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电台案是指1940年春，军统在其局本部电讯总台破获了中共的潜伏组织，因案件系由张蔚林为主脑，所以此案在军统内部称为“张蔚林案”，我们今天一般称为“军统电台案”。

因此案而有七位党员壮烈牺牲，即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但是，这个打入军统核心要害部门的中共特别支部，除了这七位英雄捐躯的烈士，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叛徒，名字叫安文远（亦有写为安文元的）。可以说这个支部就是七位烈士和一个叛徒的组合，7+1=8。

1939年的3、4月左右，董益三“突然收到以张蔚林为首的约五、六个人联名从皖南一个潜伏电台发来的电话，说每月三十元的薪金敷日用，要求增加月薪。此事如发生在别的单位，不足为怪，但出现在军统内部，则为严重的违纪事件。他们是分派在抗日第一线的潜伏电台，为了保密，平时绝对禁止互相串联，现在竟然能联名发电，足以证明他们已相互往来，显然不能再继续留在该地工作。因此立即调他们返回重庆市，并另派了其它人员接替了他们的任务”。

等张蔚林等人返回重庆后，董益三并未给予他们处分，只是重新分配了工作，把张蔚林分配在主管通讯业务的第四处第一科华东股工作，赵力耕、杨洸、安文远等人分配到了电讯总台工作。董益三在回忆之所以没有处分这几个人原因，是因为这几个人都是由他一手培养出来的报务员，但他没说为何单独把张蔚林分到第一科。我想，之所以把张蔚林与其他人区别对待，安排到第一科工作，是因为他是在1936年就考入到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的军统电台工作老资格，所以他能在潜伏敌后期间联系赵力耕等人（均为1938年军统武汉电讯班第十二期学生）向第四处提出增加薪酬的要求，注意到后来加入张蔚林秘密组织的也就是这几个报务员，可以看出，正因为他取得了这几个人的信任，所以后来才能在短时期间就把这几个人都吸收进了组织。

调回第四处工作的张蔚林显然是不安于位的，其上司发现他私自订了一份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这和他特务的身份是很不相符的，因此董益三又找张蔚林谈话，张蔚林向董保证没有参加别的政治组织，并向董提出调动工作的申请，于是董益三把张蔚林安排到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电讯监管的工作与一般电台工作不一样，一般电台只是收报、发报，而电讯监察则是侦听别人的无线电联络，从中发现非法活动，1947年，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破获的王石坚情报系统就是由北平电讯监察科捕捉到了秘密电台的通讯联络而起的，所以，此时张蔚林的工作已不是特务机关中普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了，而是真正成为监管无线电通讯的特务了。

此时的张蔚林已经与军统彻底的离心离德，于是在8月下旬他冒险闯入了设在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据当时接待张蔚林的雷英夫回忆，张蔚林当时提出要面见周恩来，雷英夫告诉他周恩来已出国。我查阅一下了《周恩来年谱》，周恩来是1939年8月20日由中央决定去苏联治伤的，8月27日乘飞机离开延安市，直到1940年的2月底从苏联回国，5月31日才返回重庆市，所以张蔚林案由始至终，周恩来都没有参与，我在想，如果当时恰巧周恩来在重庆，张蔚林等人是不是就可能长期潜伏下去了呢？从后来案情发展看，在经营这个情报小组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失误，以致最后全军覆没，以周恩来的情报工作经验，这些失误应该都能避免，而没有失误，继续潜伏下去当然不会有问题。

既然周恩来不在，张蔚林就又提出要见叶剑英。叶剑英虽然就在曾家岩，但此时中共方面对来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张蔚林是一无所知，不能贸然让叶剑英来接见这样一个“特务”，于是决定由曾希圣与张蔚林谈话。巧合的是，曾希圣就是中共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创者，长征期间曾任主管电讯情报的军委二局局长，是当时党内重要的情报专家，对于张蔚林这个军统电台出身的人，他当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同样是对张蔚林的军统特务身份有所顾忌，曾希圣也没有轻易答应张蔚林去延安的请求，而是安慰张蔚林说在重庆在延安都是抗日，留在军统也一样可以为国效力。到此，张蔚林与曾家岩的第一次接触就结束了。

