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德语：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Ein Buch für freie Geister；英语：Human, All Too Human: A Book for Free Spirits）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于1878年至1879年间创作的哲学著作，其上、下两卷分别于1878年和1880年出版。尼采以“人性的，太人性的”为题，想要在书中追求一种非传统的、非局限的、纯粹而质朴的真理，即“普遍人性”。

该书是尼采为纪念伏尔泰（Voltaire）逝世100周年而作，同时也出于其对早年崇拜的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失望情绪而作。书中以间接的方式抨击形而上学，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人类经验和知识，并且以彻底的启蒙激情探讨了众多哲学主题。全书在内容由上、下两卷组成，上卷除弗里德里希·尼采亲笔序言与终结诗之外又分九篇，下卷除尼采亲笔序外则仅有两篇。其中，上卷九篇先讲“初始之事和终结之事”，再谈“道德感的历史”，接下各篇以怀疑和探究心理的方式分别探讨了宗教生活、艺术、文化、家庭、国家等话题。下卷两篇则不再像上卷那样按传统哲学等方式处理哲学学科分支，而是写了一些随笔和格言，然后把它们分散在不再分段的一篇“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以及另一篇以漫游者和他的影子之间的短小谈话为框架的文字中。

《人性的，太人性的》作为尼采思想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标志着尼采逐渐走出阿图尔·叔本华与瓦格纳的影响，发展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认识到人性本身局限，对人之状况不满的同时，尼采却并不消极，反而表现出对更高尚、更优美、更健全人类的渴慕，这为后来尼采提出“超人”理论奠定了基础。因此，尼采曾自称本书为“一场危机的纪念碑”。英国哲学家基思·安塞尔-皮尔逊（Keith Ansell-Pearson）评价道：“《人性的，太人性的》作为本书和课题名称，可以说是一场思想危机的纪念之物，这场危机迫使尼采在对认识问题的思考上进行严格的自律。”

1878年1月4日，也就是在理查德·瓦格纳将自己创作的舞台剧《帕西法尔》（Parsi fal）交给尼采的第二天，尼采便在致塞德利茨（Reinhart von Seydlitz）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剧中内容“过于基督化、过于局限、非普遍性、非人性”的不认同。他表示“（《帕西法尔》）对我这个过于习惯希腊性、普遍人性的人来说，这一切过于基督教化，过于时间化，过于局限了；纯粹是幻想的心理学；没有一点儿肉，而血又太多太多了”。弗里德里希·尼采信中所谓“普遍人性”的东西，亦正是他在本书中想要追寻的东西（尘世生活的东西，即那些细微而朴实无华的真理），这些东西在他看来曾一度存活于希腊神话中。在寻找“普遍人性”的过程中，无论是什么，只要有可能通过敌视生活的禁欲，通过清规戒律的紧咒等等而脱离和独立于普遍联系之外，他就对其宣战，但同时，尼采也意识到那些传统所流行的、过于局限的非人性的东西，亦是因为人性的局限性所导致的。对此，尼采在自传《瞧，这个人》里对本书做出反思时写道，“自由精神”一词需要在一种业已变得自由的精神中来理解。换句话说，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追求的自由精神涉及一个自我解放与自我克服的过程，其中包括对理想主义的克服：普遍人性所看到的理想事物之处，尼采则看到了“人性的，可惜也是过于人性的东西”。也正因此，尼采亦称本书为“一场危机的纪念碑”，即是一场思想危机的纪念之物，于是尼采以半是认真又意味深长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为此书命名。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19世纪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主要代表之一，被认为是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早年在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不到25岁就被聘为巴塞尔市大学的古典语文学副教授并在一年以后成为正教授。一生著述颇丰，如《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世系》.《权力意志》等，对20世纪的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1889年初，在意大利的都灵街头摔倒，就此精神错乱，于11年后在德国的魏玛去世。

