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污吏传》，感触颇深，该传记所列的
清代贪官，很多我还是前所未闻，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果然不为虚传。由此，可以认清官吏如何因贪欲而不择手段，可以看穿麋费贪腐如何成为社会政治毒瘤，可以纵观清朝如何由盛至衰，以至灭亡的历史。 《贪官污吏传》是对“当官发财”的生动写照。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自然是
和珅。他原在銮仪卫充当
校尉，虽学问浅，但善于逢迎，遂升为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
文华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他敛财的重要手段是克扣军饷，在
乾隆庇护下，他搜刮的金银器物字画房产，总值二十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收入；传记中所载最大的贪官，则是明珠。
纳兰明珠，字纳兰，乃
康熙当朝首相，曾任
吏部尚书，
武英殿大学士，权势最盛。明珠性狡猾，貌慈善。见人辄用甘语柔颜，当时为他所笼络的官员很多。他纳贿方式主要是“卖官鬻爵”，往往又以官位好坏论价。凡督抚等省部级官员空缺，就必“托人辗转贩卖，满其欲壑而后止。”就是在朝廷“
九卿”大臣职位也由他预定，任意派缺。其余如
爱新觉罗·颙琰年间直隶司书王丽南，
爱新觉罗·旻宁年间
两江总督牛鉴，
光绪年间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崇勋，广东海关监督
崇礼，广西提督
苏元春，驻藏大臣
瑞洵，督办垦务大臣
贻谷等等，所用的手段则无不涉及官商勾结，贪赃枉法，以公肥私，榨取民脂民膏和牟取暴利。
众所周知，
爱新觉罗·弘历中叶以前，乃是康乾盛世顶峰，之后，随着国力日益强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奢侈腐化开始成风。从乾隆六巡江南，沿途官吏接驾送驾的豪华排场，可见麋费至极。有此先例，上行下效，其他官员就纷纷效仿，以铺张浪费和贪腐为本事。如乾隆年间云贵总督
恒文和云南巡抚
郭一裕，徇私舞弊、中饱私囊；连续三任两淮盐政
高恒、普福和
卢见曾，贪污总额达一千万两；浙江巡抚
王亶望在
甘肃省任内贪污赈灾粮，牵连官吏六十余人；连一向号称清苦的六部大员，也利欲熏心、挖空心思地寻找贪污门路。正如
历史学专家
邓之诚教授所说：
爱新觉罗·弘历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悉索之于和珅，和珅索之于督抚，督抚索之于州县，而州县官又索之于广大劳动人民。真所谓文官贪赃、武官克饷，无官不贪，无吏不暴。由于朝野内外贪污聚敛、营私舞弊之风弥漫，到
爱新觉罗·颙琰、
爱新觉罗·旻宁两朝，清廷财政日益拮据，便靠捐纳弥补财政不足。于是，官场上到处充斥着以钱买官之人，仕途拥塞不堪。这些官吏到任后，首先想到和要做的便是尽快把买官的成本捞回，然后再赚取更多钱财。这种贪行为直接导致官吏的横征巧夺，国家财政收入锐减，以至于官场黑暗，吏治腐败，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当然，污浊之中亦有清廉，如
爱新觉罗·弘历四十七年，
江南道御史钱沣上疏弹劾
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
于易简贪纵营私、吏治废弛。最终案件查实，贪官被赐令自尽于刑部大牢。向钱这样为官清贫，敢于碰硬敢于弹劾大员的实在不多，他甚至御寒的衣服都缺，终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贪污腐化是一个国家和政权最严重的问题，尤其是高官集团贪腐和屡禁不止的贪腐暴政，势必会严损政府形象，激起社会混乱，引来民众的反抗。哲学家说，腐败现象，都与不公正的商业经济有关。在中国传统历史上，凡堪称富商巨贾的，单靠经营有方单靠自己的资本远远不够，他们要么有着高深的政界裙带关系，依靠“近水楼台先得月”，取得“重要资源专利权”，要么是通过“权财交易，
暗箱操作，以权入股”方式，获得“政策性优惠，经营上便利”。正因为如此，才极易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达到“双赢”目的，然而，这种权力与经济的结合，最大的损害就是吏治腐化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回顾历史则可鉴今世，我们更应该彻底反思，那些遗留的劣性，固久的庸风，那些唯利是图的意识，官商勾结的丑恶，是否已经真正肃清，是否已经不构成对我们的威胁？结论当然是不容乐观的。明代郭允祀在《
官箴》中有句名言：“吏不畏吾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值得为官者细细品味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