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弼（1867年—1953年），字谷孙、师郑、懿斋，号叔彦、新罗仙吏、复礼老人，斋名复礼堂。江苏吴县人，清朝政治人物、进士出身。著名学者、藏书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登进士，同年五月，授内阁中书。后经张之洞邀请，主讲两湖书院，后任湖北存古学堂总教等。长兄曹元恒，次兄曹福元，堂兄曹元忠（资政院），谱兄唐文治。元配唐氏，六合训导唐和之女，继配吴县王氏、上虞区柴亚兰。

1881年以童试第四名进入涿州学宫受教。元和（即苏州市）训导唐毓和阅先生之卷，心生佩服，乃将女儿许配于他。1885年入江阴南菁书院肄业，向黄以周问学。当时大江南北才俊贤士云集南菁书院，朝夕切磋学问，先生尤与张锡恭、唐文治交往甚笃。同年夺得拔贡生第一名。江苏学政黄体芳亦是非常赞赏，在先生卷后加批：“他日当以经济气节名世。”不久先生夺得本省乡试第二十七名。

1886年赴京参加会试，于黄体芳客座结识孙诒让，与孙诒让论礼甚为满意，并与黄体芳之子黄绍箕建立昆弟交。1889年，母亲逝世，先生非常悲伤，撰《北堂侍立记》以志懿德。居丧时，先生对历年读礼之条记进行整理，撰成《礼经校释》二十二卷：校者，校正经、注、疏之讹文；释者，阐释经、注、疏之隐义。“自唐朝贾公彦疏至清代胡培翬正义，都只是顺其上下，推其本意，正讹补脱，逸衍改错。其说之异于注者，推其致误之由以订正之，务求按之经而合，问之心而安。”

1891年刊成行世。当时学者李慈铭、王颂蔚评价颇高。

1894年会试中选。因为眼疾没有参与廷试，1895年补考殿试，当时殿廷试崇尚书法，习以成风，先生自幼因为过于勤奋，眼疾严重，不能作楷书，阅卷者既把他的卷子列为二等。御史熙麟参奏，奉旨提卷呈览。翁同龢面奏说“曹元弼虽写不成字，实大江以南通市经博览之士”，最后因字迹模糊，降列为三等五十名，委以内阁中书之职。翁同龢叹息说：“经生安能与时流争笔画之工哉！”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延揽其为广雅书局总校。1895年，父亲逝世，先生同样悲伤。

1897年，张之洞转任两湖总督，又延聘先生主讲两湖书院。先生撰《原道》《述学》《守约》三篇，向诸生展示治学之方。在书院先生与梁鼎芬（梁文忠公）一起辑成《经学文钞》，而相与论学者，则有马贞榆、陈宗颖、胡元仪、陈庆年、王仁俊、杨守敬、桑宣、蒯光典、姚晋圻。随后张之洞要求编修《十四经学》，建立治经提要钩玄之法，约以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纷、阙疑、流别七目，先生认为此事体大物博，任重道远，于是“发愤覃思，闭户论撰，寝食俱忘，刻必争”，希望尽快编成。已刻成的有《周易学》八卷、《礼经学》九卷、《孝经学》七卷，未刻成的有《毛诗学》《周礼学》《孟子学》各若干卷，《论语学》则改题为《圣学挽狂录》刻成。

1900年与伯兄曹元恒因捐钱得到“行走”之职（卖官捐钱在清末很普遍）。

1907年，张之洞又电招他为湖北存古学堂总教。当时清廷设礼学馆，编《通礼》，先生故交张锡恭、钱同寿，及从兄曹元忠，皆入馆任分篡。礼部尚书爱新觉罗·溥良奏保先生来京，先生因存古学堂之聘，仅列顾问。

1908年，江苏巡抚陈启泰荐举先生通晓经学，品德端正，并以其所著《礼经校释》进呈御览，奉旨赏给先生翰林院编修，原书发交礼学馆。同年江苏省奏设存古学堂，延请先生为经学总教，仍兼存古学堂职务。同时叶昌炽为历史学总教，邹福保及王仁俊、唐文治先后为词章总教，孙宗弼、沈修、孙德谦为协教，皆一时硕学通儒，师资力量雄厚。

1911年，先生辞去存古学堂总教，江苏存古学堂停办，先生“心摧气绝，饮恨吞声”。唐恭人常密访先生，先生问何故，唐恭人说：“主辱臣死，君素志也；但自裁无益，守死善道，以存书种，效贞苦节妇何如？”先生长叹说：“天乎！与子偕隐，矢死靡他。”自此闭户绝世殚心著述。所往来者，只有叶昌炽、邹福保、张锡恭、朱祖谋、王季烈、刘锦藻、刘承干几位先生而已。其后袁世凯设礼制馆，以书币来聘，先生立即拒绝。

