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襟亚（1892年-1978年），名衡，笔名网蛛生、襟霞阁主、秋翁等，江苏常熟人，鸳鸯蝴蝶派作家。

平襟亚早年在家乡当小学教师，1915年移居上海，开始在《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写文章编故事，专写一些八卦新闻来迎合读者。一次“八卦”到著名女词人吕碧城身上，用“李红郊”来影射“吕碧城”，结果引发了吕碧城的起诉。法院要拘平襟亚到案，平襟亚吓得急忙逃之夭夭，躲到苏州市化名沈亚公半年不敢出门。之后却因祸得福，半年下来，反倒促使他在192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人海潮》。待风头过去他重返沪上，《人海潮》出版后大为风行，从此他一举成名。1928年，平襟亚与朱鸳雏、吴虞公合资创办中央书店，主要出版迎合大众口味的书籍，曾先后出版《当代情书大全》《七十二女侠》。1941年，他创办《万象》月刊，发表《故事新编》和《秋斋笔谈》。1949年后，平襟亚转向弹词创作，编写了《三上轿》《杜十娘》《钱秀才》等长篇弹词，并多次演出，部分作品成为保留书目。

平襟亚从小热爱读书，并曾担任小学教师。二十多岁时，他来到上海市，开始在文坛谋生，最初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编写故事，主要以八卦新闻为题材，迎合读者的兴趣。他曾写了一篇关于女词人吕碧城的文章，采用“李红郊”来影射吕碧城，结果引发了吕碧城的起诉。法院要求将平襟亚拘捕，他因此急忙逃入苏州市，并以沈亚公为名躲藏了半年，期间不敢外出。然而，这段时间的隐匿生活反而促使他完成了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人海潮》。随后，平襟亚回到上海，《人海潮》出版后大获成功，该书也让他成为上海文坛“鸳蝴派”作家。

1928年，平襟亚与朱鸳雏、吴虞公共同创办了中央书店，主要出版迎合大众口味的书籍。然而，这些书籍未能打开市场，书店的经营陷入困境。为此，平襟亚开始寻找新的经营方式。

有人建议编写一本求婚尺牍类书籍，因为此类书籍当时市场需求较大。平襟亚认为这一想法可行，但面临缺乏合适作者和资金支付稿酬的困难。随后，他请来一位女性模特化妆拍照，并将照片与征婚广告一起刊登。这些照片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关注，寄来应征情书。平襟亚挑选出其中的几篇，汇编成《当代情书大全》，出版后成为畅销书籍。

《当代情书大全》取得成功后，平襟亚将目光转向了武侠小说。他联系中学教师，在作文课上布置与《女侠传奇》相关的题目，收到了近千篇学生的作文。这些学生大多喜欢武侠题材，写作思路新颖，作品充满创意。平襟亚从中筛选了部分作品，稍加润色修删后出版了《七十二女侠》。随后，他在报纸上进行宣传，该书得到市场关注，中央书店也因此获得利润。

之后，平襟亚办的《万象》杂志，吸引了大批名作家和进步人士，其中包括作家张爱玲，平襟亚为她刊发了《心经》和《琉璃瓦》两个短篇，后拒绝了张爱玲以版税制为她印行单册小说集的要求。1949年后，平襟亚步入晚年，开始改编并创作了不少评弹作品，如《杜十娘》《借红灯》等。

平襟亚原本承诺助张爱玲出书。（秋翁《记某女作家：一千元的灰钿》称：“她写信给我的本旨，似乎要我替她出版一册单行本短篇小说集。我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她。”）1943年8月，张爱玲发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杂志》第11卷第5期），文末写：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沉香屑，包括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结合此刊“文化报道”栏的预告：“张爱玲之《香港传奇》短篇小说集，将由中央书店出版”，可见张爱玲误以为书即将出版，便撰此序言。但最终平襟亚“以纸贵如金箔，未成议”，单方面取消了出书计划。关于纸价高企，平襟亚确未夸张，终一九四三、四四两年，中央书店都未出版小说集。而且，鉴于平襟亚对张爱玲的杰作《倾城之恋》《金锁记》（“另一篇长稿”）都未加青睐，显然主观上亦对其才华抱有保留态度。

