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1936年6月27日—2000年3月23日），本名王昌耀，出生于湖南常德，祖籍桃源县，中国当代诗人，历任青海省文联《青海湖》杂志编辑。1957年定为右派。1979年重返文坛，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荣誉主席，专业作家。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四届委员，青海省第六届政协委员、第七届政协常委。

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考入部队文工团；同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在朝鲜战场负伤转至河北荣军中学读书。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代表作品《划呀；划呀；父亲们！》《慈航》《意绪》《哈拉木图》。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负伤后转入河北省荣军学校读书。1954年，发表处女作《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献给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1955年，报名到大西北拓荒。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关入湟源看守所，后被当作“有文化的犯人”选拔出来，参加到大炼钢铁的运动，颠沛于青海省垦区二十余年。“文化大革命”后平反，仍坚持留在青海，在青海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94年，出版诗集《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1996年3月，出版诗集《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1999年10月，被查出患有腺性肺癌。2000年1月中旬，病情恶化，再次住院治疗；3月23日，在与肺腺癌抗争数月后，在青海省人民医院跳楼自杀，终年64岁。

1936年6月27日，出生于湖南常德。1949年秋，在原籍桃源县立中学读书期间，即背着家人报名参军，被湘西军政干校录取，后因年小怕鬼，不敢起夜而常常尿床，被家人领回。1950年，前往部队应召，并于同年4月被38军114师政治部录取为该师文工队员；同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6月，在元山战役中因头部负伤回国治疗，伤愈后进河北荣军中学学习；同年，在上海《文化学习》杂志首次发表作品，署名“志愿军战士王昌耀”。1954年，在《大众文艺》发表处女诗作《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献给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1955年，毕业于荣军中学；9月，发表诗作《船儿啊》（后改为《船，或工程脚手架》）；同年，报名至大西北拓荒，后调至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1956年，发表诗作《鲁沙尔灯节速写（组诗）》《山村夜话》《弯弯山道》《鹰·雪·牧人》等诗。1957年7月，发表诗作《边城》《高车》《月亮与少女》；同月，因小诗《林中试笛》被错划成右派；11月20日，定性昌耀为“右派”和“异己分子”的《结论材料》下达，昌耀被送到农业合作社“监督劳动”三个月，地点在青海省湟源县日月乡下若约村。 

1958年“大跃进”期间，被选为看守所里“有文化的犯人”，送往青海省劳教所的新生铸件厂学习炼钢，后被羁押到日月乡下若约村以南不到八公里的哈拉库图，作为戴罪的技术人员参加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去。1962年夏，写了近两万字的《甄别材料》为自己申诉，曲折地通过亲戚和朋友关系递交首都北京的主事者。 

1956年至1964年间，创作了《鲁沙尔灯节速写》《高车》《风景》《哈拉库图人与钢铁》《鼓与鼓手》《栈道抒情》《祁连雪》等诗作。1965年9月，昌耀的“右派”问题有了一次改正，他成了所谓的“摘帽右派”，但并没有改变昌耀在流放营地的处境；11月初，前往北京。1967年元旦，被迁往青海湖南岸的新哲农村。 

1979年3月，获得平反，告别流放生涯，带着妻儿回到西宁市，搬入青海省文联提供的住处，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6年3月，出版诗集《昌耀抒情诗集》。  1987年，搬入西宁小桥地区临北川河的一幢楼房。  1988年，成为青海省政协委员，并加入九三学社；同年年底，被选为青海省作协副主席。 

1998年12月，出版诗集《昌耀的诗》。  1999年10月，被查出患有腺性肺癌，入医院治疗，不久觉得难以承担医疗费用，又搬出医院。 

2000年1月中旬，病情恶化，再次住院治疗，因病房里太过扰攘而宁愿睡到走廊上去，这事经媒体报道，惊动了官员，昌耀遂被安排住进了“高干病房"；3月23日早晨，趁着看护他的人下楼为他买牛奶的时机，昌耀从三楼病房的阳台跳下。他仍奄奄一息，但在对其紧急施救时，昌耀以肢体强烈地排斥抗争，拒绝被抢救，于上午九时四十五分离开人世，终年64岁。 

