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是流传于中国
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一带妇女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字,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在女性中使用的文字符号。女书作品一般书写在精制布面手写本(婚嫁礼物)、扇面、布帕、纸片上,分别叫做“三朝书”“歌扇”“帕书”“纸文”;有的女书作品刺绣在布帕上,叫“绣字”。字体呈长
菱形,纤细修长,左低右出,略有倾斜。倾斜中持匀称平衡,右上角是全字的条高点。笔画线条纤细,没有波势,没有笔锋。
1983年,江永发现“女书”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1986年5月,
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专题节目《神奇的女书》,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女性文字的发现。2002年,女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自民国初期至21世纪初,
江永县上江圩镇女书传承人数达82位,直到2004年9月20日,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承人
阳焕宜老人去世,标志着女书进入了“后女书时代”。2005年,女书以“全世界最具性别特征文字”被收入《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次年5月20日,“江永女书”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起源
女妃造字说
1982年《江永县文物志》记载,某朝代一位美丽的女子被选入皇宫,自此远离亲人和姐妹,心中充满忧伤却无处倾诉。于是,她用家乡女红上的图案,制作了一种秘密文字,用于写信向家乡的姐妹倾诉自己的遭遇,并嘱托她们辩读时使用土话。
盘巧造字说
很久以前,
上江乡桐口村有一个姑娘叫盘巧,她唱歌非常好听,最善于绣花,喜欢结交好姐妹。有一年,盘巧在山上砍柴时被道州官府的猎队抓走了,并被关了起来。亲人和姐妹不知道她的去向,无法救她出来。于是,盘巧想到了一个办法,她用绣花的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写下了一封求救信藏在猎狗身上,带回到了家乡。姐妹们用自己家乡的方言读懂了这些图案字,明白了信的内容,然后去道州城关救回了姑娘盘巧。这种新字就在当地女性中传播开来。
九斤姑娘造字说
“女书”自然传承传人义年华写过一篇《要问女书何处来》,该作品描述了:“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创造,创造出女书传世间。”1983年,传人义年华向来访的官哲兵讲述了这个故事:古时候,桐口村有一位姑娘,她出生时身重九斤,人称九斤姑娘。九斤姑娘喜爱唱歌,精通女红技艺,结交了很多姑娘成为好友。她们之间情感深厚!但要写信却面临着一个难题,因为她们都不认识汉字,学习汉字也非常困难。因此,九斤姑娘利用纺织和女红图案来创造了一种文字,即“女书”。
女红图案变女字
根据
江永县上江圩夏湾村居民传说,过去女子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做女红,并创制出各种各样的图案。那时女子没有受过教育,社会地位也较低,她们用织布绣花的图案表达了自己的苦难,甚至创造了一种文字。
神台买书说
只要烧香、烧纸就可以领取一本女书,做到“花钱买书”,阅读后可以拿来交换物品。最初的女书并非用笔书写的,而是将字绣在绸布上,制成一卷卷的。尤其是各位十五六岁的少女必须学会模仿女书,跟随上一代妇女认字、唱歌、写字。倘若之后要出嫁,若是不会歌唱、不会写女书、不会绣刺,就会被视为无知无能之辈了。
发展历史
发现
1982年,江永县委宣传部干部张国权、唐善军下乡采访,发现在当地妇女中流传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唐善军撰写了新闻稿《江永发现妇女文字》,在《
湖南日报》上发表。这一报道引起了
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当时
中南民族大学的教师)的注意。他随即赶往江永进行考察研究。在当地学者周硕沂的帮助下,宫哲兵写出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在1983年第3期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成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女书的学术论文。紧接着,宫哲兵教授又在1983年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
美国)上发表了论文《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首次将女书介绍给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国际汉藏语言学家的兴趣,被称为“一个惊人的发现”。1986年,