平襟亚没有直接为张爱玲出版书籍，而是提出让张爱玲为杂志写连载小说（即《连环套》）。这样既能吸引张爱玲合作，又能控制风险。平襟亚开出了每月预付一千元的稿费，请张爱玲每月写七到八千字。据说，当时一般作家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一百元，然而，物价在不断上涨，张爱玲写了第一期后便要求每千字一百五十元，如果不给她这个涨价，她就会减少写字的数量。之后，平襟亚和张爱玲多次会面，谈的几乎都是稿酬问题。平襟亚则采取拖延策略，并提议让张爱玲通过减少字数来弥补。刘建超曾评论道：“平襟亚虽然提出每月一千元、字数不设限的条件，但张爱玲作为《万象》的长篇作者，不能从每期万字降到千字。”（《与秋翁并无难过》《力报》1944年9月13日）

直到准备出版时，平襟亚终于同意根据柯灵的建议，额外支付两千元，换取张爱玲每月写五到六千字的稿子。但结果是支票被退回，《连环套》也因此被腰斩。当时《万象》杂志定价每册一百元，一千元稿费不过是十本杂志的钱，金额并不大，平襟亚并为此计较。然而，平襟亚在《柬诸同文：为某女作家事》一文中解释了原委：“七月号的稿子我按照编者的要求，增加到每月三千元，字数不再限制，已经算得上优待。可是最终被张爱玲拒绝了，导致已经刊出的长篇连载小说被腰斩，这让我失信于广大的读者群体，作为出版人，这是很难忍受的。当时我本打算等她小休之后继续写作，但她最终并没有继续，这让我失望，也给读者带来了失望。作为出版人，我不仅不能为张爱玲一个人改变稿酬标准，而且我宁愿吃亏，也不想失信于读者。然而，她却让我失去了潜在的读者，再也没有续集。”对此，张爱玲给出的解释比较含糊：“我为《万象》写《连环套》，当时说好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我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赶着写太紧迫了，所以就没继续写下去。”——张爱玲在这解释中略去了多次谈判稿酬的细节。

如果仅仅讨论稿酬的高低，而不做横向比较，很难得出直观的结论。据谢豹（啼红）在1944年9月11日的《海报》文章《女作家一字一金》中提到：《天地》月刊吕振羽一位贵族出身的女作家达成协议，每月稿酬五千元。这位女作家每期提供的稿件一般不超过五千字。也就是说，每千字的稿酬已远高于一般杂志的标准，除非是特约稿件，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高的稿酬了。根据这些信息，张爱玲放弃继续写《连环套》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每月赶稿的压力过大，虽然她自己表示这是原因之一，但这可能只是次要原因；其次，稿酬过低是主要原因；第三，小说的艺术性不足，已经受到了舆论的批评。综合来看，张爱玲最终选择放弃，是多个原因的结合。从谢豹的角度来看，平襟亚在《连环套》终止连载事件中至少应当负一部分责任。他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也没有体谅张爱玲仅凭写作为生的困境，反而把责任推给别人，这种做法不太厚道。但值得思考的是，平襟亚为什么直到8月18日或19日才公开与张爱玲的矛盾，并发表《记某女作家》。有学者认为，平襟亚看到张爱玲的《传奇》畅销后，心生嫉妒。但这个解释并不完全可靠。

实际上，《传奇》由《杂志》社于1944年8月15日首次出版，定价二百元，到8月26日，书籍四天内即售罄。与此同时，鲁风在会上表示，《传奇》的出版并不是完全为了赚钱，文海犁也提到，书本都有张爱玲的亲笔签名，且初版印量并不大。因此，平襟亚在《传奇》畅销前就已与张爱玲产生矛盾，他不可能预见到书籍会如此畅销，也不会因为失去商业利润而产生嫉妒之情。再者，平襟亚本来就没有为张爱玲出版书籍，已有些不利。如果有人愿意出版张爱玲的书，而平襟亚再出来反对，显然不合情理。