2000年7月，《昌耀诗文总集》出版，收录了昌耀1955年至2000年写的作品。同年出版书籍《昌耀 阵痛的灵魂》。

昌耀出生于湖南常德市一个有着七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早年丧母，父亲王其桂和伯父王其梅，从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父亲王其桂曾任薄一波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的指导员，后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昌耀的父亲在解放战争中因从豫东军分区作战科任上逃回家，被视为叛离革命，后来虽然主动自首，但仍被判刑两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兴凯湖船上作业时落水亡故，可能是有意落水，但求一死。伯父王其梅早年即为中共党员，曾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以西藏自治区最大的“走资派”受迫害身亡。 

1965年，昌耀从北京返回青海省途中，拐到了湟源县日月藏族乡的下若约村，去看望被公安局的吉普车带走之前他曾借住的那户藏族人家。那位名叫杨公保的藏族及其儿女们，惊喜于七年前突然消失的昌耀又不期而至.如同家人般接待乃至接纳了他，并且为他张罗婚事，近乎飞快地为他定了亲。昌耀送上彩礼后即回八宝农场。第二年，他得知了对方悔婚的消息。而当他漫无目的地又一次来到日月乡，杨公保决定将自己的二女儿许配给他，她比昌耀小十四岁。

1967年，昌耀前往日月乡探亲或想要娶亲，却发现杨公保的二女儿已经嫁给了她妈妈娘家的侄子。而后，昌耀向杨公保提出要做这个藏族之家的儿子。而在不久后缔结的这新的父子关系里，昌耀比杨公保仅仅小五岁。两年以后，三十八岁的杨公保突患重病离世。又过了三年多，1973年1月，昌耀在他的三十六岁本命年里，娶了杨公保的三女儿杨三，她当时十六岁。

婚礼后的第四天，昌耀带着杨尕三回新哲农场。他们的家，安在一个四分之一凹在地下，没有透光的窗户而仅有一扇门的小小地窝子里，面积大概只十二平米。1973年底，他们的儿子出生；1975年，他们又有了女儿；1977年，他们再添一子。

1989年下半年，昌耀夫妻感情出了问题，昌耀搬进书房睡沙发，跟杨尕三分居。三年以后，他五十六岁的时候，办理了离婚手续。昌耀净身出户，再次成了无家之人。 

诗集

诗歌

悲剧意识

昌耀诗歌悲剧意识的本质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昌耀的诗具有一种“朝圣”的神话结构，在这种境界上，生命的跋涉者有彻骨的孤独，也有那种面对命运的挑战义无反顾地前行的悲剧精神。昌耀诗歌的悲剧意识中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悲剧命运的经历与感伤。如《我们无可回归》中：“我们所自归来的那地方，/是黄沙罡风的野地,/仅有骆驼的粪便为我们一粒一粒/在隆冬之夜保存满含硝石气味的/蓝色火种。是的。/是的，那火焰之裸舞固然异常美妙魅人。/而我们无有归去的路。/而我们只可前行。/而我们无可回归。”更能感受到昌耀的内心被那份巨大的孤单感绝望感所笼罩。 

西部精神

昌耀生活的地方，既是经验性的，又是象征性的，西部和青藏高原为昌耀的诗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象征语言，它参与并且转化了历史经验。青藏高原的地理、风物和它所独有的藏传佛教的信仰与语言，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修辞学的资源。昌耀的诗歌本身就具有浓郁的西部色彩，有的是对西部边地风貌的所感所思，有的是对“建设开发中的新的风景线”的书写。1985年之后，昌耀开始以青藏高原为基点，写出了一系列具有西部文学意识的诗篇，如《旷原之野》《青藏高原的形体》《巨灵》等诗篇。 

