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修慧，江苏苏州人，别名慧子，清光绪16年（1890年）出生于一个商人之家，自幼随父至浙江金华游坊巷开照相馆，因而从父学艺，精通摄影技术。清宣统2年（1910年）邵飘萍来汤记照相馆照相时结识了汤修慧，汤修慧聪明漂亮，且又多才多艺，邵飘萍英姿勃发，事业有成，两人一见钟情，双双跌入爱河。民国元年（1912年）汤修慧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以提高她的文化素养。

民国2年（1913年）8月邵飘萍因在其主编的《汉江时报》上抨击政府的腐败行径，被袁世凯政府下令查封 了报馆，邵飘萍也被警方逮捕。汤修慧闻知邵飘萍被捕的消息，立即四处奔走呼吁，终将邵飘萍营救出狱，并送其东渡日本避祸，汤修慧不畏强暴、勇于救夫之举演绎出了一场“巾帼救须眉”的千古绝唱，一时轰动海内，使其成为著名的巾帼英雄。民国5年（1916年）袁世凯政府垮台，邵飘萍载誉而归，乃携汤修慧北上京师开创新的局面。同年7月邵飘萍、汤修慧夫妻俩在宣武区南城珠巢街合创《新闻编译社》，邵飘萍出任社长，汤修慧任社长助理兼记者，夫妻二人双双成为中国新闻通讯社创始人。

民国7年（1918年）10月邵飘萍与汤修慧投资在南城珠巢街创办了《京报》及附刊《北京报》，由于《京报》主张民主政治，言论激烈，时事性强，很快成为京师的最大的畅销报。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原社址因地窄人稠已周转不开，于是邵飘萍、汤修慧夫妇俩又将社址迁徙到新华街沙土园。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闻知邵飘萍、汤修慧夫妇办报成功的经验，决心在北京大学成立一个“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对新闻学进行宣传和推广。同年10月14日蔡元培邀请邵飘萍、汤修慧夫妇来北京大学共同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社址设在沙滩红楼北京大学34教研室，邵飘萍负责为会内学员讲授新闻知识和办报经验；汤修慧则负责为学员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和采集方法，学员中的毛泽东、陈公博、罗章龙、谭平山、高君宇后都成为时代的精英。邵飘萍为了培养学员的办报经验，在《京报》又创办了《新闻周刊》，专供新闻学会的学员练笔之用，汤修慧带领学员们外出采访练生，使学员们很快掌握了新闻要领。毛泽东十分敬重师生情谊，他时常到羊皮市的邵府拜访两位老师，毛泽东亲切的称呼邵飘萍为“先生”；称呼汤修慧为“师娘”。汤修慧知毛泽东刚到北京，孤身一人，生活上比较清苦，于是经常解囊相助，毛泽东为此十分感动。毛泽东吸收了邵飘萍、汤修慧两位老师的办报经验；民国8年（1919年）初毛泽东离京返湘，于长沙市创办了《湘江评论》，其主编的这份报纸风格与邵飘萍、汤修慧所办的《京报》风格多有相近之处，可见毛泽东承传了两位老师的办报经验并加以弘扬。

民国8年（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外交失利的消息传到国内，《京报》率先报导了这一消息，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5月3日晚7时邵飘萍、汤修慧夫妇来到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出席北京13所院校代表大会，邵飘萍登台呼吁并号召学生举行集会，举行反帝反封建的学界示威大游行，他的倡议立即得到各校代表的拥护，拟定于5月4日在天安门集会游行。5月4日各校师生按计划齐集天安门，邵飘萍、汤修慧夫妇站在学界游行的最前列，高呼口号向帝国主义示威，向软弱政府抗议。在《京报》及各报的宣传鼓动下，全国各届人士纷纷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此次运动波及到20余省、150余市，钱能训内阁被迫辞职，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亦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邵飘萍、汤修慧夫妇亦因此被尊为“五四运动的旗手”。北洋政府对邵飘萍、汤修慧鼓动学界反对政府，并利用新闻媒介攻击政府的正义之举恨得咬牙切齿，8月22日下令查封了《京报》以示报复，邵飘萍被迫出亡日本，汤修慧则大义凛然留守于报馆内坚守阵地。

民国8年（1919年）12月湖南省军阀张敬尧亦下令军警查封了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并大肆逮捕进步学生，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抵京向中央政府请愿。毛泽东来京后居住宣武区烂缦胡同101号湖南会馆内，并在此召开了“湖南各届驱张大会”，会后湖南驱张请愿团向南京总统府大楼递交了驱张请愿书，但请愿团的正义之举非但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反却遭到政府的镇压和通缉。毛泽东虽然是请愿团的主要领导之一，但政府通缉的13名主要代表中却把毛泽东的名字漏掉了，因而使毛泽东避免了一场牢狱之灾。汤修慧得知毛泽东的处境危险，就将前来《京报》拜望师娘的毛泽东留住于《京报》内，在汤修慧的保护和帮助下，使毛泽东最终逃脱了虎口。湖南省各界驱张运动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谭延闿乘势赶走张敬尧在长沙市建立了新政权。

