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仲翰
毕仲翰
毕仲翰(1897~1971),名汝藩,号西,寿县开荒乡人。
民国11 年毕业后回国,住上海市,筹划留欧活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3 年农历四月七日,回寿县奔丧被捕入狱,声明脱离共产党组织,方得释放。次年8 月至民国26 年6 月,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电讯部作研究生,因学绩优异,获得马可尼无线电工程学院硕士学位。民国30 年回国后,在阜阳旅迁湘西中学(后改称国立八中)任主任。同年8 月至民国35 年,任重庆国立中央工专教授、重庆大学教授、重庆兵工学校教授。
人物生平
毕仲翰(1897~1971),名汝藩,号晫西,寿县开荒乡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先后在安庆尚志、寿县芍西学堂读书。清宣统三年至民国6 年(1911~1917 年)7 月,先后在芜湖公学、上海青年会中学、南京海军雷电学校读书。毕业后于民国7 年入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主攻电力工程。民国11 年毕业后回国,住上海市,筹划留欧活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留欧未成,经人介绍,在芜湖公立职业学校(省立五中及二农)任物理、数学教员。民国12 年8 月至民国24 年先后担任安徽省立工学校长,皖北凤阳省立第五师范、芜湖新民中学英语、数理教员;皖北寿县中学校长和省立寿县六职学校校长。民国16 年,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后任省立阜阳三中、安庆省立女中校长,兼教数、理课程。
民国23 年农历四月七日,回寿县奔丧被捕入狱,声明脱离共产党组织,方得释放。次年8 月至民国26 年6 月,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电讯部作研究生,因学绩优异,获得马可尼无线电工程学院硕士学位。民国30 年回国后,在阜阳旅迁湘西中学(后改称国立八中)任主任。同年8 月至民国35 年,任重庆国立中央工专教授、重庆大学教授、重庆兵工学校教授。
历史背景
民国35 年8 月至民国37 年末,任省立蚌埠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校长(民国36 年该校迁往淮南市,校名易为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1948年解散)。民国38 年2 月至1951 年,任江南大学教授,主教电子原理、电子学、无线电及应用力学等课。
1951 年8 月~1952 年9 月,任苏州苏南工业专科学校教授、副校长。1953 年,当选为苏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他为西安动力学院副院长。1956 年12 月1 日,当选为西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 年,调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定为国家二级教授。
1959 年9 月28 日,寿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5 年,监外执行。1962 年回上海市,在里弄劳动,1971 年病故于上海。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寿县法院寿刑监字(86)110 号文件称:“对毕仲翰原以反革命罪,均属不当,应予纠正”。“撤销(59)院刑字第597 号刑文判决。”
毕仲翰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热爱教育工作,创办学校5 所,历任高等院校教授,为祖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是个职业教育家。
毕仲翰先生祖籍安徽寿县,出身名门,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毕靖波是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为淮上革命军军统之一。毕仲翰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日本东亚大学,公费攻读电机专业,192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为实现科学教育救国的理想,于1935年8月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电讯工程,继而入英国齐木斯佛马可尼无线电学院,攻读无线电专业并获硕士学位。在上世纪早期,毕仲翰先后两次出国留学攻读当时最前沿的先进科技专业,成为我省乃至全国最早归国的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知名学者之一。出国归来的他,深深体会到中原地区与西方最大的差距是文化教育的落后,因此他更坚定于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决心。1937年毕先生回到祖国,正值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烽火弥漫,国难当头,他以火热的教育救国之心,在后方多所中学和高校任教,担任教员、讲师、教授、教务长、校长等职。他在传授最新科技知识的同时,积极宣传抗日,鼓励和支持学生踊跃参加抗日行列。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为这场胜利付出的牺牲和损失在世界战争史上是最惨重的,是史无前例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14年的抗战,致使中华大地山河破碎,满目疮,民不聊生,百业待兴。要实施工业救国,必须首先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急需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当时上海市、南京、台湾等多所大学高薪聘请毕先生,尤其是台湾许以系主任、院长等要职,然而他都一一谢绝,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安徽。毕先生于1946年7月欣然接受安徽省教育厅的委任,担起濒临解体的蚌埠市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职务。