生命意象

昌耀诗歌中张扬着生命力的意象是他对生活的独特体验，读他的诗歌读者能感受其中生命的律动。在《诗的礼赞》一文中他这样宣告：“我视生命为宇宙之诗，我视生命现象为宇宙原始诗意的冲动。” 这位历经磨难的诗人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关照人生，《慈航》中诗人将生命的产生用这样的一个片段表现：“生”是如此之艰难，只有在对生死有了切身的体验之后，才能明白“这泪珠特定的象征”的意味。无论是岩壁上“小得可怜的蜘蛛”，还是“跛行的瘦马”、“难产的母牛”他们对于生命的执着，都出自本能，即使生存状态如此卑微，体现了生命的可贵。 

英雄情结

昌耀在体验苦难、体验生命的过程中，知道了自身的局限，因此也渴望变得强大。在那个缺乏英雄，缺乏理想信仰的年代，诗人将理想与希望寄托于诗中，呼唤一种强大的力量来改变现状。诗歌《巨灵》中的“巨灵”并不是具体的意象，而是抽象而来的，字里行间中我们能感受到“巨灵”的力与强大，这也是诗人对理想的追求，恢宏的气势也显现出博大的胸怀。并且这种英雄情结与西部大地和人民相互契合，使得昌耀诗歌中的西部意象呈现出持久、深入的魅力。 

语言形式

昌耀的诗歌语言形式所借鉴的语言资源是广泛的，他的诗歌语言形式一方面向传统民歌进行借鉴，呈现出“歌谣化"的形式倾向以外，另一方面在他的诗歌中又常常出现文言文化的句式特征，主要体现在其诗歌中经常会出现的长句或超长句。昌耀“并不强调诗的分行……也不认为诗定要分行，没有诗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终难称作诗。相反，某些有意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 

长句运用

昌耀诗歌中即与短小精悍相对的另一类超长诗行大量存在。例如：“然而此刻它于磨难显示的超脱不也足以与他在雄健搏杀中曾经享有的高贵相匹配？”“我看到你的婴孩赤条条地伫立于你的胯间对着在瑞雪上缓缓穿行的汽车群吹弄一弯如月的口琴……”“我如此会心地朝你凝视就像重见了我所耕耘并经播种的土地。”这种词组堆叠出的长句在昌耀的长诗中尤为多见。这种长句带给读者的直观阅读感受就是对语句意义的理解需要进行断句，理解作者的逻辑含义，从而进行对诗歌语言的理解。在诗歌艺术中，长句的作用便是由于词组堆叠所显示出的含义扩大。句子长度的扩大，导致句子内容也随之扩大，读者需要更深的思考来理解诗歌含义。而长句的堆叠，也在形式上增加了波澜壮阔之感。 

古语化特征

昌耀在他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识别系统。他诗歌的语言资源主要是建立在对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与民间语言资源（包括方言、少、数民族民间俚语、歌谣）的吸纳之上的。他的诗歌语言系统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古语化，这样的特征成就了昌耀诗歌语言的独特性，同时也导致了其诗歌语言的古奥与滞涩。 

时代色彩

昌耀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时代，让他的诗歌也和当代其他作家作品一样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正如《哈拉库图人与钢铁》中所言：“他说：明天我们打好行装/去为钢铁而战”这两句诗充满了时代色彩，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中的打炼钢铁运动，为了显示诗人对打炼钢铁运动的热烈支持，在接下来的诗句中说：“钢铁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幸福/力量、智慧和幸福就在我们身边。”正是在这种“为钢铁元帅”的号角中，哈拉库图人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在这运动中人们感受到了“力量、智慧和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炼铁工人洛洛和喜娘“在炼铁炉前走向幸福的婚礼”。

