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噪音》是张铁志编著的一本图书，于2010年10月正式出版。本书记录了二十世纪初至今，西方音乐人如何用音乐制造噪音，以反思时代、纪录历史或追求改变社会的历程。该书详细介绍了噪音音乐的发展历史，包括噪音音乐的起源、发展、流派、代表人物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书中还探讨了噪音音乐对于当代音乐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噪音音乐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铁志，台湾省摇滚、文化与政治评论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多个NGO理事。著作《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引起广泛回响。曾任《南方周末》年度原创文化奖音乐类、《南方都市报》华语音乐传媒奖评委。现于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香港特别行政区《信报财经新闻》，大陆《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城市画报》，一五一十、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等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主要媒体撰写专栏。

本书的书写从二十世纪初到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西方音乐人如何用音乐制造噪音，以反思时代、纪录历史，或者追求改变社会。

这些音乐人包括Pete Seeger, Woody Guthrie, Bob Dylan, John Lennon, The Clash,Bruce Springsteen,Patti Smith, Billy Bragg, U2。

除了深刻分析这些重要音乐人的创作理念，本书也试图刻划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反抗史：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与工运早期阶段、三四十年代的左翼运动、五零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六零年代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七八零年代的经济转型和雷根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九零年代的全球化/反全球化、战争与和平、发展与贫穷。所以这本书的读者不只是摇滚乐迷，而是一本反抗的文化史。

张铁志的《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影响了我们对摇滚与政治的认识，《时代的噪音》则以更诗意的文字与更深刻的分析，深化我们对摇滚文化、抗议行动与历史变迁之间关系的理解，而成为华语世界最重要的摇滚书之一。

序一音乐的态度/梁文道

第一部：左派民俗音乐时期

第一章乔·希尔：抗议歌手的永恒典型

第二章伍迪·格斯里：唱人民的歌，为人民歌唱

第三章皮特·西格：穿越二十世纪的抗争民谣

第二部：六零年代

第四章鲍勃·迪伦：像一块滚石

第五章琼·贝茨：永不妥协的民歌之后

序二请不要穿着敌人的裤子去骂敌人不穿裤子

第六章约翰·列侬：爱与和平的梦想者

外一篇一九六八、滚石乐队与约翰·列侬

外二篇改变正要来临：民权县、“黑权”与黑人音乐

第三部：七零年代至今

第七章帕蒂·史密斯：相信民众力量的诗歌摇滚

第八章冲击乐队：掀起白色暴动的朋克

第九章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歌唱许诺之地的幻灭

第十章比利·布雷格：用音乐杀死资本主义

第十一章：当摇滚巨星成为时代的声音

鲍勃·迪伦：像一块滚石乐队（节选）

在许多人心中，鲍勃·迪伦无疑是音乐史上抗议歌手的形象代言人。

他写出六零年代、甚至整个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数首抗议歌曲，他把民俗音乐、流行音乐转变为一首首犀利的抗议诗，或者揭示社会真实的寓言诗。而他在《时代变了》（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专辑封面紧蹙双眉的愤怒神情，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明的脸孔。

然而，说他是抗议歌手可能是音乐史上的最大误会。因为，他的抗议时期主要是在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四年的短短两年间，虽然之后他仍不时书写社会议题的歌曲。

鲍勃·迪伦写下了伟大的抗议歌曲、不情愿地界定了抗议歌手的形象，却拒绝被抗议歌曲所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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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二月，这名十九岁、面容苍白的年轻人背着吉他和破旧皮箱，走下“灰狗”巴士，从白雪冰封的明尼苏达州来到了纽约格林尼治村。

这里，被人们昵称为“村子”，是全世界民俗音乐的中心。

不只民歌，这里也是各种前卫文化、地下艺术正在发生的地方，各种颠覆性的创造与想象恣意地跨界串门子。在麦杜格街（McDougal Street）上，画家在Café Wha听着爵士乐与民歌，民歌手和诗人在“煤气灯酒馆”（gaslight）狭小的地下室轮番吟诗歌唱，或者不小心进入了小剧场中粉墨登场。

这个斑斓场景不是始自六○年代。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格林尼治村就是美国波希米亚文化和激进主义的首都。艺术家、作家、革命者在这里热烈地挥洒他们的生命。

而这些波希米亚和革命分子并不是在华盛顿广场——这里是“村子”的心脏——的两侧各自生活着，而是在广场中间一起相拥起舞：波希米亚们抵抗主流文化的压迫，革命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支配；但革命家们没有忘记美学与意识是革命所必须的，作家与艺术家也深信想象力的解放不能没有社会结构的改造。于是，这里诞生了尤金·奥尼尔的剧作、左派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的激情文字、女性无政府主义者爱玛·古德曼（Emma Goldman）的呼喊，以及后来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诗人们用诗歌和边缘的身体点燃反文化的火光。

尤其是华盛顿广场上的民俗音乐。三○年代以来的民歌运动，在皮特·西格和伍迪·格斯里两个民歌之父的领导下，早就孕育着浓厚的左翼理想主义，且大部分推动民歌的场所和杂志都同时是政治基地。例如麦杜格街上的“民谣中心”（Folklore Center），是无政府主义者老杨（Izzy Young）所开；民谣杂志《唱出来！》（Sing Out!）更是老左派们结合民歌与革命的武器。