弗里德里希·尼采写作《人性的，太人性的》时，世界正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工业革命全面展开，印度并入英国。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很大变化，英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主导者，同时德国在这个时代希望成为世界霸主，因此在普法战争胜利后采取了强化民族主义、鼓励民粹精神的政策。所以，德国经济、科技与军事崛起的同时，也在意识形态方面走上了极端，另外阿道夫·瓦格纳的音乐统治了德国音乐界，正努力发掘和创造新的德意志神话。而尼采于这个时代的思考则完全与德国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他要全面批判当时德国的这些精神取向。

19世纪的西方文化，已经被基督教统治了一千多年，这期间尽管发生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以反传统、反教会、解放思想等文化运动，为欧洲艺术和科学带来过再生的希望，但是16世纪马丁·路德（基督教新教的创立者）所发动的德国宗教改革使欧洲文化再生的一切希望都付之泡影。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并以普鲁士王国的胜利告终，于是一种自负、夸张和自我颂扬的市侩精神在德国蔓延。弗里德里希·尼采一方面认为正是犹太主义化洪汛涛基督教导致了欧洲的堕落、德国文化一直处在黑暗之中；另一方面对于普法战争在德国社会所形成的自负、自我颂扬等社会情绪，尼采指责德国文化“无意义，无实质，无目的”、充其量只是一种“公众舆论”。对此，尼采以“不合时宜的思考”为题写了一组论文，指出普鲁士王国在战争中的胜利绝不等于德国文化的胜利，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不认同。而《人性的，太人性的》就是尼采在继《不合时适的思考》之后，以抨击传统形而上学、释放自由精神等为目的的新作。

18世纪后期兴起的工业革命在19世纪达到了高潮，自然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细胞说、能量守恒定律以及进化论的发现给宗教信仰以沉重的打击。人类所创造的现代科学让身处19世纪的弗里德里希·尼采看到了医好西方文化“病根”的希望，他认为正是现代科学和人类自身日益的麻木不仁摧毁了一千多年来人们对雅威的信念，让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西方文化开始始崩溃。而《人性的，太人性的》正是尼采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人类经验和知识的著作。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语文学的历史进入“德国时期”。在此之前的德国古典研究尤其是古希腊研究，一直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在启蒙运动、新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推动下，德国古典研究热潮高涨。这一阶段的德国新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对古典的研究是艺术的、审美的和伦理意义上的，他们借助古代经典树立起一个新的文学艺术及人类教养的理想，试图通过古希腊文学艺术的复活来提升现代文化和现实生活。其中弗里德里希·尼采早期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就提出了一种比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希腊文化的理解更发自内心和存在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尼采所要追寻的那种“普遍人性”的东西，在他看来曾一度存活于希腊神话中。

尼采著作的第一阶段，以《悲剧的诞生》（1872年）和《不合时宜的沉思》（1872-1876年）为代表，当时的尼采还是跟在阿图尔·叔本华和阿道夫·瓦格纳背后亦步亦趋的样子，他批判“理论家”、批判19世纪的学者，批判德意志精神的贫困化，他觉得在德意志精神中找不到力量、充实的生活、天才的创造性了。但同时，弗里德里希·尼采亦通过叔本华与瓦格纳看到了一种新生活的冉冉升起，在他看来叔本华作为“新生活的教育者”，而瓦格纳全部艺术作品则是作为一种更好理解存在的基础，他们都是为这种新生活服务的。但是后来，尼采由原先（新生活的）宣告者开始转变成一个激进地继承了欧洲启蒙传统的怀疑论者、心理学家和分析家，“理智的耿直”成了尼采哲学和哲学追求真理时的最高标准。

