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芑孙(1755年-1817年),字念丰,一字沤波,号惕甫,一号铁夫、云房,又号
纳兰性德,长洲(今
苏州市)人。
清代官员、书法家、学者。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召试
举人,官华亭教谕。工书逼
刘墉,不期而合。吴门自明季以来,书家用笔,皆以清秀俊逸见长,至芑孙,始以遒厚浑古矫之,遂为三百年所未有。虽孙退谷、
何焯犹当让出一头,何况余子。卒年六十三。著有《
碑版广例》《楞伽山房集》《渊雅堂集》。
王芑孙十二岁时已能撰写文章。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被授予举人,担任国子监典籍、
咸安宫教习、
华亭市教谕。后来辞去官职,成为扬州乐仪书院的山长。他的学问广博,文章闻名当时,尤其擅长五言古诗,被誉为“吴中尊宿”。
王芑孙富有藏书,自称藏书万卷,收藏地点包括“沤波舫”“渊雅堂”“楞伽山房”。他与江南地区的其他藏书家交往密切,曾为
黄丕烈的《陶陶室记》作序,为
吴翌凤的《借书图》题诗,为学生
沈恕题写咏藏书诗,也为玉栋藏书楼的《读易楼记》撰文。他的藏书印章众多,其中包括“铁夫审定”、“县学教谕宫学教习国学典籍”、“沤波舫鉴藏”、“苏州渊雅堂王氏图书”、“楞伽山房”、“铁夫墨琴夫妇印记”等。他还编辑了《古赋识小录》,并著有《惕夫未定稿》26卷、《碑版文广例》10卷、《渊雅堂集》20卷。
王芑孙与陈石士讨论考证书籍之事。他在评论中提到,因为强调义理而贬低考证,甚至将其视为邪说。这种观点不仅不了解考证,而且也不了解义理。考证之学的目的在于阐明义理。那些只谈论义理而不涉及考证的人,只是追求名声和独特性。如果认为他们夸耀自己的广泛阅读是一种错误,那么难道那些只谈论义理而没有实际考证的人就不应该被视为一种错误吗?义理到了
南宋时期变得更加严密,研究者的用心也更加深刻。因此,杨信斋的礼仪图、陈北溪的文字解释、黄东发的日钞,都是源于
朱熹的思想体系。马贵与、王伯厚的博闻多识也是南宋时期的优秀学者。所以,考证之学推崇南宋时期的研究成果,尽管朱熹本人并不专门以考证命名,但他深入理解精妙的道理,这正是他所坚持的。正因为他们的考证确实可靠,所以人们对它们的信任也非常坚定。考证是义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怎么能排除在外呢?那些只谈论义理而不知道考证的人,明朝时期最为突出,当时的经书只崇尚《大全》,文章也只是知道如何写作科举考试的文章。这些所谓的八股文作者,难道与考证有什么区别吗?但是,明朝人并不了解考证。到了
清代,考证学家不断涌现,这实际上是对明朝的一种弥补。不过,由于时艺作为一种文体,本身就与考证不同,导致那些每天练习时艺的人无法接触到汉唐时期的传注笺疏,询问他们关于训诂的真实情况,他们会感到茫然。这种情况只能由善于学习经典和古代文献的人来纠正,而不是那些不善于这样做的人,他们只会引用子史中的冷僻事件,使用训诂中的奇怪文字,把它们混入时文中,自称为博采众长的通才,却不知道这样做的弊端会层出不穷。还有一些人轻率地用自己的想法推测古籍,不愿意留下疑问就说是错简,不懂六书就说它是通用的,这些都是不善于考证的结果,而不是考证本身的过错。有些人甚至把考证看作畏途。比如我的同年蒋心馀,他是一个诗人,但在他的诗中写道:“注疏流弊事考订”,这是把考证当作流弊,并且归罪于读注疏,其实这只是表明他自己从未读过注疏罢了。现在看到王芑孙的说法,竟然把考证比作邪说,那么他对道理的危害和对道德的伤害比起蒋心馀来说更为严重。这可能会使学者们固守兔园讲章,不敢接触注疏。芑孙是我的同年王世琪的孙子。他曾来到我的书房,知道我想整理《
尚书》的各种条目。他说:“先生一定是专门研究今文吧!”我回答说:“
文言文怎么可以废弃呢?”大概是他听惯了
阎若璩的观点,所以就这样怀疑我。而现在看到他对文章的评论又是这样的错误。他也可以说是进退无据了。听说他在南方很有能文的声誉,担心他的偏激错误言论误导学者,所以我不得不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未能为蜀游,颇好见蜀客。同年张检讨,诗才世莫敌。毅然洗万古,破空出奇特。
孙吴所著书,不到韩彭臆。我法自孤起,神鬼困膊磔。天龙战天魔,遗却
梵天敕。怒雷入其手,仓卒下一击。瞿塘天下险,崖窾献刻画。淋漓墨数行,纸上见崩砉。所恐腕力强,捩转北斗极。海内孙(渊如星衍)与洪(稚存亮吉),睹子尚辟易。吾今妄讥呵,一笑不自测。
奇于唐者韩,所贵不因循。奇于汉者马,所戒不雅驯。驯者果何说?择义归精醇。飞黄气腾达,驭之
九方皋。然而必己出,在古不相因。天于物最古,自无昨日云。长此青一握,风月时斩新。不尔逞辩聪,努力追飚轮。翻新乍惊愚,久而遂陈陈。吾侪一丘貉,勇进独有君。摩君壁垒熟,复此
錞于申。吾终避三舍,君必张一军。
自古奇才必生蜀,船山在今麟一角。侍郎近葺《湖海诗》,写君少作都付之(时余方录船山庚戌以前之作,入
王昶先生所编《
湖海诗传》)。阿兄句法学老杜,五言海内亦有数。望中烽火剧三川,短札斜行读黯然(读船山三月出京书,言家口以三川烽火不能归,且往葬父并迎母来京)。
王芑孙的书法作品受到《鸥波余话、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湖海诗传》的高度评价。
翁方纲对他有严厉的批评,指出他在南方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担心他的偏激错误言论会导致学者误解,因此不得不对此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