没几天，张蔚林就拉着军统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一同来到曾家岩。

这次接待张、冯二人的还是曾希圣，有了第一次接触的基础，曾希圣就试探着询问了一些军统电讯总台的情况，军统电讯总台的情况，当然是瞒不住冯传庆的，张、冯二人均如实以告，曾希圣等很满意，于是试探性的向张、冯二人布置了搜集情报的任务。这第二次的接触，也是很顺利，张蔚林带冯传庆来，本身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二人能非常配合的提供一些情况，更是宣示了自己的诚意，曾希圣的处置也很正确，他仍旧不答应对方任何实际的东西（如入党、去延安等），继续以搜集情报来作考验，如果张、冯二人给以有价值的情报，当然能说明两人是真正的投诚者，如果二人只是虚与委蛇的提供一些浮皮潦草的东西，那显然是敌人设计的圈套。

张、冯二人向曾家岩提供了一批非常有人价值的情报，在曾希圣这个电讯情报专家面前，张、冯二人所提供的军统的电讯情报的价值如何，是很快就能做出估量的。于是张蔚林、冯传庆被认定为真正的投诚者，由叶剑英和曾希圣一同介绍二人入党，并向他们布置了继续潜伏的任务，张、冯也愉快的接受了任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从曾家岩的角度来看，能有军统电讯总台这样掌握核心机密的特务的情报来源，当然是一定要继续经营下去的，而张、冯二人都是军统人员，经常出入受到严密监视的曾家岩，极易暴露，必须为他们选定合适的联络员来传递情报。

恰在此时，年轻的女共产党员黎琳由延安市返回四川省工作。黎琳，本名余家英，又名余硕卿，生于四川，于1937年底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改名黎琳。1939年10月，受命返回四川开展统战工作。黎琳的到来，给正在急于为张蔚林寻找联络员的曾家岩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带来了希望，于是立刻决定由黎琳化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与张蔚林、冯传庆一同组成中共军统电台特别支部。抗战期间，军统不允许其成员结婚，所以这样的“兄妹组合”貌似合理，张蔚林可以其妹妹也流亡到了重庆市为借口，搬出军统的集体宿舍，对于情报工作更为方便。但派张露萍作这个特支的负责人兼联络员，实在是不适合。

张蔚林是江苏人，张露萍是四川人，这样的兄妹组合，难以让人信服。但即使是这样明显的漏洞，有半年之久军统也没有发现，这也说明军统貌似强大，实则也并非铁板一块。但到了案发之后，这样的漏洞就没法解释得清楚了。但在特支的情报传递工作方面，做得非常细致、扎实，基本的程序是这样的，由张蔚林去联络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其他六人，搜集到的情报，由张露萍送到设在中二路的联络站，再由联络站报南方局军事组，事实证明，这套程序非常可靠。

军统这个纸老虎也真是千疮百孔。很快，张蔚林就把自己的兄弟伙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还有安文远都发展为秘密党员，给军统的要害部门掏出了一个大洞。至于他们提供了哪些情报，今天说法不一，但众口一辞都提到了军统向延安派遣潜伏电台的情报。关于他们提供了哪些情报和能提供哪些情报，我也时常在想。虽然军统有种种漏洞，但形式上的保密制度还是有的，以无线电通讯工作来说，译电与报务是绝对分开的，也就是说报务员是不应该接触密码的，在电台工作，只是拍发已编好密码的电文和接收对方加密的电文，至于电文的内容，报务员不应该知道。

所以，如果说是张露萍小组提供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派遣到延安潜伏电台的情报，更有可能是冯传庆从报务主任的角度知道某名报务员被派去潜伏。而延安市方面，对这样一个重要情报的使用上，则犯了重大的错误。有老同志在评价这一案件时写到，获悉这一情报后，“我中央主管反特斗争的社会部，就应十分保密而绝对慎重地处理，为张蔚林、冯传庆诸同志保密，不应惊惶失措，也不应欢喜若狂而草率处理”，而“中央社会部康生之流的坏蛋，极幼稚地立即派武装将延安潜伏的军统电台破获，全部抓人”，其结果就必然造成敌人对内部情报外泄的怀疑。