宫哲兵教授出版了全世界第一部女书研究著作——《妇女文字与瑶族千家峒》。
1957年,
湖南博物院担任摄影工作的干部
李正光,由周硕沂陪同到
江永县上江圩一带考察,搜集了一批女书原件,将其中一部分翻译成汉字,李正光回去后整理出一篇文章,把这种文字命名为“妇女字”,并将一些女书原件寄到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语文》杂志,但未发表。
1958年,一位来自江永的妇女到北京寻亲。她用土话和女书文字与人交流,但是没有人能听得懂她的话,也没有人能认识她写的字。这引起了公安机关的注意,他们将她所写的文字送请文字专家辨认。但是,即使是专家也无法识别这是什么文字。这是女书第一次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十年后的1968年,另一位
瑶族妇女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所写的文字无人能识别。湖南省公安厅将这些文字带到北京,请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教师辨认,但是同样没有人能识别。
1984年10月,由光明日报社主办的《
文摘报》报道了女书的最新发现。紧接着,
湖北电视台前往
江永县拍摄并播出了相关新闻片。1985年6月,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报道了女书的惊人发现。同年9月至10月,
中南民族大学组织了由103名调查员组成的团队,由
彭英明教授带领前往江永查看女书和
千家峒大泊水瀑布的情况,共收集了19件女书原件,总字数超过1万。1986年5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专题节目《神奇的女书》,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女性文字的发现。紧接着,
中央新影集团在《零陵七绝》中制作了专门的《江永女书》影视专题片,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随后,
中国新闻社和
新华出版社分别发布了“湖南女书发现”的新闻,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发展
2002年,女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自民国初期至21世纪初,
江永县上江圩镇女书传承人数达82位,直到2004年9月20日,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承人
阳焕宜老人去世,标志着女书进入了“后女书时代”。2005年,女书以“全世界最具性别特征文字”被收入《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次年5月20日,“江永女书”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7年出版的《女书通——女性文字工具书》以女书正楷作为规范方案,同时提供对应的中文汉字。其功能包含女书对汉字的翻译以及汉字对女书的翻译。2009年2月,周冶陶、宫步坦编著的《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女书》出版,详细记录了1982年女书的发现经过,描写女书中传递的复杂情感、深厚信仰和优美艺术,探讨女书的传承及保护,以及与女书相关的女性文化习俗等内容。2011年,
岳麓书社出版了
彭泽润的著作《江永女书文字研究》,从文字学角度对流传在江永、江华等
瑶族聚居地区的女性专用文字进行了分析。2013年10月20日,由作曲家
谭盾创作的
微电影音乐史诗《女书》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用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了“女书村”的故事,创作了12部“微电影”。
2016年,以女书法为主题的原创歌曲《女书魂》《姐妹书》和《训女词》(统称《女书组歌》)已陆续在全国各大音乐平台上线。次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
一带一路”国际
高峰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将一幅江永女书传人胡欣撰写的女书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给到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2018年10月,第一部以女书为主线的史诗剧《八角花开》在
江永县凤凰广场播出。次年11月23日,第五届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在北京完美落幕,永州市政府副市长
李旦梅在“2019城市之光‘一带一路’国际商贸与文化旅游发展论坛”上作题为《永州女书与中华文明》的主旨演讲,向世界宣传永州、推介女书。
2023年9月30日,2023年江永县女书国际音乐旅游周在在江永县千年古村勾蓝瑶寨开展,女书传承人与拉丁爵士乐团展开了一场名为《女书遇上爵士》的音乐对话。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亲善大使、国际著名作曲家、指挥家
