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正公贤良祠是为纪念
清代顺臣“训静奴隶”
汤斌的地方，其后人自封“三代帝王师、天下文官祖”（没有任何史料和实物这样记载），又名“汤恭人旌烈祠。”本二祠合一，通称汤家祠堂。在城内西大街中部路北，坐北向南。汤恭人
赵姓系汤斌之母，明末
李自成陷
睢州，赵氏“骂贼”遇害。
清顺治五年（1668年）奉敕建祠“旌烈”。
雍正帝十一年（1733年），汤氏后人奉汤斌神位供于旌烈祠之后。
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追谥汤斌“文正”，即奉旨于旌烈祠之左建“汤文正公贤良祠”。祠前的赵恭人节烈坊和祠内的赵恭人碑、汤斌碑1961年被省政府公布为
河南省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学者
刘师培认为：
清代汤斌、
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
孔子”，从此“伪学之风昌”；
魏象枢、
李光地等人，“鬻道于虏，炫宠弋荣”；
阎若璩、
胡渭、
毛奇龄，“以博学自鸣”，投靠清廷，“行尤卑”；
段玉裁、
洪亮吉、
孙星衍入仕“以贪名”、“嗜利若渴”。雍正十年（1732年），汤斌被入祀“
贤良祠”。这时正处于清朝“文字狱”十分酷烈的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扑灭
汉族人民本能的反抗意识，将著名理学大家
吕留良开棺戮尸，其中牵及大批汉人遭到逮捕迫害。
吕留良是与
汤斌同时代的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但与汤斌不同的是吕留良忠于自己的民族和故国，与众多有骨气的汉人知识分子一道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其民族气节对士人学子影响极大，是一个誓死捍卫本民族利益的汉人，在明亡后誓死不出仕用侵略手段占领自己国家的异族政府，隐居山林，落发为僧，并锐意著述，曾有诗句“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从而引起
清代统治者的仇恨。而汤斌则是较早入仕清朝政府的
汉族高级知识分子，为清朝笼络汉人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表率，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行清朝所倡导的抑汉文化政策，曾在
江苏省以“扫黄”的名义封杀坊间出版物等反清言论，所
编修的《
明史稿》也能曲笔迎合清朝统治者的口味。
清政府为了强化“文字狱”的成果，
雍正帝将去世45年后的
汤斌树立为汉臣榜样进行表彰并入祀
贤良祠，其目的是让汉人知识分子都来效法汤斌。在清代，入祀贤良祠者计175名之多，多为有功绩的
满族勋戚和少部分
汉族，入祀者大多享有崇高加衔，如太傅、太保、少保等，有不少还是
大学士，但汤斌是其中级别比较低的。
爱新觉罗·弘历元年（1736），谥文正。
清代有“文正”谥号的大臣共八位，汤斌居第七，他们是：
朱珪、
李鸿藻、
杜受田、
孙家鼐、
曹振镛、
曾国藩、汤斌、
刘统勋。所著有《汤子遗书》（一作《汤文正公全集》）传世。
《汤斌墓志铭》现保存在
商丘市博物馆内，由其乡人
田兰芳撰文、吴学篆刻，两人都是平民儒者，层次和级别显得比较低，就其最后工部尚书的品级而言似乎不符合御祭御葬的体例和标准，可见汤斌去世前后的地位和影响力远没有后来为了重塑
汉族奴才知识分子的形象所刻意宣传拔高的那样尊崇。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为
徐乾学所作，但徐乾学是一个势利小人，为人圆滑多诈，遭到朝臣诟病。名臣
李光地说他“谲诡奸诈，是朝中的危险人物。”汤家之所以请了徐乾学为
汤斌撰写神道碑，说明这两个同僚在生前关系至少还算可以，但后来的事实说明徐乾学曾经在背后对汤斌下黑手，这从另一个侧面又反映出这些汉人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荣华和光宗耀祖靠牺牲知识分子的气节和尺度一味献媚屈膝
清代，在如此违心和表里不一的为满清营造构建一个侵略汉明故国有理的荒唐
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其在做人和交友上也难免欺瞒和虚伪，陷入失败和尴尬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