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
章太炎乃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两个兴号人物,在政治上,一主变法,一主革命;在学术上,一主今文经学,一主古文经学;而根本之异是在文化观上,一是
一元论,一是多元论。二人虽途径不同,但都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至令经过时间的考验与印证,已可略见康氏主张渐进改革的价值与
章姓文化多元论韵正确性。然而,长期以来二人却多被视为守旧与顽固。《康章合论》揭除掩遮康、章两氏的重重帘幕,澄清若干误解,还其以历史真貌。
汪荣祖,著名史学家。1940年生于
上海市,祖籍
旌德县。
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1961),
俄勒冈大学硕士(1964)
西雅图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1971)。自1971年起任美国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执教三十一年。曾任
复旦大学访问教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台湾大学兼任教授、台湾中正大学文学院院长等。现任
台湾省“中央大学”,人文中心讲座教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暨总咨询委员、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等职。已出版《
史家陈寅恪传》、《
晚清变法思想论丛》《
蒋介石评传》(与
李敖合著)、《
史传通说》,《康章合论》、《走向世界的挫折—一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史学九章》《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学林漫步》、《诗情史意》、《书窗梦笔》、Searchfor ModemNationalism:ZhangBinglinandRevolutionaryChina等中英文专书。
康要逐步引导中国走向世界性的
大同市文明,而章则要建立一具有特色的现代中国文明。这一直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个方向。
五四不是反传统的第一代,康、章才是第一代。假如康、章不忠于他们的思想,迎合时流,则被尊为
新文化运动的祖师爷将非陈、胡、而是康、章。
已故当代
法国学者艾宏(RaymondAron,
雷蒙·阿隆)曾说,后人论史得力于“后知之明”(retrospectivemeditation)。意谓可就已知之“果”(effects),推见未现之“因”(causes)。但“后见之明”也常被后来累积的偏见与成见所蒙蔽、所歪曲。宋人观察唐人,难免不带道学的有色眼镜。我们若从近代革命中国的视觉来观察
康有为与
章太炎,也自然会产生“反动”的观感。康有为不仅是思想上的异端(维新对革命),更是政治上的敌人(立宪对共和)。章炳麟虽是革命旧人,但与
孙中山有过严重的争执,后来又反对赤化,又不认同民国十七年所建立的
国民政府,自然也是政治上的异端分子。先有异端的定见,任何评价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而带有色彩的。
广泛流传的“章疯子”此一绰号,就是“障碍”之一。试问疯人妄语,何能引人重视?用“疯子”的先人之见来评论太炎,安得其平?有人说
章太炎“自认疯癫”,似是而实非。按太炎自
上海市苏报案出狱东渡
日本后,曾在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的确说过“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的话。但接着又说:
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就好了。
太炎的意思很明白,所谓“神经病”者,乃是一种不计成败利钝的干劲,以及不趋时尚与世俗的精神。有了这种干劲与精神,才能搞革命。如果不理会
章太炎的用意,自然可把“神经病”一词作为揄嗤笑的话。当太炎因“伪
民报”事与
孙中山发生严重争执之后,
黄兴曾写信给孙氏说:“弟与
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太炎)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民国成立之后,“章疯子”的名气更大,凡是不合时尚与流俗的话,多可指为“疯人呓语”。
鲁迅有一段有趣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