谭盾,携手歌手谭维维,由谭盾团队领衔演奏《13部微电影交响诗:女书》,并辅以谭维维献唱的《女腔四首》。
女书特征
载体
女书一般写在纸、扇、手巾、书、布带等物品上,纸张分为白纸、红纸和黄纸。白色纸张较为薄,只能单面书写,对折后形成一页,适合装订保存;红色纸张则有单面和双面两种,常用于书写喜庆内容;至于黄色纸张,则一般用于写祭文,需要即刻焚烧。同时,也有人会借助小学生的练习本来书写女字。写在扇子上的女书,通常较为简短,例如《十绣歌》等;而重点写在手巾和布带上的女书,则一般先书后绣,旁边还会加上花边装饰。
字型和书写规则
女书字体呈长菱形,纤细修长,左低右出,略有倾斜。倾斜中持匀称平衡,右上角是全字的条高点。笔画线条纤细,没有波势,没有笔锋。某些字的笔画有弧、点、竖、撤四种件较多,简单的字只有一个部件,如一( ),已( );复杂的字有多个部件,如颜(),有左右上下、上中下和半包围等几种间接构架。女书字符先写中间再写右边,然后写左边。行文时从上到下直写,没有标点。观其字形,它体态轻盈、舒展俊秀,自成一体。睨其伸,字字金刚柔相济,犹如山川、河流脉贯其中。当地妇女习称这种文字为“长脚效字”或“蚂蚁文字”。女书基本字符大约有1000个左右,最常用的约有600个。女书中的异体字非常多,如“别”有33个,放字有32个,凤有24个。其中可能还有遗漏的,没有异体字的只有589个。
读音
通过女书标准字
音节检索,可以查询对应
江永县土话的每个音节及音调;通过女书标准字笔画检索,可根据一个女书标准字,找到它所能表示的多种汉字意义、多种同音字,以及在其他七个女书字典或字汇中的拼写方式。通过汉字译女书检索,可查找与一个汉字相对应的女书标准字的写法、发音以及对应的同音字。
内容
女书习俗
做女红
女红,也称女工或女功,是指妇女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条件下从事的纺织、织布、刺绣、缝纫等生产工艺活动,是女性分工的一部分。女红的成果虽然属于全社会享用,但其操作者基本上都是女性,男性不涉及其中,因此女红成了女性的封闭领域。旧时,妇女没有学习文化的权利,却有着从幼时就开始学习女红、终生从事女红的义务。她们把全部的智慧、才华都投入到女红中,把自己的心血、情感都融入其中。在操作女红、切磋技艺的过程中,女性结交女友,学习女书,并与女书文字的创造密切相关。女红女书文化因此逐渐形成。有光绪《永明志》记载:“永明瑶女织女纹花巾,制作颇古质,瑶带也织成花纹,瑶巾洁白、细如西洋布。”在绣花织锦的过程中,女性会将女字织成饰物的图案之中,并注入自己的情感,有的是几句吉祥的话语,有的则是作为女性符号的女字,这些女字在女性世界中神奇地传承着。
结老同
结老同又称结老庚。在中国,同性之间结交成为老庚或老同的现象十分常见。他们通常会与同年生的人建立联系。在江永女书传统的地区,妇女结交老同的规模得到大幅拓展。只要两人情投意合,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成为老同。结交老同的人数各不相同。一般情况下,姊妹的结交根据年龄和经历可以分为婚前少女型和婚后中老年型,偶尔也会出现忘年之交。这种非血缘关系的民间社团组织是一种准结社现象。她们用自己的手写信件和结交老同书,将老同之间的情感赞歌唱出来,让更多人了解和传颂;她们将这些信件珍藏一生,作为老同之间情感的见证。女书使老同之间能够凝聚在一起。它不仅仅是一种妇女社交的工具,还是一种文化权力的象征。女书所代表的乡土社会生活内容包括女书、女歌、女红、女友(老同),维系着姊妹之间情感的羁绊。他们之间的感情虽然不如夫妻之爱浓烈,但却胜过夫妻之爱。当地有这样一句话流行:“丈夫面前不讲真,姐妹面前不讲假。”
坐歌堂、贺三朝
江永县地区传统习俗中,女子出嫁前要进行“坐歌堂”的仪式,而婚后第三天则是“贺三朝”。在新娘出嫁前半个月,她的女性亲友会搬到她新家的绣楼上,陪伴她习女书、做女红、唱女歌。在出嫁前的前二三天,还要进行隆重的歌堂仪式,包括设歌堂、进歌堂、吵歌堂、坐歌堂和哭离乡歌等环节,全体女性共同唱女书歌曲。歌堂唱歌使用土话,歌词为七言句式,其中既有现编现词的即兴创作,也有提前用女书创作的备用歌谣。新娘出嫁后第三天,她要回到娘家,即“三朝”,亲戚朋友会送上祝福。这一天,娘家的女性亲人和新娘婚前的女友要带着提前写好的“三朝书”等礼物到夫家唱《贺三朝》,之后把新娘接回娘家。一般来说,新娘生了孩子之后才会经常住在男方家,完成接三朝和贺三朝的活动。三朝书主要是用女书写的,表达对新娘的祝福和对过去美好情谊的回忆。娘家的亲戚朋友怀念女子,回忆过去的友情,祝贺新娘嫁了个好人家,希望男方家能早日让她回到娘家。这些书信流露出女性姊妹之间的感情,有时甚至超过了夫妻之间的感情,表达了她们要从那新喜的家庭中夺回姊妹的渴望。新娘收到情深意重的三朝书越多,越显得她面子大,越珍贵。
女性节日
女性流行地区还有一些独特的传统,让女性有更多机会回娘家或姐妹间聚会,共同唱读女书。比如二月初一的祭鸟、四月初八的斗牛、五月十六的花山庙会、六月六日已婚妇女回娘家庆祝吹凉节等。
女书与诉苦文化
在上江一带,老年妇女特别是赛妇,在遭遇天灾人祸后感到孤独、寂寞、烦闷时,会向擅长女书的女友诉苦。她们会让女友用女书记录自己一生的经历,并给予一些安慰性的话语,成为一种传记。这样,这些苦恼的妇女通过倾诉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的痛苦,她们会随身携带这个传记,每当感到孤单或烦闷时,就会拿出来阅读唱诵,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读唱娱乐
在解放前,江湖地区仍然保持着男耕女织的传统习惯。妇女们从小就裹脚,很少参与农业生产活动。未婚姑娘们通常会在家里一起做女红、写女书,中年妇女则会聚在一起纺纱织布、读唱女书。
