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域文化》是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程民生。

在此之前，华州下邦(今渭南市北)人寇凖为执政大臣期间，公开表示出自己对南方人的不满，“尤恶南人轻巧”。赵恒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科举考试完毕，在最后确定状元人选时，按朝廷规矩须以“材质可者”为状元，目测之后而定。当时成绩最好者有二人，一为京东集团人蔡齐；一为江西人萧贯。蔡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已为宋真宗所属意。知枢密院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于是以蔡齐为状元。寇准下朝后高兴地说：“文与中原夺得一状元!”视南方为下国，恶南人之轻巧；在当时可以说代表了许多北方士大夫的观点。

抚州市(今江西号州)人晏殊，以神童被召试入朝，受到皇帝的赞赏，赐以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凖又表示不满，说：“殊，江外人”，意思是不该给南方人如此恩遇。

北宋初，南方人在朝廷做官者极少，主要原因是南方许多地方尚不在宋朝版图之内。南方逐步统一后，大批的南方人并始涌入朝廷。至赵恒时，南方的在朝官员已十分恬跃，形成了较大势力；有意无意地与北方官员进行较量，争权夺利。王钦若等人先后排挤掉了北方士大夫寇准、赵安仁，与楚州(今淮安市)人刘承规、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人陈彭年、南平市(今福建南平)人林特、苏州市(今江苏苏州)人丁谓结为党羽，“踪迹诡异；，时论谓之五鬼”。此处所谓“时论”，恐怕就是代表了北方人的看法，对这几位南方官员的作风十分反感。京东人王曾、开封市人马马知节以及宋真宗即持此种看法。

在地方官的选用上，宋初曾存在着对南方人政策性的地域偏见。

对一个地方的风俗是否熟悉或适应，关系到地方官能否因地制宜。陕西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司马池曾任杭州市知州，他本性“质易”，又“不知吴俗”，被人弹劾，降知毗邻其家乡的虢州(今河南灵宝)。最熟悉一地风俗者，莫过于本地区或邻近地区的人，“仕宦之优，莫如乡国，知其吏民之态，习其风俗之宜，所治而安，于治为易”。因而宋政府任用地方宫时，一般不回避其家乡，有时甚至专门选用本地人做本地官。如赵恒咸平六年(1003年)诏：“京朝官任河北路诸州通判、盐场务及幕职州县官，其令选乡贯在本路、历任无赃罪者充。”但是，在宋初，朝廷对新收复的南方地区在政治上不放心，规定南方人不得任南方地方官。赵光义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诏：

蜀汉、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运使及诸事任。禁令涉及范围，包括四川省，广南，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等大部分南方地区。另外，出于对南方人“柔弱”的轻视，赵恒时曾有官员上书，各地负责维护治安的巡检官“当择武勇、心力强明者，乞不用福建省、荆湖、江、浙、川、峡”之人和文资出身者充任。

南北混——既久，中央集权制巩固，对南方地区的戒备心渐渐减弱，全由北方人充任南方地方官既不方便，也不现实，到宋真宗时开始放宽禁令。天禧元年(1017年)诏：“选人本贯江南、两浙、福建者，许去本乡三百里外注官。”天禧五年(1021年)，审官院进一步提出：“京朝官本贯在荆湖、江；浙者，望比类福建、淮南人，许任本路。”朝廷同意了这一建议。在任命南方人宦守乡邦时，有时特意点明知俗而仕的意图。如在任命两游人张询为西浙路提点刑狱

的诏书中说：“吴越之人，文巧好利，犴狱多有乙汝长于其乡，而知其情伪，往将典宪广。”

四川省的情况例外。由于四川地势险固，历来多有割据，而且“俗轻而易摇”，宋政府对此始终保持着戒心。对四川州郡主要地方官的选择极为谨慎，并一般不许本地人充任。仅举宋摔宗熙宁年间的有关诏令便可知晓。

京东路拥有的书籍数量，不亚于京西。

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市)有两位大藏书家。王明清曾列举“承平时士大夫家”有“藏书之名”的五家中，首位就是“南都戚氏”，所指当是戚同文家族。另一位即参与编修《崇文总目》的大学问家王洙的儿子王钦臣。徐度说：“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钦臣)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干卷，而类书之卷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其中号称。镇库书”的善本就有5000余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