在此思想变化之下，尼采渐渐与阿图尔·叔本华、奥托·瓦格纳等产生疏远并走向背离，特别是在看过瓦格纳所创作的舞台剧《帕西法尔》之后，尼采对一种越来越可疑的（非普遍人性的、局限的、强调个别的）艺术的保留态度占了上风。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看来，个别的、非普遍的、局限性（如《帕西法尔》）乃是基督教和现代派的本质特征，从而也就是“颓废”的标志，并且在后来的论战中，弗里德里希·尼采为此而反对奥托·瓦格纳的戏子作风，反对瓦格纳哗众取宠和重个别而轻普遍的做法，他认为瓦格纳在强调个别因素、牺牲整体而突出细部的做法上，体现出一种威胁着全部人类生活和共存的症状。此时的尼采，在思想上开始与阿图尔·叔本华及奥托·瓦格纳告别，他甚至直言“瓦格纳在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问题上欺骗了自己”。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尼采开始对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反传统的启蒙运动倍加欣赏，并将其奉为楷模，认为伏尔泰等人让人们从反拨中取得了进步、继续前进。因此，在1878年5月30日（1778年5月30日为伏尔泰逝世日）临近之际，尼采为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同时也出于自己对早年崇拜的音乐家阿道夫·瓦格纳的失望情绪而写作并出版了《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一书，此书也是尼采思想变化后第二阶段著作的开端。尼采亦曾在此书出版之际为伏尔泰写有献辞“1878年5月30日的临近，使得及时向一位最伟大的精神解放者（伏尔泰）表示个人敬意的愿望变得无比强烈，倘非如此，本书或许不会现在发表。”

弗里德里希·尼采于1878年初版之时表示，《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作为独白之书是1876年底至1877年初在索伦特过冬期间写成的。而且按照尼采自传《瞧，这个人》中的说法，《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动笔时间是“在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那几周里，即1876年8月，并且尼采还称此书是“一场危机的纪念碑”。不过，根据书中若干重要的格言早在1875年夏就作为没有特定文学目的的笔记已经诞生的情况，所以书中内容的随笔记录至少可以回溯到1875年。弗里德里希·尼采从1875年夏开始整理全部笔记的材料，通过口授让盖斯特（Peter Gast）写出第一份誉清稿，或者让人抄写。后来在1876年10月初到12月底，尼采继续以随笔的形式记录笔记，这种笔记随笔并没有特定的目的。

1877年9月，尼采回到巴塞尔市并与盖斯特一起开始为新书（《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整理已有的笔记，为发表自己的新作做准备。而且在此之前，尼采已经为这本新作进行了各种编排，草拟了各种书名，但又都一一推翻了。1878年1月10日，弗里德里希·尼采修改完成了盖斯特誉写的稿子，逐步付印。尼采、盖斯特，最后还有Paul Widemann参与的对此书的修改工作一直延续到1878年的4月中旬，修改用的校样至今尚存。后随着伏尔泰逝世100周年祭日（5月30日）的临近，尼采想要以此书向伏尔泰表达个人敬意的愿望变得无比强烈。于是，《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于1878年4月底在开姆尼茨由Ernst Schmeitzner出版社出版。1878年5月，尼采将刚出版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上卷（下卷出版于1880年）寄给了理查德·瓦格纳。

接着，弗里德里希·尼采因为百病缠身而取消了1878年11月份的讲座课，同时亦开始构思《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并于同年12月底完成了“杂乱无章的各种观点与箴言”，此篇由408段杂感和随笔构成。1879年3月，“杂乱无章的各种观点与箴言”作为第一卷的附篇出版，因为病痛加剧，所以这年4月，尼采向巴塞尔大学校长辞去在该校的教职，6月，尼采来到圣马利兹山区，在这里他的身体有所好转，于是开始写《人性的，太人性的》的最后一篇。1879年8月10日，弗里德里希·尼采完成了《人性的，太人性的》最后部分“漫游者及其影子”，第二天给盖斯特寄去手稿，10月3日，尼采收到盖斯特替他抄写的“漫游者及其影子”全部稿件，尼采接受了盖斯特提出的许多建议，对原稿做了不少改动。同年10月5日，尼采给盖斯特信中谈到写作“漫游者及其影子”时的情况：“除了几节以外，这部分都是我散步时完成思考，并用铅笔在六个小记录本上起草的”，10月底，《漫游者及其影子》作为《人性的，太人性的》（上卷）的补篇由同一出版商出版。

