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鸿志于1929年10月9日出生在
山东省招远市焦各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培训后成为报务员，次年加入共产党。1950年10月，所在部队转为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
朝鲜战争。 1955年，郭鸿志作为有残疾的荣誉军人转业为地方干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为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播音科科长。
1974年11月10日，郭鸿志与
李正天、
陈一阳、王希哲、等人化名“李一哲”一道书写《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大字报，并在
广州市闹市区北京路口贴出，引起不小的反响。1977年12月，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郭鸿志等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978年的8、9月，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广东省委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并数次报告党中央。同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此案，开始为“李一哲”平反。1979年2月，“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大会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将郭鸿志等人释放。1998年9月21日，郭鸿志在医院去世。
郭鸿志于1929年10月9日出生在
山东省招远市焦各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培训后成为报务员，次年加入共产党。1950年10月，所在部队转为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
朝鲜战争。 1955年，郭鸿志作为有残疾的荣誉军人转业为地方干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为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播音科科长。
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经造成了中国政治层面的全面混乱和经济方面的无序和崩溃，当时，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的正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深恶痛绝。人民群众需要重整社会秩序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原
广州市第17中学的
陈一阳、王希哲和
广州美术学院学生
李正天以及广东广播电台的郭鸿志、
李秀芳等几位干部群众，在广州市
北京路上张贴了一张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这份大字报长达2.6万字，一共用了67张白报纸。不久，这张大字报就流传到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75年，全国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举粉碎了“
四人帮”。在1977年12月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上，广东省给“李一哲案”的几位当事人扣上了“‘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这样的帽子，公开将其定性升级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投进监狱。郭鸿志、李秀芳等一批与“李一哲案件”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在其后皆受到了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1978年的8、9月，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广东省委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并数次报告党中央。同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此案，开始为“李一哲”平反。12月30日，
李正天、
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从监狱被释放出来，安排住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
1979年1月24日下午，习仲勋和吴南生、王宁以及官策、雷力行在广东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
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郭鸿志等人详细述说他们写大字报、受到批判和迫害的经过以及提出平反方案。2月1日上午，习仲勋在吴南生以及梁冀、宫策、雷力行的陪同下，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二次接见郭鸿志四人。习仲勋、吴南生与他们商定2月5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这次谈话足足谈了3个多小时。
但郭鸿志、李正天、王希哲三人在第二天给省委习仲勋、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在
广州市最大的会场
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在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能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所有成员一次。习仲勋于2月3日晚上在广东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郭鸿志四人，双方进一步沟通了思想。第二天下午，习仲勋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集团”成员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李秀芳、陈锦禄、杨万翔等30人。经习仲勋反复做工作，决定按计划召开平反大会。这次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1979年2月6日下午，广东省委在
广东艺术中心友谊剧院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案件平反。会上，广东省委常委
寇庆延宜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文件指出: 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重新讨论了“李一哲”案件，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决定将因“李一哲”问题被拘留的
李正天、
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予以释放。
1998年9月21日，郭鸿志在医院去世。原广东作协副主席
李士非作诗悼念，名为《忆当年一一送郭鸿志同志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