除了反映祖国建设热情地，也有反映饥荒年代人生存困境的思考，如《凶年逸稿——在饥的年代》中所说：“是的，在那些日子我们因饥馑而恍惚”，正是因为饥饿“让我重新考虑他所护卫的永恒真理”使风“轻轻吹亮了我胸中的火种”，让我的思想在大地当中悄悄地妊娠了。这是一个身处困境的诗人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行走在高原上进行苦苦的思索，探求永恒的真理。这诗中反映的饥馑年代饥饿的人的思索，充满了诗人自己的身影，也表达了自己对苦难命运与时代关系的思考，充满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昌耀用扎实的童子功、高度的自觉勤奋创造了具有‘青铜质感’的文字，”（诗人王家新评） 

“昌耀把生命根须深植于高原土地，将生活际遇与诗歌创作同步进行、转化，他在爱的失败中依然相信爱，这是很多诗人做不到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西渡评） 

“昌耀的诗，有着独具个性的诗体语言和灵性诗意的审美意象，透露出对人的生存境地彻悟的洞察，表现了对命运的反思和对生命本体形而上的哲思。但在奇崛的意象、陌生化的语言之中却流露出他坚守人生信念的执着精神，以及贯穿其中的对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雷庆锐评） 

“对昌耀和他的诗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对生死的彻悟，是从经验中提炼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和生殖/比死亡的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的信念。对生死的彻悟同时提供了锻炼语言所必须的锤和砧，使之更加敏感、锐利和坚实；对爱的信念则不断开掘、催化和澄清那来自生命底蕴的巨大激情，并将其导入形式的河床。此外还必须考虑他对不同诗歌风格的非凡的汲取和融汇能力。如果有机会集中讨论他个人的诗歌谱系，我想可以举出杜甫式的沉郁顿挫、惠特曼式的长风浩荡、李贺式的云诡波谲和埃利蒂斯式的跳脱透明，包括青海省民歌的质朴纯真对他的影响。这些性质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风格要素的奇异融合，拥护着他诗歌语言的高能量。”（诗人唐晓渡评） 

昌耀的写作是向下的、有重力感的诗歌。他的诗歌凝重、沧桑、孤独、孤傲，是以生命的苦难之姿撞击地心的沉重之力。昌耀是用苦难造就的诗人，他和莱纳·里尔克一样，经受着心灵和肉体的折磨。陌生化的、无法复制的语言，使他的文本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苦难感、命运感和挣扎感，是那种关于青藏高原的民俗的地理命名、宗教信仰，是具有现代性的、又明显独具个人标记的文化整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和时代性。他用诗歌（如《慈航》等）来承受这种生命的疼痛和不幸。昌耀与西部的相遇，是与一个时代的相遇，与命运的相遇。如果说昌耀诗歌中表达了一种地域观，那么他在几十年前就有了很高的高度，现代诗人甚至没能超越。昌耀诗歌中涉及的西部风物，不再将它们作为承载个人小情感的载体。昌耀会把百姓视为良知，将自然风物视为良知，这其中包含了对人性的揭示、精神的塑造，有着时代的回响，这些内涵在地域性写作中，成为具有人类共识共感的世界性情怀。（《文艺报》评） 

敬文东：昌耀是一个奇迹，是他那一辈人中唯一可以被称作诗人的人。尽管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过革命话语的冲击，但他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将革命话语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以维护诗歌的个人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后，昌耀的诗歌才情可以用井喷来形容，一大批杰作经他之手被塑造成型。昌耀发明了一种崭新的诗歌语言，极大地拓宽了汉语的表现力。他的诗质地坚硬，有金石之声，刚好同中国人内心深处太多的忧患意识相对称。