《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于1878年出版之后，1880年又出版了第二卷。后来1886年，弗里德里希·尼采又为此书写了亲笔序言和终结诗篇，同年，E.W.Fritzsch买回了尼采先前著作的版权，加上序言和尾声（终结诗篇），以《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上卷，附引言的新版本）》为书名进入图书市场，与1878年的版本相比，此版删除了原先所引用的勒内·笛卡尔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拉丁文著作（译文）的“代前言”、为伏尔泰写的献辞以及扉页反面的简短提示文字“这本独白之书是1876年底至1877年初在索伦特过冬期间写成的”。弗里德里希·尼采亲笔的序言和终诗（尾声）的付印手稿至今尚存。此外，在尼采遗留下的藏书中，有两部手抄本，上面有尼采的大量亲笔修改，内容主要涉及《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前两篇。其中第一部手抄本没有序言部分，而且其中的改动可以回溯到1885年，与当时彻底改写全书的计划有关。第二部手抄本中的改动则在一定程度上与1888年对《人性的，太人性的》格言的改写有关，改写的内容在散页上保存至今。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开篇除了引用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勒内·笛卡尔的一段拉丁文著（译文）作以作为代前言之外，还有一篇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自序。上卷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九篇，先讲“初始之事和终结之事”，再谈“道德感的历史”，接下各章分别探讨宗教生活、艺术、文化、家庭、国家等。这种对内容的编排与划分似乎依照传统的哲学体系，即以一篇探讨基本问题的论文开始，如同形而上学中习惯的那样提出、可能的话也回答这些基本问题。此外，即使按照其他的划分，本书似乎也仍然遵守各哲学分支传统的次序，比如在“道德感的历史”一篇中发现伦理学，在探讨宗教生活一篇中发现宗教哲学，然后在余下各篇中发现美学、政治学，直到最后发现人类学等。对此，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彼得·皮茨（Peter Putz）通过详细考察认为，本书完全没有哲学的封闭系统，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意图其实是想把“真理”和思维方式从其（传统哲学）系统化的定式中解放出来并告诉世人，所谓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等等的原则即便不是陈腐不堪，那么也是大可不必的。

下卷的内容除了序言之外，只有“杂乱无章的各种观点与箴言”及“漫游者和他的影子”两篇，其内容继续在第一卷中开始的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下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批判。尼采一方面肯定人性中值得肯定的方面，希望挖掘人的潜力，使人类变得更优秀；另一方面又对人性的弱点和缺点进行了尖刻的讽刺和挖苦。彼得·皮茨教授基于其对全书内容的考察所得出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意图把真理和思维方式从传统哲学系统化的定式中解放出来”之结论，表示尼采对下卷的内容编排方式是顺理成章的。他指出，尼采在下卷中不再像在上卷中那样几乎是以讽刺性模仿（传统哲学）的方式按序处理哲学学科分支，而是写了一些随笔和格言，然后把它们与其说是总结在，毋宁说是分散在不再分段的一篇“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以及另一篇以漫游者和他的影子之间的短小谈话为框架的文字中。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尼采用近1400格言，以间接的方式抨击形而上学，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人类经验和知识，此外还以彻底启蒙的激情探讨了众多哲学主题，以便人类能全部或者至少部分解脱身上的锁链。

