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醒法师（1900～1952）江苏东台人。俗姓袁。法名机警，号大醒，别署随缘。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

1924年夏，于扬州天宁寺出家，秋入武昌佛学院就读，成为释太虚门下的一员。1928年至1932年间，主持南普陀寺与闽南地区杭州佛学院，并创办《现代僧伽》杂志，发挥了护卫佛教的作用。于此同时，对佛教内的不合理的现象也毫不留情的加以批评，所以得罪不少教内名人。1933年，在汕头市主办《现代佛教》周刊；同年冬至1935年秋，在武昌接任《海潮音》杂志主编之职。1936年曾受太虚之命，赴日本考察佛教。抗战期间，滞留沦陷区，对佛教的态度转趋消极。胜利后，复归太虚旗下，1946年任雪窦寺住持。1948年，复主编《海潮音》，后将该杂志携至台湾续办。1952年12月圆寂于台湾，享年五十三。著有《地藏本愿经讲要》、《八指头陀评传》、《口业集》、《空过日记》等书，后被辑为《大醒法师遗著》行世。

大醒法师，俗家姓袁，江苏省东台县人，清光绪一八九九年出生。二十三岁时，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后来因读到憨山德清的《梦游集》，对佛教发生信仰，且有出家的念头。一九二四年，大醒二十五岁的时候出了家，依扬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剃度，法名机警，别署随缘，号大醒，后以大醒行。这时释太虚在武昌办佛学院，第一期学生已于十二年开学，第二期尚未招生。夏天，大师到江苏泰县的光孝寺讲经，大醒于剃度之后，到光孝寺听讲，见太虚大师，以此机缘，进入武昌佛学院，是第二期的学生。与他同期的同学，有寄尘、亦幻、墨禅、迦林、恒渐、枕山、虞佛心、苏秋涛等。教师除太虚大师外，有都讲（相当于教务主任）善因，及张化声、唐大圆等。大醒在佛学院期间，于佛学课程努力用功，深得太虚大师的称赏。

一九二五年夏天，释太虚在庐山大林寺设置“庐山学”（宭同群），选了几个优秀学生，在学宭中学习佛学及英文，为将来环游欧美布教的准备。这几个学生是会觉、满智、迦林和大醒。佛学由大师自授，英文由燕京大学毕业的熊东明居士教授，大醒于此奠下他的外文基础。

一九二八年三月，大醒奉太虚大师之命，和芝峰法师先后到设于福建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主持学务，大醒并任南普陀寺监院。大醒于此期间，创办《现代僧伽》杂志──后来改名为“现代佛教”月刊。大醒护教心切，在杂志中呼吁佛教一致团结，整顿内部，健全寺院组织，共同护持正法。他以思想新颖、言词痛切，且以文字中涉及人物之臧否，遂为保守的老派佛教徒所反对。

关于批评印光大师的一段公案，亦见诸他撰写的《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一文。大醒对印光法师十分崇拜，甚至于他出家的心愿，也是因读了印光大师的书信及《印光法师文钞》而决定的。所以，他出家之后，曾多次参拜印老。这次参拜，临辞别时，印老犹殷殷教诫他说：“以后写文章不要骂人，造了口业，赶快忏悔。”以后，大醒即以僧忏为别号，乃是纪念领受印光大师训诫的诚意。

大醒在《现代僧伽》上痛切陈词，呼吁团结，整顿内部，亦有其时代背景。当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佛教的灾难即接连而至。先是冯玉祥在河南省没收寺产，驱逐僧众；继之唐生智在湖南省打著大日如来的招牌，事实上是在扼杀僧徒，摧残佛教。冯玉祥的部属，任内政部长的薛笃弼，建议政府“改僧寺为学校”；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发起“庙产兴学运动”。在这段时间中，南京市长刘纪文主张拆毁寺庙神像，而江浙各地地方上部分前进绅者流，多主张提拨庙产，兴办学校。

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内政部订立“管理寺庙条例”二十一条，亦就是以政府法令达到没收庙产，兴办学校的目的。在这佛教危急存亡之秋，凡是有血性的僧侣，莫不抱著毁身殉教的决心来护持佛教。大醒就是其中一个。大醒这时年方二十余岁，血气方刚，他有为教牺牲的豪气，不计毁誉，呼吁佛教改革，这正是“爱之深、责之切”心理的表现。

大醒、芝峰在闽数年，当地僧侣不满于他们主持县佛教会事务之处理，亦不满于佛学院中闽籍学生太少，因此事多障碍。一九三二年底，释太虚抵厦门市，辞去南普陀寺住持，由常惺继任。大醒、芝峰亦辞去佛学院职务，随大师离开厦门。

一九三三年，大醒到汕头市小住，主办《现代佛教》周刊，继续宣传他对佛教改革的理念。未久，又回到武昌佛学院，主编《海潮音》杂志，鼓吹人间佛教思想。并于一九三四年，出了一次《海潮音》的“人间佛教专辑”，发表太虚大师等所撰写关于人间佛教的十八篇论文，在中国佛教界引起强烈的震撼作用。

一九三五年，大醒东渡日本，考察佛教，结识不少日本佛教学者，回国后撰写《日本佛教视察记》。这时，他回到江苏省，住持淮阴觉津寺，发行《觉律》月刊，继续宣传人间佛教思想。同时创办“觉津杭州佛学院”，培育青年僧才。未几，中日战争爆发，他在苏北联络各寺院僧侣，设立“苏北七县僧众救护训练班”，由他领导主持，训练战地救护人才，卫国护教，颇为地方当局重视，后来战事逆转，政府西撤，大醒对国事与佛教都颇为消极，万事随缘。以后苏北地方不靖，他到上海市常寄居于静安寺中。

抗战胜利后，释太虚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委，大醒担任该会秘书长，协助大师整理中国佛教。一九四六年夏季，他继太虚大师之后，出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持。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舍报往生，大醒与同门师兄弟亦幻、尘空、灯霞、演培等随侍在侧，为大师治丧。事后，又参与《太虚大师全书》的编辑和太虚大师舍利塔建立的工作，并二度接编《海潮音》月刊。

一九四九年，江南动荡不安，大醒法师于年初来到台湾，以《海潮音杂志》发行人兼主编的身分，把《海潮音》迁到台湾出版。来台之后，住在台北善导寺，出任该寺导师。一九五〇年冬天，积劳成疾，患高血压症，移住新竹香山疗养。一年之后，血压稳定，病况转佳，他应新竹灵隐寺之邀，到该寺主办的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导师，培育僧才。不意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中风，偏瘫，乃回到善导寺疗养，十二月十三日安详示寂，世寿五十三岁，戒腊二十七年。

大醒法师生平，以提倡佛教僧伽教育和主办佛学刊物，对佛教贡献最大。早年创办《现代僧伽》杂志，曾撰文呼吁，要求佛教革新制度，健全寺规，整肃僧寺的腐化现象，使佛教界受到极大震撼。后来主编《海潮音》杂志，大力提倡人间佛教，主张僧侣应注意社会现实问题，勿纠缠于死后问题的探讨。成为释太虚佛学思想的忠实宣传者。

大醒法师生平发表的佛学论文甚多。主要的著述有《地藏本愿经讲要》、《八指头陀诗评传》、《口业集》、《空过日记》等。《海潮音》杂志社曾集其诗文数十万言，辑为《大醒法师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