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立奎（1889—1967），1889年出生于肥东县，1910年毕业于安徽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

曾任国民革命军48军第1师师长。

1921年，爱国义士王亚樵组织“安徽劳工敢死队”，又称“斧头党”、“斧头帮”，1929年王亚樵在上海开展反霸除奸活动，组织“安徽籍劳工总会”，后改组为“铁血锄奸团”，余立奎为“斧头帮”及后来的“铁血锄奸团”骨干成员，并参与了该爱国组织策划的“刺杀宋子文案”、“刺杀汪精卫案”、“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被炸案”、炸死炸伤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等多名日本高级侵华军政要人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等多次行动。

1924年，任建国湘军独立旅旅长，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北伐战争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48军第1师师长。

1929年，余立奎赴常州率旧部第四独立旅旅彭建国部参与由王亚樵、王乐平组织的“民国18年三路军讨蒋”行动，沿京沪铁路直捣南京。后由于叛徒留日归国学生赵铁桥叛变告密致行动失败，余立奎战败被俘与三路军中的首将方振武同关押于陆军监狱。1931年出狱后，参加广州市独立，进行反蒋活动，任17军军长。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王亚樵于桃园里44号召集部众分头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决死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时值蒋介石筹划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悉王亚樵任义勇军司令极为震怒，令蔡廷、蒋光撤除王亚樵义勇军司令，解散义勇军。蔡、蒋两军长与亚樵面商，将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负责前方指挥，王亚樵退居幕后主持后方。“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决死军改为19路军补充团，余立奎任团长。

1933年冬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反蒋活动，任副官长。1935年由于参加行刺汪精卫的案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被捕，1936年被引渡至南京后，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死刑，遭到长期监禁至1948年释放。

1950年任南京救济分会监委会副主任，并由李济深先生介绍任民革南京分部常务委员。1951年余立奎先生回安徽后，历任皖北行署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第一、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

1967年逝世，享年78岁。

余立奎先生是一个具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毕生倾心于爱国活动。

刺杀宋子文未遂

1931年，在蒋介石，宋子文的排挤下，中国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下台。孙科异常气愤，遂派其亲信马超俊面晤王亚樵，请刺宋子文以泄愤，并允给巨资以作各种布置费用。王即在京沪两处各设一个刺宋小组：派南京者为华克之、张玉华、成城、张慧中等，均住仙鹤街我的家中。他们不断与财政部的某职员联系，侦察宋子文的行踪，但无法下手。派在上海的是刘刚、李恺、谢文达、孙凤鸣、肖佩伟等八人。除各发手枪一支和子弹外，我又由虹口区日本浪人手里买来破坏力很大的炸*弹一枚，发给他们，以便拒捕之用。后来，他们认为炸弹较少，又买了用洋铁桶筒装药，威力很小的炸弹两颗备用。1931年7月23日下午，华克之、成城等侦悉宋子文当晚赴沪与财团商洽借款事宜。王亚樵急嘱刘刚等八人立即出动到北火车站等候下手，又派十余人把守站外各处，作接应和拒捕之用。24日上午8时许，宋乖专列到站，由随员卫士等簇拥下车。宋的机要秘书唐腴庐走在前边，因身材与宋相似，成城、刘刚、李恺、孙凤鸣等便一拥而上，集中对唐射击，唐中弹多发，当即倒地，做了宋子文的替死鬼。这时刘刚等认为目的已达到，掷下两颗劣制炸弹，一时黄烟笼罩，刺宋八人混在乱窜的乖客中逃走了。

刺宋案发生后，各地风声很紧。王亚樵避居广东省友人翁旭初家中的三楼上，闭门不出，下手刺宋者亦各自暂避。刺宋虽没成，但孙科仍赠王亚樵一笔巨款，确数不祥，只知王亚樵事后发给参加者每人一千元。

蒋介石在南京得悉宋在上海遇刺未中后，大为震怒，急令戴笠侦破。因此，王亚樵、华克之、孙凤鸣、张玉华、刘刚、李恺及所有参加刺宋案的人先后化装改名，设法离沪避往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寓公，我亦改名李自安，化装到福州市，在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处暂避。不久，蒋介石来电，请蒋光鼐交我归案，我又转往香港。

刺汪精卫经过

1932年我与王亚樵及全体避难香港旧友先后返回上海市。但因蒋对王亚樵一党、及“学生”侦缉毫不松懈，必欲捕而杀之，不久王亚樵和其左右重要人物又一次避居香港。1935年春，华克之，孙凤鸣两人亦来港。大家会面后，即开始计议今后如何继续行动。王亚樵提出，今后必须继续暗杀蒋贼，请大家共同讨论一个如何接近蒋，以便有机会下手的办法。当时华克之建议说，最好设法在南京设一个通讯社，取得记者的身份，就能接近蒋的身边，有下手的机会。大家一致鼓掌表示同意，当即决定设立晨光通讯社，公推华克之为社长，张四明、贺坡光、孙鸣凤等三人为记者，其它人员由华负责慎重考察录用。不久，华、张、贺、孙四人就离港前往南京，托友人在城南大夫第租一所房屋为社祉。经申请行政院，南京市政府批准，通讯社于5月间成立，开始发稿。