所谓形而上学，是研究自然层面（可感维度）之外“实物”（即“物质之外之物”）的学问，因为哲学家通过对物质世界的研究认为自然世界并未穷尽现实，在自然物质之外同样存在现实事物，甚至如果人们要解释物质世界并确定其本原（使世界运动的推动者），就需要研究那些可感维度之外的事物。然而，《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开篇的第一篇第一节，弗里德里希·尼采就彻底弃了从柏拉图到伊曼努尔·康德、阿图尔·叔本华的唯心主义原则和基本概念，反对代表传统形而上学的“物自体”（即由康德提出被叔本体所继承的，指认识之外的，又绝对不可认识的存在之物）观念，要求摒弃信仰采用一种“科学的”观察方式（“道德的、宗教的、审美的观念的化学”，“化学”即指一种产生变化的科学）。尼采这不仅是对一种不依赖于人性和物质性的理念或实体信仰的批判，而且全部的本质形而上学都遭受了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对问题都有据称超越时空即永远有效的答案，而弗里德里希·尼采则提出了在原则上将所有这些问题历史化的要求，指出所谓绝对的其实都是相对的。

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哲学所注重其伟大和高尚的事物理念，尼采更喜欢渺小的、一直被人忽视的、表面上不起眼的东西，即尼采所喜欢的最为崇高的原则是“普遍人性的”，基于理性现实基础上的没有任何局限的纯粹而朴实之真理。尼采所追寻的这种“普遍人性”原则并不是超越人性和超越时空的，而是与尘世的、肉体的科学变化（化学）相联系的，属于一切推动世界的，且都可以简约为日常生活的。而弗里德里希·尼采反对形而上学寻求“普遍人性”的目的则是为了让自由精神得以释放，就如《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副标题所表达的那样——“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旨在摆脱古老的“真理”，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和神圣原则。尼采试图以这样的方式使自由精神得以释放，并且，尼采在后来1886年为《人性的，太人性的》作序时就有写到“永远只能在挣脱强大的束缚的过程中，在‘大解脱’中经历对其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此外，尼采之自由精神，其认识不仅针对认识的对象，而且也针对横贯在认识之路的阻力。这些对它追求自我解放的努力形成障碍的阻力，是以权威、偏见、传统的形象出现的，是在对予人庇护、使人满足的确定性的追求中出现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对此寄希望于“自由精灵”，也就是能超载传统思维方式、传统道德观念而自由思想的人。

尼采启蒙的决定性因素就存在于这样一种对传统的反叛意志之中的。他想要让原来由本体论、逻辑学和人类学担任的角色现在落到化学、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身上。并且，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篇中，尼采还认为心理观察是对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进行反思的更学究气的表达。在此意义上，他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感官刺激、颜色效果上，集中在身体感觉的所有可能的形式上，不断地集中在睡梦上。对此类现象的观察和解释代替了形而上学的玄思。

弗里德里希·尼采说“达到最高启蒙境界者”，能做到的只是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并自诩比传统的形而上学高明。这种高明的必要一点就是需要再进一步的（在哲学思想史上）略往后退几步，以便查看形而上学当初产生时具备何种历史合理性，形而上学起了何种作用，做出了何种有益的贡献等等。这样，尼采就是在反对认为人类直线完美化的观点，在他看来，直线性、精确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不过是逻辑建构罢了，与历史地形成的事物格格不入。也就是说，尼采反对通过非现实的逻辑建构来确定人类进步的可预见性，但与此同时他也并不怀疑进步的可能性，只是他认为在进步的道路上无论如何都要有退步才行，退步和反动不可或缺，这样才能对进步的下一阶段提出质疑，进行必要的检验。弗里德里希·尼采对此还提到了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伊拉斯谟与伏尔泰之名，认为他们是这方面的楷模。

尼采指出，启蒙只有认识并承认非逻辑、非真实、应该克服和已被克服的东西具有对人类有益的价值，才能证明自己不负全人类自我解放的使命。并且《人性的，太人性的》已经在形式上造成启蒙对主动认识的要求，而且将这种要求提升到了对彻底的理智的耿直要求，从而也就不再考虑启蒙原则的习见内容，而是又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启蒙的批判。尼采认识到思维受到心理条件甚至生理条件的制约，认识到梦的意义并非像白日意志那样停留在表层结构上，而是有助于提示最隐秘的意志冲动。由此尼采便产生了对启蒙自由激情的深深怀疑。