民国9年（1920年）7月邵飘萍归国，夫妻再次团聚。10月26日汤修慧为帮助丈夫重振旗鼓，其将《京报》迁至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30 ——32号一座二层楼内，并购置了轿车和印刷设备，在汤慧修的努力下，《京报》又重新复刊了。汤修慧精明强干，她亲自主持《京报》内部事务，并承担《京报》的外出采访任务，成为《京报》里外一把抓的大当家。

民国13年（1924年）直系将领冯玉祥乘直奉战争之机，回师北京囚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了爱新觉罗·溥仪，成立了国民军，并接管了北京政府。汤修慧非常拥护冯玉祥的国民军，她公开在《京报》上著文曰：“国民军兴，本报实为党人同志与军人同志唯一之喉舌”以示支持。冯玉祥为促成南北统一，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政，特邀邵飘萍、汤修慧夫妇代为斡旋。民国13年（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应邀至京参加南北和谈，这一历史之功首归《京报》。汤修慧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撰文曰：“当年总理未北上时，北方革命工作大部分为石曾先生暗中主持，当时既首行与吾《京报》联络工作，随时报告总理”。道出了此次南北议和，邵飘萍和汤修慧所起的重要作用。《京报》是最先向读者公开介绍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刊物之一，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邵飘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民国13年（1924年）邵飘萍被中共中央特批为秘密党员，因而《京报》已牢牢的控制在中共之手，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一份革命刊物。汤修慧是《京报》主力记者和撰稿人，又是丈夫的贤内助，早已在思想上和共产主义思想接轨，因而其文革命性强，笔锋犀利，读者争睹为快。

民国14年（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右派元老林森、居正、石青阳等中央执行委员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暨“西山会议”，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汤修慧为《京报》驻会记者，她以新闻纪实手法报导了会议的全过程，并加以批判，她的文章笔锋犀利，得到社会各界的阵阵掌声。

民国15年（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指挥奉军击败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占北京，汤修慧知张作霖仇恨共产主义思想，则劝邵飘萍去俄国大使馆避祸，自己留下来坐镇《京报》独撑大局。4月24日邵飘萍因不放心汤修慧，又潜回报社探望爱妻，不幸遭到埋伏于馆外的侦缉队袭击而被逮捕，当天张作霖即下令查封《京报》馆，并将汤修慧反锁于报社内。汤修慧为了营救邵飘萍，她不顾个人安危，冒险翻墙逃出被警特包围的《京报》馆，而后赶往花园饭店，请求张培风先生设法营救邵飘萍；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张作霖已下令于4月26日凌晨4点20分将邵飘萍枪杀于天桥刑场。汤修慧闻知丈夫已被害的消息，为了寻找到邵飘萍的尸首，她四处求人打听下落，终于在崇文门外的二郎庙挖出了被敌人严刑拷打已摧残的体无完肤的邵飘萍尸首；汤修慧抚尸恸哭几次昏绝过去，在场之人无不为之伤心落泪。汤修慧忍痛将邵飘萍安葬于天宁寺，冯玉祥得知后对汤修慧道：“邵飘萍是为我牺牲的”；毛泽东主席则于1949年4月21日亲自批示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民国17年（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北伐军北上占领了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军政府，更名为“北平市”。民国18年（1929年）6月12日汤修慧承继邵飘萍未竟事业，她独自扛鼎《京报》大旗，使其再次重新复刊，汤修慧自任《京报》社社长兼总经理，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第一大报的旗手，她以坚强的毅力独撑着这座无冕之王的桂冠。民国19年（1930年）北京报界联合成立“北平记者联合会”，公举汤修慧女士为北平记者联合会执行委员，负责主持会务。

民国26年（1937年）日寇在北平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北平失陷于敌手，汤修慧不甘屈服日寇的蹂躏，抱着绝不当亡国奴的信念，其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毅然放弃、关闭了自己终生为之奋斗、苦心经营了20年的《京报》及全部财产，只身一人潜出北平，辗转奔波全国12个省。汤修慧虽然身处逆境，但其并没有忘记自身职责，她一路奔走，一路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人们在汤修慧的鼓动宣传下，勇敢的站起来面对日寇法西斯主义的屠刀，以大无畏的精神向侵略者讨还血债。

1949年初，北平市宣布和平解放，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市再次更名为“北京”。汤修慧听到自己的学生毛泽东荣登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岗位，她非常激动，立即冲破重重阻力返回北京。汤修慧回到《京报》馆内居住的消息传至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立即派其秘书来《京报》馆看望她，并对其工作生活给予极大的关心。汤修慧回京后开始整理邵飘萍和《京报》史资料，由于她工诗善文，且又精通书法，在文化界、新闻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得到社会的敬重。当汤修慧编著的《一代报人邵飘萍》问世之后，人们更加敬重汤修慧这位女报人，她的真情、她的勇敢、她的文笔都深深的印刻在人们的心中，乃至成为青年人追求“爱情”的偶像。“文化大革命”中，汤修慧亦未能逃脱历史的噩运，她被红卫兵打成牛鬼蛇神，而被遣送回浙江金华接受劳动改造。汤修慧不甘屈辱，她向毛泽东主席秉笔直书鸣辨冤案。毛泽东主席得知详情后，立即批示予以纠正，并将汤修慧接回北京平反昭雪。由于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面保护师娘，汤修慧方得以在京安度晚年。1986年3月2日一代女报人汤修慧病逝于《京报》馆内，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