耿占春：昌耀是我心中最信赖的诗人，因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脆弱和痛苦，他的充满自我嘲讽的社会理念与个人的爱欲，以及他必然会折寿的敏锐的感受力。他不企图在诗歌中解决生命的任何矛盾，他听任自身挣扎在痛苦中，如果有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相似的殉道者，那就是昌耀：因为他的痛苦的辐射区是整整半个世纪的历史与社会。通读了《昌耀诗文总集》之后，我发现他全部的诗与文不多不少正好是他自己的一部传记。他勇敢而坦白地使用自身的传记经验，而丝毫不失其诗歌应有的深度与力量。我写了《作为自传的昌耀诗歌》。昌耀还将被反复阐释，也许这才是经典最可靠的标志之一。

张学昕：昌耀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即便以六十年为限，昌耀也同样无法忽视。他的写作贯穿了当代的历史，却无法被历史的“语法”说出。因为他一直与主流诗坛保持着深深的距离，在西北高地独自咀嚼着荒寒与寂寞。在新时期，他虽然是历史的“归来者”，却并不因此倾诉命运的创痛，而是持续从未停止的“苦修”，将西部的雄奇、狞厉，锻造成奇崛的语象，写出富有英雄气概的诗歌。他的作品，一方面是与自我命运的颉，一方面又将这种颉颃融进一种高原精神，这既是昌耀的修辞学，又是昌耀的精神底色。也因此，他追求一种生命内在的诗意，在后期写下一大批不分行的诗作。因为在他那里，心性才是诗歌的根本。总之，昌耀的诗歌，在当代显得尤为特别。他的诗集《命运之书》、《昌耀的诗》等等，都可以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重要收获。

燎原：昌耀是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传奇。他以边缘化生存中博大的普世理想，将二十多年的流放生涯和始终的精神困顿，鼎现为青藏高原式的诗篇。

深重的苦难感和命运感，来自青藏高原的土著民俗元素和大地气质，现代生存剧烈精神冲突中悲悯的平民情怀和坚定的道义担当，“君子自强不息”的灵魂苦行，构成了他在诗艺和精神上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无可替代的奉献。中国类型性的优秀诗人为数不少，但昌耀式的诗人只有一个。

陈超：三十年来，昌耀的诗以对“西部”的深刻体验见长。它们之所以强烈震动了广大读者的心，却不限于表面的地缘题材，而是因为“西部”作为诗歌的激发点，它与诗人块垒峥嵘的内在灵魂世界构成了双向的对话、召唤。西部成为一个博大的“心象”，一个历史与当下、自然与意志、现实与超现实主义混茫难分地活的诗中的“绝对现实”。

昌耀的诗笔锋隐忍而酷厉，情境开阔而紧张，隐喻尖新而真实。他既以精确、锋利的质感呈现西部大自然的状貌，又以奇崛刚劲的隐喻写出了它们的“灵魂”。其诗意蕴深刻、真力弥满、吞吐万象，深入命名了人的精神历史，又突入了生命体验的未知领域。他追求的“现代感”，是精神型构和话语方式的现代感，而不是物欲主义和时间神话制导下的表面的现代感。他的诗是美文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的平衡，实现了对生存和语言的同步介入与承担。

沈奇：在个人与时代、艰生与理想、静穆与躁动、地缘气质与世界精神的纠结与印证中，昌耀以散发乱服的语言形态和正襟危坐的精神气象，气交冲漠，与神为徒，经由崇高向神圣的拜托，以一种“原在”与“抗争”的态势，在充满质疑、悲悯、苦涩而沉郁的言说中，为那些在命运之荒寒地带的原始生命力和真善美之灵魂写意立命，进而上升为一种含有独在象征意义，彰显大悲悯、大关怀、大生命意识的史诗性境界——跨越两个时代的诗人昌耀，以其孤迥独存的诗歌精神和风格别具的艺术品质，深入时间的广原，人诗一体，有苍郁之高古，有深切之现代，沧桑里含澄淡，厚重中有丰饶，境界舒放，意蕴超迈，卓然独步而高标独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西部诗歌之坐标、方向和重心所在。