平襟亚与张爱玲的决裂，另有原因。在1944年12月28日出版的《春秋》第2卷第2期中，张爱玲在《致〈力报〉编者的信》中提到，她曾写过一篇涉及小报的文章，结果得罪了一些敏感的人。回顾张爱玲之前的散文，可能是她在1944年8月10日出版的《杂志》第十三卷第五期中写的《诗与胡说》一文。她在文中提到：“比如有一次听说顾明道去世了，我很高兴，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不好看。其实我并不认识他，如果认识，也许会尊敬他，因为他经历了文人的苦难。而且他已经去世了，现在说这些话显得不合适，但我忍不住想起他在《新闻报》上连载的小说《明月天涯》。我非常讨厌书中的前进青年孙家光和他资助求学的小姑娘梅月珠，每次他去她家，她母亲总是请他吃丰盛的饭菜，花的钱甚至超过了学费。梅太太还讲述她丈夫的操行和不幸，故事天天连载，足足讲了两个星期。我不喜欢这些内容，但因为它是每天连载的，我总是看下去。”

顾明道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他的作品广泛刊登在小报上。1944年5月14日，他因肺结核去世。两天后，平襟亚在《海报》上发表悼文《顾明道作古》，为他去世后的冷清表示惋惜，提到几乎没有人帮他处理后事。几天后，周瘦鹃、程小青等人也陆续发表悼文，描述顾明道去世当天，天气阴冷，殡仪馆周围积水。然而，张爱玲却用一种轻松的语气，批评顾明道的小说情节不合常理，尽管她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这种态度无疑引发了争议。这只是张爱玲与平襟亚矛盾的一个方面。在《诗与胡说》中，张爱玲不仅批评了顾明道，还为纪弦辩护，触及了另一个敏感话题。路易士曾批评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教唆淫乱和盗窃”。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一员，平襟亚是最早反驳路易士的人之一，且言辞激烈。他曾写过一系列文章，批评以路易士为代表的“正统文化人”。

平襟亚与张爱玲的决裂有其深层的原因。平襟亚与顾明道关系密切，而与路易士的关系则较为敌对。当张爱玲在文章中批评顾明道并支持路易士时，触动了平襟亚的敏感神经。回想起此前的矛盾，平襟亚感到愤怒，决定公开发表《记某女作家：一千元的灰钿》，意图抹黑张爱玲的名声。张爱玲随后发表了公开信作出回应，几乎立即见报。次日，平襟亚则公布了《连环套》的稿费明细。作为律师，平襟亚列出了详细的支票兑换账目，但其中存在漏洞，尤其是无法提供张爱玲每次收款的收据，特别是第一次的收据。对此，平襟亚解释称：“预支款项时通常不要求对方提供收据，都是凭信用，或者由编辑负责。”不过，这一解释显得不够充分。因此，对于一千元“灰钿”（冤枉钱）的真实性问题，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张爱玲。

另外，张爱玲曾写信建议平襟亚替自己出版书籍，以此宣传她的贵族血统。平襟亚觉得这个建议有些过时，毕竟当时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变化。后来，胡兰成在《论张爱玲》一文中提到张爱玲的贵族血统，平襟亚对此嘲笑。此前，他曾在《海报》上发表过一篇名为《一针见血》的文章，讽刺张爱玲的贵族身份：“贵族血液”这种东西，如果放在显微镜下看，恐怕连专家都无法分辨出它与普通血液有什么不同。然而，这篇文章的语气较为平和，因此并未引起较大争议。最终，这场风波并没有达到平襟亚预期的效果。张爱玲不仅没有因此名誉受损，反而因为这件事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也使她的作品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相关刊物的销量也有所上升。

总的来说，平襟亚与张爱玲的冲突涉及多个层面，包括出版、稿酬、停稿、灰钿、贵族血统、鸳鸯蝴蝶派与正统文学的争论等，反映了金钱、名誉、文学理念等方面的不同看法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