“普遍人性”是一切推动世界的、可简约为日常生活的等属性，在彻底的一以贯之的意义上也表明，终结之事，包括雅威和神性、自由和不朽，也是太人性的，因为它们不仅适应人欲，而且也被认为是人欲的产物。正如热爱、仇恨、尊崇、妒忌、饮食是太人性的一样，思想和信仰也植根于同样的人欲之中。所以，尼采认识到形而上学之局限性亦来源于人性本身的局限性。而且，尼采也并不隐讳肉体和心灵对理性的统治，同时也并不颂扬这种理性对肉体及心灵的依赖关系，而是以一种愤怒的、常常是冷嘲热讽的耿直态度认识并承认它。这样以自虐的方式认识到认识的易受诱惑性，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这不能成为非理性主义用来宣告心醉神迷的理由，而因用来来洞察思维的局限，同时也用来洞察思维的效率——思维甚至可以弄明白自己不明不白的源头。可以说，尼采在太人性的身心深渊中发现了知识的局限。

“尼采注疏集”是中国学界研究尼采的哲学学者和德语文学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收集了尼采全部著作，其中《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魏育青。此汉译本以KSA版（Nietzsche Sam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anden）为底本，并且为了便于研读者查考，此译本还特意将原KSA版本的页码作为编码随文用括号注出。由于弗里德里希·尼采文学存在不容易读也不容易译的问题，所以编译时不仅要以尼采的著作为主，同时还需关注注释与解读，对此此译本采用了KSA版的校勘性注释和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彼得·皮茨（Peter Putz）教授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卷）中的解释性注释。此外，此充译本还选译了一些精当的文本解读专著或研究性论著、文集，从而具备了文本稳妥、篇幅适中、兼顾多面的特点，由此为读者研读尼采提供一个较为稳靠的基础。

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彼得·皮茨，曾表示“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弗里德里希·尼采几乎没有构建起自从希腊神话衰亡之后与希腊神话相应的、可能代替希腊神话的东西，即没有构建起一种普遍的联系，遑论构建一种积极设立意义的系统”。

英国哲学家基思·安塞尔-皮尔逊(Keith Ansell-Pearson)认为，“人性的，太人性的”作为本书和课题名称，可以说是一场思想危机的纪念之物，这场危机迫使尼采在对认识问题的思考上进行严格的自律。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书记处书记的李庆西认为，《人性的，太人性的》作为一部格言体，其意思比较清楚。李庆西还表示，《人性的，太人性的》尽管在文字上不如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另一部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么漂亮，但却以思维缜密的逻辑魅力显示了尼采的另一种写作风格。此外，李庆西还总结认为，《人性的，太人性的》应该是在尼采的著作中是更具代表性的文体。

尼采哲学不仅否定了基督教等宗教之信仰，而且也批判了基督教之道德，其是继启蒙运动之后又一次对基督教更强力的冲击，对整个西方的文化传统具有强力的冲击力。而作为尼采哲学代表性著作之一，《人性的，太人性的》亦为后来尼采“超人”学说的形成与提出奠定了基础。在本书中，弗里德里希·尼采认识到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并将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归结为人的局限性。这促使后来尼采为避免人的局限所形成的人性的弱点，从而提出“超人”理论来弥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真实性方面的不足，并且针对精神在纯粹物质世界中的日益沉沦，高举改良人类、重建人类的旗帜，昌导并宣告超人（真实的自我）的到来。