平时先生为诸弟子讲授经义，毅然以守先待后为己任。先生对于“洪荒初辟以来，中国圣教王道所自始，人类所以孽生不绝之由”，反本复始，潜心学易，认为前儒之说，犹有未尽，所以他更定体例，以郑注为主，采荀、虞诸家及古易说为之笺，而以己意贯穿惠栋、张惠言、姚配中及各家之说进行阐发。先生由先儒之说以通经传，由经传以定先儒之异同得失，如不满意，则“十易其稿而犹未已，必心安理得而后写定”，历十七年成《周易郑氏注笺释》二十八卷，又怕文繁语绕，学者查阅不易析别，为《周易集解补释》十七卷，自序超过万言，仍然惓惓于学易，“改过迁善，以消杀机，而返元气。”

先生认为《大学》《中庸》二篇，乃孔门论礼至极精粹之言，郑注简而精，朱注详而明，所以隐括条理，由博返约，成《大学通义》一卷、《中庸通义》二卷；又认为孔子行在《孝经》，“立人伦之极，致中和，赞化育之仁，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其本尽在《孝经》”，汉代郑玄笃信好学，非礼不行，故依经立注，为学者尊崇，而现在所传郑注，后人疑难百端，千载之后，直至陈澧据《礼记·郊特牲》之正义，引王肃之《孝经》注，定为礼堂写定之文，聚讼纷争才平息。于是先生据臧庸、严可均辑本，撰《孝经郑氏注笺释》三卷，并校正注、疏、脱、误为《孝经校释》一卷。先生曾于1917年综括数十年治经心得，对每部经都赋诗若干首，提挚纲维，以示后学者。这些诗共有六百数十首，“先举大义，正宗旨也；次详源流，明传信也”，但是“经义渊深，经师家法，源远末分，百家得失，参错不齐”，又不可不注明其意，所以先生于1936年开始博引群书，稽撰其说，三年而成《复礼堂述学诗》十五卷。

1939年先生为诸弟子讲说《礼经》，认为“威仪三千，乃政教典则之详，人伦日用之实，上下通行，师儒讲习，《礼记》则其传，冠昏诸义，皆七十子会通经文，亲受圣旨，提纲掣领，为后学举隅”，于是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为《礼经大义》二卷。继而又认为先前所著《孝经学》《孝经郑氏注笺释》，语义过于深奥，难以教育学生，所以取旧时论著，删繁就简，仿朱熹注四书之法，集合郑玄之后百家之注加上自著之书，融合而成《孝经集注》二卷。

先生完成述学诗已有七十五岁。其间世祸之烈，门庭之痛，使先生产生“不如无生”之感，但是一息尚存，仁为己任，先生没有松懈，“所欲著书甚多”，认为“《尚书》为前圣施于政治，道济天下之实”，于是在1941年四月创稿，以郑注本为据，集合《大传》《史记》《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谶书文言文、马氏佚注及《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周秦诸子、两汉书等所载关于尚书的学说，为其笺释，先生博观约取，师法胡、江、王、段、孙、陈、王、皮诸家之义，反复深思，“弥缝变易释之，义若丝毫未惬，辄数易其稿，必问心无憾而后已，耳校口授，谆复不厌，必一字无误而后已”。先生年老，困病缠身，目暝意倦，著书之苦，可想而知，历十年而成《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四十二卷，总共五十余万言，又别著《孙氏尚书今古文注疏校补》，《太誓》以下未完成，遗命以此二书稿交于其弟子王欣夫（大隆）。其所著《复礼堂文集》十卷，二集、三集各八卷，《诗存》若干卷。

先生说经，以高密郑氏为宗，而亦兼采程、朱二子，平质通达，与番禺陈相近。而著书二百余卷，总三百余万言，则又过于陈氏。同县吴文安曾说：“吾苏二百六十年前后得两人焉，昆山市则有顾炎武，吴县则为吾叔彦先生，振纲常，扶名教，为宇宙间特立独行之真儒。”识者谓为千古之公论。先生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祥和之气，充溢门庭，吴中孝弟家风者，必以曹氏为首。先生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丁卯正月初八日酉时，卒于农历癸巳（1953年）九月十五日丑时，享年87岁。先生原配为六合唐氏（唐毓和之女），继配为同县王氏、上虞区柴氏。1948年7月4日，八十二岁曹翁与六十二岁柴小姐在阊门西街三十四号的婚礼引起轰动。1953年10月22日去世。

《礼经学》《复礼堂文集》《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孝经学》《周易集解补释》《周易学》《周易郑氏注笺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