1940年3月，张蔚林在工作中因失误烧毁了侦测电台上使用的真空管，这当然是无心之失，但按照军统的纪律他仍旧被关了禁闭。他沉不住气了，趁看守不备，逃到了曾家岩，曾希圣对他说电台上烧坏了真空管是常有的事情，只能说是工作上的失误，敌人是不会怀疑别的的，所以可以安心回去接受处分。但张蔚林逃跑一事引起了敌特机关的怀疑，于是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发现了其他几人写的入党申请和一些情报资料，这样案件的性质就变了。

张蔚林一回到军统，就被逮捕投入到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除冯传庆外的其他几人也被捕。冯传庆之所以脱险，是因为他发现军统电讯总台突然严加警戒，于是也跑到了曾家岩。冯传庆的突然到来，曾家岩方面也不明就里，于是派了从未接触过冯传庆的陈家康来接待他，冯传庆就汇报了已暴露的情况，并希望取得组织的帮助。事已至此，叶剑英就出面了，表示愿意帮助冯传庆到根据地去，并送给他一件皮袍和两百元钱，让他到成都市，然后派人接应到延安市。就这样冯传庆离开了曾家岩，冯传庆因十岁时出过天花，面部特征极为明显，所以不久就被特务捕获。此时张露萍回成都家里过年还没回来，特务们根据张蔚林住所内留有的地址，假冒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萍发了电报，待张露萍回到重庆市后立即逮捕。总结起来，失误之处如下：

其一，张蔚林心理素质不好，这固然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组织上缺乏教育帮助的原因，试想，一个烧毁真空管这样的工作失误都能造成他惊慌失措，又哪里像是深入虎穴的我党情报战士的样子呢？

其二，张露萍不应在家中私存秘密工作材料，尤其是关系到同志身份的材料，从张蔚林后来还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四处的情形看，张蔚林是不知道他中存在这些材料的，因为以特务机关的行事作风看，他从禁闭中逃脱，敌特机关必然是要到家中搜查的，所以只能证明这些材料是张露萍私存的；

其三，就是张蔚林由禁闭中逃出，他理应知道敌特会到家中搜查，在答应返回第四处时，应该秘密回家看看是否被搜查；

其四，对冯传庆这个面部特征明显的已暴露的同志，是不应该让他独自离开的，如有可能，应该给他就地加以隐蔽，待风头过后再行转移；第五，张露萍既然能在住所内留有自己的成都通讯处，更应该留给组织自己的通讯地址，在张蔚林、冯传庆都到了曾家岩后，组织上才有可能及时通知她转移。

种种失误，导致了军统电台特支的全军覆没。在特支中出了一个叛徒安文远，此人与其他七人不同之处在于，他全部交待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情况，但最关键的是，他从未与曾家岩的人员有过直接接触，他的交待只能间接证明张蔚林等人是曾家岩的人，而张蔚林等人又都矢口否认。从安文远的叛变情况来看，当时派出一个特定的联络员来与张蔚林等人保持联系是十分必要的，倘若张蔚林以下诸人都直接与曾家岩发生关系，此时的损失将会更大。

张蔚林通过毛烈把一封告急的信件交给了设在中二路的联络站。毛烈是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的所长，与同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的张蔚林算是同僚，而且毛烈对羁押在他所里的张蔚林等人的案情并不知晓，根据以往的经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自戴笠以下，任何人都有可能随时因长官的好恶而被关押，毛烈也以为张蔚林是一般的内部违纪人员，所以他才敢于接受张蔚林传递信件的嘱托，当然，他也接受了张蔚林送给他的五十元钱。结果，中二路的联络站人员安然转移，而毛烈则为了五十元钱和同志的“情谊”被戴笠枪决。

张露萍是一名忠诚的战士，她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敌特机关假意释放张露萍，又派人尾随跟踪，试图在张露萍与中共人员接触时一并逮捕，但张露萍路过曾家岩时，径直昂然而过，于是又打破了敌人的最后梦想。从张露萍的表现上看，敌特机关推翻了原来认定的张露萍等人是曾家岩派出的判断，而是误以为是四川省地方党组织的所为。恰在此时，成都市暴发抢米风暴潮，于是，特务机关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中共地方组织上了。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杀害在息烽快活岭。但叛徒也是没有好下场的，张露萍等七位烈士牺牲四年后，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已被转押渣滓洞集中营的安文元在特务们的大屠杀中被枪杀。

“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中国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起义，趁机逮捕了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市，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