而且，《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创作虽然给尼采在职业与健康上带来困扰，但其在精神层面也标志着尼采逐渐走向了自由，这种精神自由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尼采从阿图尔·叔本华与瓦格纳的影响中走了出来，正如尼采自己在《瞧，这个人》中所说的那样“我从不属于我本性的东西中脱离出来”。所以说，《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是弗里德里希·尼采思想发展到第二个阶段的标志。

此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尼采追寻那些细微而朴实无华的真理，颂扬那些谦逊地解释世界的物理科学，并放弃一切由神迹手段所获得的灵感和认识方面的信仰。这种对于真实的、理性的、非局限性的、普遍人性的东西的追寻，不仅使其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发起了冲击，而且还注意到了人的存在，从而提倡“成为自己”、在历史变化中保持自身的独立自存。也就是说，尼采在看到了人之局限，对人之状况极为不满甚至有过许多刻薄嘲讽的同时，又对人的未来有着崇高的见地。所以他猛烈抨击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无情扬弃基督教伦理，但却并不悲观，而是热情讴歌尘世生活，凡此种种，都深藏着他对更高尚、更优美、更健全人类的渴慕。

《人性的，太人性的》在排版上的外部特征是章节简短但数量众多，与以往弗里德里希·尼采著作中各章篇幅较大、要占几页甚至许多页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尼采以往著作各章在一种相对广泛的联系中、甚至几乎以系统研究的风格进行探讨，那么《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外在特征恰恰不是系统和连贯性。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上卷包括长度不一的638节，不同章节有的才几行，有的占一页，仅少数达两页篇幅。而且加上下卷两篇的各章节的话，全书共有1396节，与其说是段落分明，不如说是凌乱不堪，至少从外表来看更接近原子化而不是关联性，更接近分析而不是综合。其中有些章节相对而言比较详细，篇幅超过一页甚至达到多页，是一种尺幅小品的随笔，仅仅对思路进行了勾勒，其特征更多是草拟提纲而不是展开阐述。在全书，尤其在上卷的《女人与儿童》或下卷《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等篇中，其中交替出现的是一些更简短的章节，使得文本体现出一种不断改变了的思维风格。

《人性的，太人性的》在排版上的章节简短且数量众多化，形成其大部分章节在寥寥数语甚至在一句话中就达到聚焦和高潮，这种短小的随笔形式仿佛浓缩成了格言，真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格言化的表述不仅在形式逻辑上为事物给出定义，而且对以往所谓的“真”进行检验，重新审视并予以批判，必要时予以修正。文中很多内容脱离人们寻常的认识，突破惯例，不因循守旧，以其特有的反叛性表述全新的道理。它语出惊人，高潮常出乎意料之外，不过由于讲述的恰恰不是明白易见、触手可及的东西，所以其内容不会使读者感到轻松，而是需要读者费点思量才能理解。也就是说，《人性的，太人性的》的格言化表述方式聚集于思想的高潮与结论，并不提供浅湿的推论入口，需要思想者（读者）自己通过钻石而登堂入室。当然，换个角度来看，格言在很多方面都带有主观性的烙印，即书中很多内容都是基于弗里德里希·尼采个人的认识。

孤独养成傲慢。

羡慕和嫉妒是人类心灵的阴部。

造就朋友的是同甘，而不是共苦。

最好的作者，是那些羞于成为作家的人。

以小恩小惠来给人以大欢喜，这是伟人的特权。

如果一个人习惯于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却始终给予，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不自觉的高尚。

如果一个人要成为英雄，那么蛇就要事先变成龙，不然他就没有真正的敌手。

完全不谈论自己，这是一种非常正派的伪善。

烦恼是一种身体疾病，绝不是消除了烦恼的起因就可以解除烦恼的。

我们非常喜欢在开放的自然中，因为它对我们是没有意见的。

一件事物的非理性绝不是反对这件事物存在的理由，相反，是这事物存在的条件。

现在没有人死于致命的真理，因为有太多的解毒药可以救命。

在对真理的支持和人类的幸福之间，没有预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