该通讯社的经费，经我前往广州西南政务委员会，面晤肖佛成、黄季陆、邹鲁等，又征得胡汉民的同意，得到每月毫洋三千的补助。这项补助只领了九个月，以后停发。

晨光通讯社发稿后，孙凤鸣、张四明、贺坡光等均以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央各院、部会内采访新闻。不久，获悉国民党中央党部11月1日召开六中全会，他们就秘密议决：在参加开幕大会时下手，以蒋介石为第一目标，汪精卫为第二目标，由枪法最好的孙凤鸣下手。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时即对王亚樵说，数年来反蒋活动都失败，深感惭愧，此次前往南京，抱必死之心完成任务。因此在秘密会议上，他就自告奋勇，由他一人在参加大会时下手。同时，孙将爱人崔玉瑶和儿子先送香港，交王亚樵照顾。孙在信中说：这次闯入中央党部，不论结果如何，绝无生还之望，已预作准备，以免个人受非刑拷打，亦免大家受牵连。

孙凤鸣10月28日就向行政院登记领取大会出入证，但直至31日尚没领到。到了11月1日清晨，孙情急万分，再往催领，才由一个秘书发给一张出入证。孙即返社中，取出六轮手枪，装上子弹，又将事先购卖的罂粟大泡子九粒（长寸余，共重约一两）放于口中嚼碎，用开水送入腹中。他对华、贺、张说：我下手照计划以蒋为首，汪为次。如果两贼均不在，则搞一个大骚动，大声宣布蒋汪两人祸国殃民的种种罪状后，开枪自杀。孙走后，社中人员即照事前计划，将所有书信文件全部焚毁，通知家具店，将租来的家具搬回；留下一封信：外写留给来人们，内写“发给出入证的行政院秘书与我们素无关系，请不要冤枉他”。晨8时以后，全社人员从容避走。

孙凤鸣闯进中央党部大门，此时大院中正在布置全体合影座位。不一会，中央军政大员纷纷入场落座，汪精卫端坐前排正中，蒋介石不在座，孙鸣凤就在上前摄影时，抽出手枪对汪射击。第一枪正中头部，汪即倒地，第二枪射中背部，子弹连同背带铜扣，卡在汪的骨中，第三枪射中臂膀。这时张继跑到孙后，双手紧抱孙的腰际，张学良又令卫士向孙开枪，射中腿部，当场将孙拿获。孙凤鸣当晚因鸦片中毒而死，没留下任何口供。

这次谋刺行动，本来是异常严密，不易找出线索的。后来所以竟被发现内幕真相，致使很多人被株连的原因是：在刺汪案的前两个月，有个无锡人，前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成，浙江人项仲霖，都是王亚樵旧友，且与华克之、张四明相识，到了南京，曾投晨光通讯社暂住。李、项不知办社内幕，面询华说：你们办通讯社，行政院是否给津贴？华答：我们不要。李又说：办通讯社没有津贴怎能长期维持呢？行政院我有熟人，我去替你们联系要求一下。华淡淡地说，最好请你们不要去。但李、项为了帮忙，仍去行政院代为要求，未准。因此在无形中露了马脚。在大批特务无法找到线索时，行政院说李、项曾为晨光通讯社代请津贴。特务即将二人逮捕（在刺汪案发生时，华曾通知二人立即离开南京，但二人认为自已的确与此案无关，迟迟未行）。李、项在酷刑下，供出了晨光通讯社全部职工的名单及籍贯。

这时华克之，张四明已避往上海市，贺坡光避丹阳家中，特务们首先追至贺家，因贺转往它处而扑空，便将贺的老母逮捕。查悉贺的长兄在镇江市开店，特务们又转往镇江逮捕了贺的兄嫂，封闭店铺。贺坡光闻讯，毅然到南京投案。严刑之下，除供出此案为王亚樵主使外，还供出行刺计划原为蒋是第一目标，汪是第二目标的细节。蒋介石勃然大怒，严令戴笠不独对王亚樵和我及在名单者务获严办，即是王亚樵的亲友，学生都要一律逮捕。因此京沪各地特务满天飞，四出疯狂捕人，许多无辜者都被捕，在严刑拷打下，定了莫须有的罪名。

不久，我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被捕。王亚樵从香港逃往梧州市，特务们跟踪而至，在那里把他刺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