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融（1917.4.20—1966.8.28）男，江苏苏州人，精密机械及仪器学家和仪器仪表工程教育家。中原地区仪器仪表工程教育和计量测试技术的开拓者，中国精密机械与仪器仪表学科的创建者之一。长期从事精密机械及仪器科学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取得了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仪器仪表工程和计量测试技术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发展中国仪器仪表学科与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1917年4月20日出生于苏州市。

1930—1933年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附中

1933—1937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工程科学学士。

1937—1940年清华航空研究所庚款补助研究员。

1940—1945年任中央机器厂工程师兼第七分厂厂长。

1945—1947年赴美国考察

1947—1948年赴加拿大麦哲尔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并在加拿大帝国机器厂任设计工程师。

1948—1949年上海资源委员会上海机器厂厂长兼总工程师。

1949—1952年任南开大学教授。

1952—1958年任天津大学教授，兼机械工程系副主任、教研室主任。

1958—1959年任天津大学第二机械系副主任兼精密仪器教研室主任。

1959—1966年任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系主任。

1966年8月逝世于天津市。

王守融江苏省吴县（今苏州市）东山人， 1917年4月20日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祖父为清代进士，其父王季同自幼好数理，不应科举，曾就读上海京师同文馆，毕业后作过几年教习，研究物理化学，后去英国留学攻读机电工程，于1911年回国，其叔父王季绪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工程专家之一，1912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曾任天津大学教授、教务长和天津大学教授等职。其兄弟姊妹中不乏为工程宿将、学部委员、妇科学专家和大学教授等。

王守融天资聪颖，自幼受家庭熏陶，特别是父辈的影响，酷爱数理化各科学习，且动手能力很强。1927年在上海私立昌进中学附小毕业，1933年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理科毕业，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在机械工程系攻读航空工程，年仅16岁。他勤奋好学、才华出众，学冠诸生，193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守融随校南迁昆明市，1938年任清华航空研究所庚款补助研究员，从事飞机性能与结构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发表了四篇有关飞机性能及结构方面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1940年，在昆明中央机器厂任工程师，并兼任七分厂厂长。1945年，赴美国与加拿大等地考察，后在加拿大麦哲尔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并在加拿大帝国机器厂任机械设计工程师。1948年回国后，出任上海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上海机器厂厂长兼总工程师。

解放后，1949年8月，应南开大学工学院院长孟广教授之邀，延聘为南开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年仅32岁。王守融在南开大学任职期间，为机械系学生开设并讲授了工具机械、工具机设计、汽车工程、金相及热处理等多门课程，并编写了讲义和教材。同年，应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潘承孝教授之邀，赴该校任兼职教授，为机械系学生讲授工具机械、金相及热处理和机工学等课程。

王守融知识渊博，学术造诣精深，特别是在近代机械加工工艺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之备课认真，治学严谨，因而在课堂教学中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论证科学、分析透彻，深受师生所敬仰。

1952年院系调整时，南开大学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王守融任天津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等职，并负责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精密机械仪器专业和后来的精密仪器工程系。为此，他呕心沥血、辛勤工作、贡献出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在此期间曾为学生讲授“机械制造工艺学”、“仪器制造工艺学”等课程。并编译、编著出版了《精密仪器制造工艺学》、《仪器制造工艺学》等教科书。

1953年，王守融主持了“不等分半自动刻线机”的研制工作，于1955年研制成功“津仪01型半自动刻线机”。该刻线机的刻线精度达到了国际水平，成为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计算尺刻线机，后为南京教学仪器厂和上海四达仪器厂所采用，1965年，该项成果获国家科委重大科技成果奖。

由于王守融教学与科研成果卓著，1956年受聘为二级教授，曾任国家科委仪器学科组成员、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现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工业学校仪器仪表类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委。1962年3月，应邀参加了中央在广州市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并于1956年、1964年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制定工作。他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委员会常委。