黄礼孩：看上去，昌耀是表现西部文化的杰出诗人，但实际上他代表着的是人类不屈不挠的生命，他的精神是最具个人性质的，同样也是最具历史性质的。他苦行僧的表现，力求在悲悯的情怀中回到觉悟的人性。他的诗歌光荣地继承和发扬了文化传统，他壮阔、高古、忧伤、深厚，极富语言和思想的挑战性。

唐晓渡：时间越是流逝，就越是凸显出昌耀的分量：一位当代汉语诗歌的行者和巨匠。他以卓越的定力化苦难为财富，以爱的信念和对生死的彻悟变孤旅为慈航，以谦卑而尊严的低姿态拥护其诗歌如“阳光垂直打向地面”的高能量。他的诗同时敞向世界的广阔和内心的幽深，敞向大地和天空，远古和当下，在万物和灵魂的彼此辨认、参证、渗透中，建立起支持他写作的庞大根系和气场。他坚持将来自生命底蕴的磅礴激情导入形式创造的河床，深谙在开阖吐纳中获致文本内在张力的法门；坚持在锤炼现代口语的同时化用古典文言文，以语法、语气和修辞上独一无二的硬朗，构筑他诗歌修行的莲床。他依据杰出的语言造型能力，经由数十年坚韧不拔的探索，建立起一个既自足又开放，既与高海拔的西部对称，又汇聚融合了多种源流的意象和风格系统，其丰盛性不仅在于能让诸如杜甫式的沉郁顿挫、惠特曼式的长风浩荡、李贺式的云诡波谲、埃利蒂斯式的跳脱透明，和青海民歌的质朴纯真一起在一个人的诗中构成交响，更在于能让我们在凝神倾听的同时，感受到孕育了这一切的静默的力量。

吴思敬：昌耀是一位由苦难造就的，有独特的生命魅力的诗人。他把流放青海的坎坷经历，融入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在他的诗歌当中，理想主义与英雄情怀，苦难体验与浪漫气质，悲剧精神与宗教意识交集在一起，构成带有浓厚的西部风貌的艺术世界。高原上辽阔的景观，独特的冒险历程，受难者的孤寂情怀，让昌耀的诗呈现出天籁般的意境，神秘而苍凉的色调，充溢着一种原生态的生命感。苦难的经历、独特的气质、强悍的内在生命力造就了昌耀。在中国诗坛上，他是特立独行的，是难于模仿的，是“诗人中的诗人”。

湟源县先后多次组织省内外诗人、学者及昌耀先生的亲朋好友实地考察，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在丹噶尔古城内修建了昌耀纪念馆。2008年11月，昌耀纪念馆在湟源丹噶尔古城正式建成。 

纪念馆由原来的海峰书院改修而成，建筑为砖木结构，花窗砖雕，曲径回廊，古朴典雅，颇有南方园林风格。整个纪念馆分为展示厅、学术厅和室外展示区三个部分。展示厅内重点介绍昌耀先生生平，展示他的书籍信件、诗词手稿和各种生活工作用品等；学术厅内主要作为召开学术交流会、文学艺术创作等的场所；室外展示区有昌耀塑像，回廊墙壁悬挂昌耀诗词及名家书画等。 

第二届昌耀诗歌奖颁奖典礼

2016年9月起，鉴于诗人昌耀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为推动当代汉语诗歌的建设，青海省作家协会、国际汉语诗歌协会正式主办设立昌耀诗歌奖。

昌耀诗歌奖以海内外的现代汉语诗人与诗评家为评奖对象，参评者不分民族、性别、年龄。自2016年始，昌耀诗歌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共设立“昌耀诗歌奖·诗歌创作奖”3名，“昌耀诗歌奖·理论批评奖”1名，“昌耀诗歌奖·特别荣誉奖”1名。奖金各2万元，奖杯各1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