某种超越的理念和信仰。“吃饭要紧”的实用主义指导下的国家，除了惟利是图搞经济找不到其它清晰的价值观。但任何国家若想长盛不衰也必定离不开某种能够成为其灵魂的、提升其文明境界的超越价值观。但这在现代的多元化、世俗化的架构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李光耀一生所面对的挑战，也是他留给后人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