自明尼苏达大学辍学来到纽约的迪伦，在“村子”里比任何人都用功（他的师姐是一九五九年就红了的琼·贝茨）。他的主修学科当然是民俗音乐，但他也在麦杜格街的酒馆中吸收各种音乐精华，在十二街的艺术电影院看费德里科·费里尼和其他欧洲电影，在布里克街（Bleeker Street）的咖啡馆中倾听社会主义者和“安那其”激辩革命道路，在朋友家的书房阅读大量的历史、艺术与文学著作，并和女友苏西终日埋藏在剧场和博物馆。

很快地，他成为格林尼治村最耀眼的毕业生。

在来到“村子”之前，迪伦已经熟读了伍迪·格斯里的传记。鲍勃·迪伦在他身上听到了民歌的质地，爱上了他流浪者的形象，学到了为人民而唱的精神。他说：“伍迪是个激进分子，而我想成为那样的人。”

所以他来到纽约寻找伍迪，去新泽西州的医院探望病重的伍迪，唱歌给他听，

并为他写下一首歌：《给伍迪的歌》（Song to Woody）。

迪伦的风格很快凸显出来。他演唱许多时事歌曲（topical songs）——书写和纪录时事或历史的民俗音乐，用他独特的编曲与嗓音。

他说：

“我唱的民谣歌曲绝对不容易入耳，它们并不友善，也不圆润滑顺。它们不会带你平缓地靠岸，我想你可以说它们不商业。不但如此，我的风格对于电台来说是过于乖僻而难以归类的作品，然而歌曲对我来说远不只是轻松的娱乐而已。歌曲是我的导师，它们引领我，带我到另一种对现实的意识，带我到某个不一样的共和国，某个解放了的共和国……一个‘看不到的共和国’

来纽约不到一年，迪伦就被发掘过许多爵士巨星的传奇制作人哈蒙德（John Hammond）签下唱片合约。

一九六二年三月，他发行第一张同名专辑《鲍勃·迪伦》（Bob Dylan），其中有他自己的创作，也有几首传统民歌，但没引起太大回响。

他持续地大量创作与演唱，独特的风格逐渐成熟。

一九六三年五月，第二张专辑《自由自在的迪伦》（The Freewheelin’Bob Dylan）出版，宛如一颗原子弹坠落在六○年代初的骚动之夏。人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民俗音乐：那既不是当时流行的美声民歌，也不是带着泥土气味的传统民歌（例如他的第一张），而是一种全新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了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的诗歌想象与伍迪·格斯里面对现实的态度，重新书写了抗议歌曲。

六○年代的主题曲在这里开始大声响起。

那一年，二十一岁的鲍勃·迪伦在村子的咖啡店中写下六○年代的国歌：《随风而逝》（Blowin’in the Wind）。

现在看来，这首歌或许有太多晦涩意象，没有一般抗议歌曲的具体内容。但在当时，这首歌的意涵对听者来说却是清晰无比——所有听者都能穿透那些薄雾，知道当迪伦认真地质问“还要多久，某些人才能获得自由”时，他指的是种族不平等；当他唱道“炮弹要在空中呼啸而过多少次，它们才会被禁止”时，他指的是核武器。

尤其，这样的句子还不够清楚吗：

“要有多少尸体，他才会知道，已经有太多人死去？”

这首歌真正巨大的力量不在于是否有深刻的社会分析，或是否能煽动人们起来行动，而是他抓到了那个时代空气中微微颤动的集体思绪，说出许多年轻人面对时代的困惑。他们知道眼前的世界正在经历着巨变，一切既有价值都正在被颠覆；他们渴望改变社会，也希望追求个人的自主，所以要对抗一切传统权威。但是要去哪里寻找改变社会的答案呢？迪伦的回答是，不要接受任何既有权威赋予的答案，要自己去风中寻找；最可怕的是不去寻找，是沉默、冷漠与不关心，拒绝去观看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人要有多少双耳朵 / 才能听见人们的哭泣？

一个人要转多少次头 / 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同样是在那一年，六○年代学生运动最重要的组织SDS（民主社会学生联盟），发表了青年革命者对世界的看法：《修伦港宣言》。这份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我们却不安地凝视着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这是和《随风而逝》一样的理想主义，一样的对权威的拒斥——他们拒绝直接承接传统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提供的答案。

这也是迪伦的态度。他在关于这首歌的访问中谈到，太多人想要提供给他答案，但他并不想接受。他要自己寻找在风中飘荡不定的答案。

专辑发表两个月后，在仿佛是民俗音乐共和国的“新港（Newport）民谣音乐节”上，一直为民权县而巡回演唱的“自由歌手”（Freedom Singers）、皮特·西格和民歌皇后琼·贝茨，在音乐节的最后一夜合唱了这首歌。

一个月后，一九六三年的八月二十八日，在华府的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百万人民权大游行，金博士发表他撼动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说。多位重要黑人、白人歌手轮流在他们一生中最浩大的场面演唱，并一起大合唱了《随风而逝》。这首歌乃是才刚刚发表，且是由二十出头白人男孩写的歌，却在当天和另一首民权运动圣歌《我们将会胜利》站在同样的天秤座上，一起成为民权运动的国歌。

《声音与愤怒》张铁志著

《地下乡愁蓝调》马世芳著

《列侬回忆》【美】扬·温纳著

《朗姆酒日记》【美】亨特·斯托克顿·汤普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