中国仪器仪表工程教育和计量测试技术的开拓者

仪器仪表广泛用于机械制造、冶金、化工、能源、环保以及国防工业等部门，成为观察、测量、计算、记录和控制自然现象与生产过程的工具。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而发展科学技术，除了需要进行理论上的研讨之外，还必须进行一系列的科学实验，而仪器仪表是科学实验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中原地区没有独立完整的仪器仪表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将陆续建成一批大型骨干工业企业和国防工业，而这些企业中必须配备大量的仪器仪表，为此，国家要在高等学校设立新的专业——仪器仪表类专业，以培养国家急需的仪器制造和计量测试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

1952年，中央教育部委托天津大学筹建“精密机械仪器专业”，此时，王守融担任了该专业筹备组组长职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高等学校中最先设置的精密机械仪器专业，从而为有计划的培养能够独立进行仪器设计、制造、以及科学研究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基础，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在王守融的主持下，制定了精密机械仪器专业的教学计划，主要课程的教学大纲。1956年根据中央高等教育部的指示，重新进行了修订，作为中国统一的教学计划。该教学计划对课程的门类、学时数、各实践环节的安排和要求均有明确的规定，成为指导教学的基本文件，对中国高等学校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王守融的领导下，筹建了精密机械仪器实验室。由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瑞士等国家进口了为数众多的仪器设备和精密加工机床，其中某些高精度的仪器设备，在当时国内的一些科研院所亦尚不具备，堪称一流。该实验室除满足了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需用之外，还经常接受国内一些科研院所和厂矿企业的高水平实验和仪器设备的鉴定任务。

在王守融的主持下，组织教师自编出版了中国第一套精密仪器工程教育方面的教科书和教材。如仪器制造工艺学、仪器零件及机构、仪器制造切削刀具与机床、公差及技术测量以及机械制造量仪、精密机械仪器、自动量仪等。在编写这些教材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国外有关书刊，并注意联系中国实际，内容充实、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深受师生的欢迎，为众多工科院校选用，在中国仪器仪表工程人才的培养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央号召“学习苏联”，实行专业教学，聘请苏联专家来华短期讲学，指导研究生、培养师资。1956年，王守融被选任为国家首批研究生导师，这是新中国专家教授自己培养研究生的开始。参照苏联培养研究生制度，他于1957年招收了副博士研究生一名，“文化大革命”前王守融共培养了六名研究生，现在他们大都已成为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高级工程师。

1959年，在王守融主持下，创建了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系，任系主任。又先后建立了热工仪表、计时仪器、光学仪器等专业，并试办了计算机专业和航行仪表等专业。历经14年不断地发展壮大，至1966年初，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系已建成为一个专业门类齐全、教学水平、学术水平在国内堪称一流的科系，为国家共培养和输送了2200余名大学本科生和30余名研究生。这些毕业生遍布中国各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许多贡献，其中不少人在工矿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担任着重要职务。

王守融在主持创建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系的工作中，表现出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治学严谨、身体力行。60年代初，在教师进修提高工作中，他曾亲自为中青年教师开设和讲授工程数学课程。使全系在学科建设、教学基础建设，科学研究、师资培训、研究生培养等诸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为今后进一步壮大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原地区精密机械与仪器仪表学科的创建者之一

40年代初，王守融在昆明中央机器厂任工程师兼任第七分厂厂长时，结合生产需要，从事过精密加工机床和工具显微镜等仪器设备的设计和研制工作。50年代初，在南开大学机械系任教时，在讲授金相与热处理课程时，为了使学生能观看到金属的金相组织，曾将生物显微镜改装为金相显微镜，以满足教学要求，受到学生好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由于工业生产和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计算尺的需用量急剧地增加。当时一些工厂和高等工业学校都在设法制作各种计算尺，诸如从最简单的照相纸计算尺到正规的刻线计算尺。但是计算尺制造过程中的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刻线工序却依然采用手工方式进行。当时虽然也有一些专用的刻线设备，但一般都是用人工手摇牙条对准刻度盘或对准样尺上的刻线，一条一条地进行刻划。这样不但工人的劳动强度高、生产率低，且刻线精度难于保证。