接任后,他马不停蹄,立即采取有力措施,筹措资金,增聘教师,扩充校舍和设备,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土木、机械、电机三个五年制专科新专业,使学校在办学层次和规模上有了新的突破,为创建完整的工业专科学院奠定了基石。在安徽地方贤达的支持下,毕校长积极策划并向上建议把职业学校升格为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并于1947年3月15日召开成立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毕校长任副主任委员。会议通过了毕校长提出的工专筹建计划与办学宗旨、方针和设想,当年5月经上级批准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正式成立,毕仲翰任校长。从此填补了安徽省历史上没有高等工科院校的空白,这是毕仲翰教授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的一项留名青史的贡献。为了利于筹集办学资金和教育实习基地的建设,更考虑到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毕校长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帮助下,精心策划,四处奔波,多方协调,并果断决定1947年6月将学校迁往淮南洞山。这样,学校的运转与发展可以直接依托淮南路矿局的支持。今天的人民可能不会相信,那时的洞山竟是一片荒芜,仅有的是一个废弃的矿石场,几十间破旧不堪的工房,而教学用房、设备以及生活设施几乎一无所有。面临重新创业的挑战,压在毕校长身上的担子之重,困难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那是的洞山尚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周边环境十分贫穷落后。面对物质上的种种困难,师生们在毕校长的带领下勇于克服,尤其是习惯城市生活的教授们谁愿意来?更何况解放战争风起云涌,以排山倒海之势直逼淮河两岸。淮南地区局势极不稳定的因素加重了招聘师资,尤其是名师的难度。只有可敬可爱的毕校长使出浑身解数,动用所有社会关系,并亲自外出,四处奔波,日夜兼程京沪两地,凭他的苦口婆心和赤诚忠心总于从京、沪等城市请来了8位知名教授和10名副教授讲师。这只师资力量不仅使学校教师数量增加,更是质的飞跃。在筹建省立工专的半年时间,毕校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仅费尽心血,而且善于团结同仁,动员师生一起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总于使学校地基面积达到300多亩,修理旧屋44间,添建新房58间,淮矿拨旧房46间作学生宿舍,另添建大厨房4间。紧接着又在新建区建教学楼一幢(11个教室),大礼堂一座,机工厂一座。以上新旧屋面积总共约7000平方米。从筹划到事实仅用三个月完成修缮、添建等系列工程,从而确保工专于当年10月21日顺利开学。这时学校除原有三个专业外,又加一个预备班共11个班级,学生数达425人。创业难,守业更难。安徽省立工专办起来了,规模扩大,师生员工人数增加,然而经费严重短缺的难题又摆到创业者面前。旧省政府忙于内战,所拨到位的教育经费寥寥无几。80%靠学校自己筹措。我们毕校长真是费劲心机,伤透脑筋,他唯一可做的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四处筹集,八方求援,直至带头捐献。安徽省立工专从诞生一天就缺“奶”,名为省立官办。实则官办民助。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毕校长仍坚持免费供应全校学生伙食。由此可见毕仲翰校长在当时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人心不稳的形势下要筹集巨额经费谈何容易。
毕校长抓新校的建设与管理的同时,十分重视教学质量和校风学风建设。为确保教学质量,他选用本科教材,要求基础课和专业主课,均由教授担任。他自己带头上课,有时教师因故请假,无论是基础课程还是相关专业课程,他会立即替人代课补课,由于学业深厚,知识渊博,他上课时,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学生易懂好记,同学们都特别喜欢听他的课。毕校长精深的学业功底和高超的讲课艺术不仅让每一个学生终身为之敬佩、仰慕,也令他的同辈们折服和赞扬。毕教授在日本留学时就这样勉励自己:“能自食其力者贵,以有用于世为尊”。因此他要求所有同学首先勤奋刻苦,特别重视品德教育,要求学生从举止大方,文明礼貌做起,立志成才,为中华崛起而奋斗。1949年4月苏南解放,毕仲翰应邀到无锡江南大学任教,不久被任命为教务长。1950年被任命为苏南工业专科学校副校长,后该校迁至西安市升格为西安动力学院,毕仲翰为该院副院长,后同西安交通大学合并,毕仲翰担任西安交大副校长,是年,作为西安交大的代表,出席周总理主持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座谈会。1958年逾花甲的毕教授深感健康不佳,主动请辞校职,要求专心从事教学,于当年3月调至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任教授。
1956年,毕仲翰加入了九三学社
毕校长因强烈反对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迁校闹剧而被免职,失去及时返校的时机。苏南解放后不久被江南大学请去工作。令人心痛的是1959年毕教授家乡寿县法院一场错判,剥夺了他钟爱一生的教育工作,文革劫难的迫害,生活上窘境,精神上的折磨,毕仲翰老教育家没有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曙光,不幸于1971年6月在上海含冤病故,享年74岁。1986年寿县法院和上海交通大学校党委分别做出平反的改正的决定,并为毕仲翰教授恢复名誉。寿县新修的县志称:“毕仲翰精于理工学科,对文学修养有素,发表很多有见解的论文,诗作以及电工原理等论著(指毕在文革受迫害,没有工作又遭“群众专政”的条件下撰“自学电工原理”-书稿,未能出版)历任高等院校教授、校长等职,未灾难深重的祖国,为安徽地方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堪称教育教,是办教育的先驱。”毕先生在病危时留言:“余一生办教育,如说牺牲我一人,对党的事业有好处,我死也无怨。”是的,尽管家乡县志的定论是一股迟到的春风,不过,对于家乡人民的深情和敬意,毕先生的英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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