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弼，生于1895年，于1961年去世。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是著名演员金山的姐夫、著名记者邵飘萍的搭档、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是《京报》的创始人、《星洲日报》（联合早报）的主笔、《中央日报》的社长。

民国3年（191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政法学校。在留学期间，与邵飘萍合办“东京通讯”，并担任上海《申报》、《时事新报》驻日通讯员。民国5年（1916年）回国，入时事新报馆任编辑。民国8年（1919年）春起在北京，任《京报》主笔。因批评北洋政府入狱，报纸被封。释放后重入《时事新报》，先后任总编辑、总经理、总主笔。民国10年（1921年）6月参加创办上海市《商报》，任主笔。民国15年（1926年）起，先后曾在上海国民大学新闻系、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科任教。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主持《申报》笔政。民国30年（1941年）到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总主笔。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创办长春市《中央日报》，任社长。民国36年（1947年）赴香港特别行政区，曾任《国民日报》社长。1951年去台湾，任《中华日报》顾问兼主笔。1961年12月逝世于台湾。

潘公弼是金山区的姐夫、邵飘萍的搭档、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他是《京报》的创始人、《星洲日报》（联合早报）的主笔、《中央日报》的社长。

在《时事新报》期间，邹韬奋与他在一间办公室工作。韬奋先生回忆说：“他用坚决的态度解决职务上的当前的各问题，一点都不着急，一点没有疾言厉色。任何同事进来和他商量什么事情，或甚至和他大起争辩，他总是对事对人根据他的见解作坚决的应付，很从容不迫地作坚决的应付，无论如何，总是始终和和气气的。从没有看见他发过脾气。”

这位谦和、温顺、没有脾气的人，却用纸和笔，诠释了新闻舆论正气凛然、申张公道力量。

潘公弼于1914年赴日本东京政法学校留学。1915年7月，他与邵飘萍（邵飘萍被杀害）等三人合办了“东京通讯社”，这个通讯社向国内京、津、沪、汉等地报纸寄发东京通讯，主要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反袁活动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它较早报道了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引起国内震动。

1918年10月，“同学同事同患难”的潘公弼和邵飘萍共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京报》的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明确的提出了报纸的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旧中国办报，“集资千金，局居斗室，因陋就简，就可创业”（潘公弼《六十年来中国之日报事业》）。

《京报》一开始只有邵飘萍和潘公弼两个人，采访、著译、编辑……所有的事情，都由他与邵飘萍分任。《京报》无党无派，不依附特殊的权力集团，主张言论自由，很快得到读者的喜爱。

《京报》大胆批评北洋政府，邵飘萍、潘公弼先后入狱，报纸被封。邵飘萍死后, 邵飘萍的妻子汤修慧邀请潘公弼的弟弟潘昂担任《京报》主笔。潘公弼则南下上海市，在大学主讲新闻。后来主持《时事新报》,这期间，他的文章常引起轰动。人们喜欢把他的名字，与当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并列一起，称为中国报界的“南潘北张”。

在《时事新报》期间，邹韬奋说，“潘先生对于新闻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悉。在编辑方面，从校对到总编辑、总主笔，他都干过；在经营方面，他也干过各种职务。所以他在解决各个部门的问题时，都有独到的见解。潘公弼在新闻界的丰富经验，使韬奋获益不浅。他说：“我在人生观方面，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方面，虽和潘先生的未必相同，但是我对于他的办事的经验，处理问题时的镇定安详，对人接物的恰当，都应该表示我的敬意。”

1924年4月12日，著名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抵达上海市，徐志摩担当翻译，张君劢、郑振铎、潘公弼等文化人士悉数前往迎接。

1929年潘公弼先生总结自己从事报纸编辑的实践经验，发表了《新闻编辑法》。他认为，想要制作良好的新闻，编辑方面不可不采取四个步骤，即收集资料、选择资料、整理资料以及由引而编成资料。理论界认为，潘先生的研究实质上已经涉及到了编辑的本质问题的探讨，表明中国的新闻编辑学研究已经开始起步了。

30年代，100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做了一场“中国梦”。他们随心所欲、侃侃而谈，畅想着未来的中国。

《时事新报》潘公弼的“中国梦”显得悲观：“中国终究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共和国家。有了强暴的领袖，他掠夺政权；有了贤明的领袖，人民奉让政权。所谓掠夺与奉让，并不拘于一种丑态；所谓政权，是一部或全部。人民却安居乐业于低度的保障之下。国际地位的增进，有待国内产生若干世界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当然，政治相当的张炽，国防相当的充实，亦是必要条件。”记者的眼光，总是别树一帜。

中国抗日战争初期，潘公弼一度主持《申报》笔政。

1940年，主笔关楚璞离开《星洲日报》，俞颂华、郁达夫继任，最后由潘公弼接任。这个报纸，便是现在的《联合早报》。

日本投降后，潘公弼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命为负责接收东北文化事业的特派员。在长春市，他创办了《中央日报》，任社长。著名演员旧金山、张瑞芳夫妇，本来准备去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周恩来获悉潘公弼的任命后，当即给金山写了一封密函：“山、芳：姊夫（潘公弼）有去东北可能，山可不必等我，速南下俟机北上。……”张瑞芳1995年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周恩来想利用金山区和潘公弼的这层关系。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特别行政区版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据说，金庸被派往香港，纯属偶然：报社预备派去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人当时刚刚结婚，不愿远离，才由金庸临时代往。更惊奇的是，金庸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发现自己身无一文，顿时失色。而邻座正好是时任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给了十块港元。

潘公弼一辈子与报纸打交道，对报纸编辑、评论言论、舆论影响多有精到的论述。1994年版台湾“国立编译馆”的国文课本第六册第九课，收录了潘先生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报纸的言论》。

潘先生说，报纸的言论虽然可以代表舆论，但是必须自身健全，然后才能发挥舆论的功能，进而才能对社会、对国家有所贡献。他认为，舆论自身健全的条件有四条。第一是动机纯洁；第二是识见卓越；第三是文才畅达；第四是胆气横逸。他还论述了世界文明国家政治演进的途径，指出舆论政治是民主精神的现象，并就法律允许言论自由的意义、朝野对舆论如何加以判断和尊重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即使在今天看来，其见解之透辟，仍具积极的指引作用。

1949年，潘公弼的弟弟潘劭昂担任国民党中央社重庆分社主任。十二月七日，在等待了三天之后，中央社好不容易从空军弄了个226号专机，十几位中央社的高级编辑记者从成都新津机场撤至海南省，却不幸在海口市遭遇坠机惨祸。这起坠机事件，共死亡二十多人。潘邵昂先生头部严重受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疗养多年，后来来到台湾。但潘先生从此绝意世途，未担任任何工作，八十一岁在台湾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