为了解决计算尺的刻线问题，王守融从1953年开始研究制造一种半自动刻线机，使计算尺制造中刻线工序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由于当时缺乏这方面资料（在资本主义国家尚属企业机密），因此给研制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工作中发生了不少周折，历尽艰辛，一直到1955年才制作出第一台样机。

为了使计算尺能够实现自动刻线，必须解决下述三个问题：

1）不等分刻线问题：在一般计算尺（Aristo型为例）上共有22条刻线表尺。在每一条标尺上平均有350条间距不等的刻线，最多的有600条；最宽的间距为2．9402mm（在LL03标尺上10－3～1．2×10－3之间）。最大与最小相差8倍。因此，计算尺自动刻线机或半自动刻线机必须有适当的机构，能自动调节每一次刻线行程后的送进量；也就是能在刻线的过程中自动控制这7000条刻线之间的不等间距，并达到一定的精确度。当时，中国已有一些刻线机只能用来刻制等分的标尺，如米尺、比例尺和游标尺，但因不能刻不等分的标尺，无法用来制造计算尺。

2）多种长短线变化循环的问题：在计算尺的各条表尺上，刻线长度的变化循环共有三种（A型、B型、C型），在各条标尺上，这三种循环的交替情形又有着不同的变化，例如在LL3标尺上要交替11次（B－C－A－C－A－B－A－C－A－C－A）之多。因此，计算尺自动刻线机必须有适当的机构能自动调节每一条刻线的长度，以符合上述各种循环的交替情况。

3）满足刻线的精度要求；根据演算尺寸链，由于各条标尺的刻线误差的大小和正负对于每一次演算过程来说完全是偶然性的；而一般计算尺的演算精度是要求准确到第三位数字，也就是演算结果的最大总误差相当于所得值的0．5×10－5；同时各条表尺的最大刻线误差应相等。通过分析计算，确定计算尺自动刻线机或半自动刻线机的刻线总误差不超过±0．024mm。

根据上述各项要求，王守融亲自构思设计方案，并参加绘制总装图的工作，在青年教师和技术工人的协助下，经过二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在1955年研制成功津仪01型计算尺半自动刻线机。该机控制刻线间距的机构是全自动的，控制刻线长度是半自动的。经过实际检测，该刻线机的刻线精度完全符合设计要求，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这部刻线机可以每分钟同时在10支计算尺的毛坯上刻26～42条线；每8小时平均可刻20～30支计算尺。

王守融主持研制的半自动刻线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计算尺刻线机，刻机解决了自动不等分刻线的问题。1956年2月，根据中央高等教育部的指示，将全部设计图样资料转给南京教学仪器厂组织批量生产。该项科研成果于1965年被国家科委授予重大科技成果奖。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接着在中国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同年，为了开展中国仪器仪表的科学研究与产品开发，经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与天津大学共同商定，在天津大学创办成立天津仪表研究室，这是中国在高等学校设立仪器仪表科学研究机构的首例。经领导批准，任命王守融担任研究室主任。该研究室除有第一机械工业部派来的技术人员外，并吸引了众多的专家教授如蔡其恕、马师亮、陈荫谷、宝澄、刘豹、吴又芝、苑文炳、吴继宗等来室工作。研究室的研究课题，大部分是结合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防建设急需产品、军工项目等。为推动中国仪器仪表事业的发展、科学研究以及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50年代，王守融就已成为中国的知名的专家教授，曾先后被聘任为国家科委仪器学科组成员，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今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56、1964年，两次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制定工作。正当王守融为国家的科学教育事业和学科建设工作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辛勤工作之际，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1966年8月28日被迫含冤离别人世，年仅49岁。

1王守融．吴继宗，孙家译．精密仪器制造工艺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56。

2王守融．多环尺寸链的分选装配法．天津大学学报，1956（2）：25－32。

3王守融、孙家鼒．津仪01型计算尺半自动刻线机、天津大学学报，1956（3）：14－24。

4王守融主编．仪器制造工艺学．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