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田蒲（René Ernest Joseph Eugène Étiemble，1909年1月26日出生于法国马耶讷，2002年1月7日逝世于维尼）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知名作家和当代西方最杰出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者。他是巴黎大学中西比较文学讲座的主持人，学贯中西的作家与社会学教授。艾田蒲以其姓氏而闻名，他的研究工作和著作对于推动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巨著《中国之欧洲》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有机体。

中学时代就读于拉瓦勒公学，毕业后于1927年进入设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学(Lycée Louis-le Grand)的高等师范学院预科读书，自此他开始对中国语言文学感到兴趣，开始学习中文，并攻读法国学者用法文写成的有关孔子的著作，他迷恋孔子、庄子、老子还有荀子，认为使其受益的中国哲学家，如孔子、庄子，绝不在米歇尔·德·蒙田之下。荀子可以与奥古斯丁、奥古斯特·孔德媲美，王充胜过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随后，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现代东方语言学校和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语言学，获得在大学授课资格和文学博士学位。

1939—1943年，艾田蒲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43年曾在美国美洲原住民纳瓦霍族和霍皮族地区和印第安人居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进行人种学调查，随后前往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担任法语及拉丁语系系主任(任职期间为1944—1948年)。1949—1956年，他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担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56年进入巴黎(索邦)大学担任普通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后改任新索邦大学教授，直至1978年退休。艾田蒲自1958年起担任蒙彼利埃大学文学系名誉教授，自1979年起担任巴黎(索邦)大学文学系名誉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纽约的战争情报办公室任职。他是约60部作品的作者，并为加利玛出版社编辑了著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方系列。

艾田蒲1946—1952年为法文《现代》杂志撰写小说并担任文艺评论员。1953—1955年为埃及一家杂志和法国《证据》杂志以及法国《新文学》杂志撰稿并担任评论员工作。艾田蒲还是威尼斯艺术、文学与科学院院士。他还获有多种荣誉称号。艾田蒲为自己取了不同译音的中原地区名字，除了常用的艾田蒲外，还有艾琼伯、安田朴、艾金伯勒等。

艾田蒲的著作数量极多，他既是小说作家，也是随笔作家，而且一贯向法语读者着重介绍中国文学、哲学和中国的情况。

自20世纪30年代，艾田蒲和戴望舒交往，向法国人译介茅盾、丁玲、张天翼、施蛰存等人的小说，共同编写了《公社》杂志起，艾田蒲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不仅翻译过丁玲的作品《水》、张天翼的《恨》，还曾比较过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比较过苏格拉底与孔子。

他在巴黎大学多年讲授中原地区自罗马帝国时期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对欧洲文化艺术的影响。1934年，曾和安德烈·马尔罗、瓦扬·古久列等人组织“中国之友协会”（Comité des Amis de La Chine又译“中国人民友协），先发行《巴黎－北京》（Paris－Pékin），后改发行《中国》（La Chine）。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中国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事业，同年3月，以让·鲁维尔纳的化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生活》，盛赞当时的红军，对红军表示支持。

1956年，艾田蒲出任巴黎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研究院院长，组织了亚非欧研究中心，介绍中国等东方国家文学，推动法国中学设立汉语课，促使法译中国文学书籍出版。

艾田蒲赞赏鲁迅，并引为同道。他热烈欢呼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提议把中文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的通用语言。1957年，他率领法、中友协代表团访华，首次踏上中国本土，和中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之后，他多次访问中国，并欣然担任中国学术团体的名誉职务。

20世纪70年代，艾田蒲主持编译的《认识东方》丛书，主要译介亚洲地区各国的文学作品，汇集了阿拉伯、孟加拉、古埃及、菲律宾、越南、日本、中国等国家的作品。在现有60种出版物中，就有《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老残游记》等17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中《水浒传》法文译本分上、下两册，由加利玛出版社、专门搜集出版世界性名著的“七星文库”发行，它是进入西方文学殿堂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艾田蒲写序向法国读者推荐。1976年出版其《我的毛泽东思想40年(1934-1974)》，书中叙述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化的高潮与衰落，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痴迷。

1983年，七星文库出版了艾田蒲的《金瓶梅》法文全译本，《金瓶梅》是世界文学中最精彩的小说之一，他从文化角度对中原地区这部名著做了多方面的考察。

1985年8月24日，在巴黎第11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国际比较文学耆宿，法国的艾田蒲教授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为题做了他的总结发言，那也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学术讲演。他总体评价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态势，并介绍了《文贝》《中国比较文学》《国外文学》以及台湾的《淡江评论》，评价了包括钱锺书、季羡林等人的文章（著作），甚至还涉及到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茅盾等作家的评述。

艾田蒲对中国的热情体现在他的汉学研究中，他写下了文论著作《兰波的神话》《世界文学论文集》《论真正的总体文学》《比较不是理由》，但写得更多的则是汉学专著，比如《我们知道中国吗》《孔夫子》《耶稣会士在中国》《东游记》（或称《新孙行者》）等著作。

1990年3月，艾田蒲欣然接受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会的聘请，担任该会名誉会长。

最为引起世人瞩目并给艾田蒲带来真正声誉的，是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L’Europechinoise，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1988—1989)。在这部800余页的著作中，艾田蒲以他特有的深厚学养、宏阔的文化视野，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此书原名为《哲学之东方》，作者主持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席时，曾多次给西方学生讲授过。1988年，由加利玛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库”正式出版时，改成现在这个书名，后经中国学者、法国文化艺术勋章获得者耿升译介到中国，译名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1988年，他获得了比较文学巴尔赞奖。

艾田蒲终生不能忘怀的仍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实体的存在，无论早期翻译丁玲的《水》和张天翼的《恨》，还是对中华苏维埃的宣传；也无论是为中原地区人争回了印刷术的发明权，还是晚年真挚地、持久地对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支持；无论是写作《中国之欧洲》《孔子》，还是永无懈怠地为陶渊明、李白、《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在法国的问世奔波，艾田蒲都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

艾田蒲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他不是为记载“文化功劳簿”而写此书的，如他所说，他的目的是想为学科“注入一点活力”。他的研究是不带任何偏见的，在破除“欧洲中心论”，赞扬中原地区文明的时候，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欧洲文化如何传入中国的。因此，他在阐述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的时候，总是把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放到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从世界文化的交流角度来认识人类文化相互影响及其规律。

艾田蒲曾长期在巴黎(索邦)大学主持比较文学讲座，并担任指导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工作的导师，对于向法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十分积极。晚年，他成为了人权的坚定捍卫者，他的著作《你说法汉语吗？》（吗？）详细揭露和谴责了法语不断被英语化的现象，引起了广泛的读者关注。他还因将劳伦斯·阿拉伯的作品翻译成法语而备受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