江永县和
道县的妇女有自己的节日,即四月初八的斗牛节。在这一天,未婚姑娘们会用照米杞喂牛,并在风景秀丽的地方聚餐,一边读唱女书,一边享受美食。此外,坐唱堂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婚前的姑娘们会邀请欧手和未婚姑娘到家里读唱女书,形式包括独唱、对唱、合唱,歌曲内容包括伴嫁歌、哭嫁歌等。此外,读唱女书也是当地妇女们喜欢的串门、走亲的一种活动。
研究意义
“女书”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专为女性设计的文字系统,受到了全球语言文字学家的高度重视,是人类历上一个独特而的文化现象。
江永“女书”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史上基深根固、覆盖面广泛的奇妙文化现象,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帮助人类破解自身之谜。据考证,它不仅是人类唯一的女性文字世记音节文字、而且是很有可能与
甲骨文、古越文有过关系的世界性古老文字。且“女书”表现出中国妇女追求平等的伟大精神,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字,使用此类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拥有显著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语言、文体特征。因此,对它的研究,在文字学言、历学民化民关系史、妇女学、
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等诸学科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及价值。
传承保护
2002年6月,为了保护世界上仅存的女性文字——女书,
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普美村女书园正式开工建设。2004年1月,“女书”最后一位自然传人阳焕宜口述,根据
清华大学相关专家整理,《阳焕宜女书作品集》正式出版发行。自从1983年中南民族学院成立女调查研究开展女书
文化研究以来,已有20年时间。在这20年里,国内外围绕世界上现存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妇女文字,共出版了近20种论著,发表了150多篇论文,举办了三届全国女书学研讨会和首届国际女书学术研讨会。2006年5月20日,“江永女书”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9年10月12日,长沙
新华联铜官窑古镇举办以“女书唱歌母亲听”为主题的女书文化旅游周开幕式暨女书文化高峰论坛,进一步扩大女书文化的影响力,展示新时代女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社会影响
周有光教授在《女书—— 文化深山里的野玫瑰》一文中出:“女书在文字学 、文化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上是一个有特殊意义 的问题 ,各国学者都重视女书的发现和研究 。通过女书作品,让人们可以深入了解女性内心世界的复杂。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这些女性处于底层,受到各种限制,渐渐联合在一起。她们通过女书相互倾诉,相互交流,舒缓身心疲惫。女书的存在加强了她们之间的凝聚力,让这些弱势的女性形成了一个团结的群体,同时也唤起了她们自己意识的觉醒。正是女书让她们有了交流的机会,让她们与姐妹分享自己的想法、感受和痛苦,舒缓孤独的心灵,寻求精神上的满足。
除此之外,女书在国外也有影响力。1989年10月,中国青年考古学者李荆林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国际汉藏语学会第 22届年会上宣读完他的论文《女书与史前刻划符号研究》之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参会的各国学者对此给子了高度评价。之后,
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特地为李荆林开设了一次《中国女书起源》的讲座。由此可见,中国女书早在八十年代已名声在外,且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同时女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让越来越多的人来研究女书,在学术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相关作品
电影
音乐
史诗剧
相关书籍
光碟
纪录片
专利
2012年11月15日,5位
湖南女子学院的学生穿着“女书”
旗袍在校园内展现了它们的美丽。这5套旗袍是由设计者周京晶设计的,分别为红、黄、青、蓝和紫色,在旗袍上构成了大小不同、精美和秀丽的女书图案。这5件女书旗袍已经获得了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经过了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