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是张爱玲1943年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是她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它于1943年11月首次发表在《杂志》月刊上。次年年初，上海杂志社将《金锁记》收录在小说集《传奇》中出版。

《金锁记》以民国后期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曹七巧在封建主义压迫下曲折而不幸的一生。曹七巧出身小商户，被她哥哥卖到姜家，嫁给了患有软骨病的二少爷。在金钱与欲望的驱使下，曹七巧的思想逐渐扭曲，最终亲手毁掉了自己一双儿女的幸福。这部作品既揭示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又揭示了在金钱至上的环境下人性的弱点，显示了作家对世间人情，尤其是对女性心理的深刻理解。在艺术特色上，小说综合运用了东西方多种手法，在深入使用心理分析的同时，将古典意象融入叙述中。

在《金锁记》问世之初，由于与当时主流思想有所差异，未被主流文学认同，却深受上海民众的喜爱，获得了较好的发行和销量。1986年，随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传奇》，张爱玲的小说首次得到主流文学界认可，“张爱玲热”兴起，收录于《传奇》的金锁记也得到了重视，被夏志清赞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有多部舞台剧、电视剧、戏曲由《金锁记》改编而成，围绕《金锁记》的研究论文也显著增加。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动荡的时期。经历了四年的“孤岛”时期和近四年的沦陷时期，上海市的政治形势一片黑暗。许多进步作家隐姓埋名，远渡重洋，许多进步刊物被禁，文坛沉寂。但张爱玲不相信左派文学的进步思想，也不想成为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政治工具，于是聚焦男女感情、平民生活，在萧条的文坛中立足。《金锁记》将视角聚焦于衰落士族的家庭琐事，以个人化的男女私情来对抗主流文学，力图解构斗争、远离政治，恰恰在两方争斗之间获得了一席之地。

此外，张爱玲的生活经历也深刻地影响了《金锁记》的创作。张爱玲的父亲是封建遗少，整天寻欢作乐，而母亲受西方文化影响，几次出国，与张爱玲相处的时间很少。《金锁记》中作为母亲的曹七巧，却亲手毁掉自己孩子的幸福，这种让人绝望的母子关系，正是张爱玲心目中的“母亲”形象的投射。

1943年11月，《杂志》月刊第十二卷二期发表《金锁记》，此为初刊本。

1944年，《金锁记》在上海的《天地》杂志社上进行发表。后被收录进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此书初版十万册，被迅速抢购一空，此后多次重印，成为上海市市民追捧的畅销书。

1986年，《金锁记》在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1994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当时中国大陆第一部《张爱玲文集》（4卷），《金锁记》被收录于第二卷中。

1956年，张爱玲在美国纽英伦州把《金锁记》自译为英文版，易名为《粉泪》（Pink Tears)，于1957年完成初步译稿。

1962年，张爱玲二次翻译并改写《金锁记》，改名为《北地胭脂》（Rouge of the North)。

1966年，香港《星岛日报》开始连载张爱玲第二次翻译的《北地胭脂》中文版，易名为《怨女》。同年7月，台湾地区皇冠出版社出版了《怨女》单行本。

1967年，伦敦卡塞尔书局（Cassell Press)出版《北地胭脂》翻译版本。

1971年，以原作为底本改版的同名英译版《金锁记》出版。

1971年，英文版《金锁记》被收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志清、刘绍明等编译的英文版《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张爱玲小说在海外逐渐获得重视。

故事以战乱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市为背景，女主角曹七巧是香油店老板的女儿，她的大哥将她许配给患有软骨病的姜家二少爷仲泽。作为家族中的边缘人物，曹七巧地位卑微地生活了十年，在遭受长期精神摧残后心理变态，最终带着儿女一同走向毁灭。

故事主线围绕曹七巧展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讲述了曹七巧嫁入姜家后的卑微地位和情感困境，从而揭示出姜家的衰败、腐朽；第二阶段则主要描写二少爷去世之后，曹七巧对三少爷不伦之恋的破灭和对儿女命运的重压与毁灭。

战争迫使姜家在上海避难，出身下级阶层的曹七巧被迫嫁进姜家后，因门不当户不对，连佣人都厌弃她。姜二少爷患有软骨病，难以满足曹七巧正常的情欲，于是她将情感和欲望寄托在了小叔子季泽身上，被季泽出于利益权衡而拒绝。生下一双儿女后，曹七巧勉强在姜家立足。十年后，丈夫和老爷相继去世，姜家分财产时，曹七巧寸步不让，又哭又闹，为自己争取到丰厚的家产。季泽登门试图利用七巧对自己的感情谋取钱财，曹七巧看破后毫不留情地将他赶走。

此后，自立门户的曹七巧开始疯狂地宣泄不满，对之前命运带给她的伤害进行报复。她强迫长安裹脚、辍学、教她抽烟。在长安遇到真爱后，曹七巧从中作梗，使长安的婚事最终毁于一旦。长白在外寻欢作乐，曹七巧为了将儿子留在身边，让他与芝寿成婚。芝寿长期遭受屈辱，被婆婆窥探隐私，卧床不起，最终痨瘵而死。为了彻底掌控长白，曹七巧之后又让娟姑娘进门，但她一年内也被曹七巧逼死。曹七巧自身的不幸使她无法接受别人幸福，哪怕是自己的儿女。作为悲剧女性的曹七巧发生了异化，并成为新的迫害力量荼毒下一代，悲剧最终构成了循环。在人生的最后，曹七巧横在烟铺上，慢慢将手腕上的翠玉镯子推到腋下，回忆了自己悲剧的一生后过世。

出身平民，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被哥哥嫁入姜家给软骨病的二少爷做妻子，在爱欲长期被压制、地位卑微的情况下心理逐渐扭曲，获得金钱权力后用扭曲的爱禁了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最终导致了儿女婚姻爱情的悲剧。

曹七巧的女儿。被曹七巧强迫缠足遭人笑话，心理受创。步入学堂获得自由后不久又被曹七巧逼迫辍学回家。生病时，在曹七巧引导下吃烟最终上瘾。在与童世舸相爱后，努力改变自己的所有坏习惯，却被曹七巧屡次破坏，最终放弃结婚的念头。

曹七巧的儿子。因在外寻欢作乐被曹七巧安排与芝寿成婚，被曹七巧诱导说出关于芝寿的坏话甚至床第之事，致使芝寿痨瘵而死。在第二任妻子娟儿也吞烟而死后，长白不敢再娶，终日玩物丧志，变成行尸走肉。

姜家二少爷，因软骨病卧床不起，无法与同等阶层的人联姻，只能降低条件，与曹家结成婚约。与妻子曹七巧生育了一对儿女，但难以满足她的情感需求。

姜家三少爷，为人不羁，唯利是图。与曹七巧间有禁忌的情感，但权衡利弊后未越雷池。姜家分家后，他为谋财产再次找到曹七巧求和，被曹七巧看穿意图赶走。

《金锁记》中，在曹七巧成婚前后，曹七巧本人作为待嫁女性，始终处于隐身的状态，没有任何发言权。在之后的故事中，曹七巧与女儿长安、以及两位儿媳，都时刻处于身不由己的困境之中。小说描写了几位女性的悲剧人生，展现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压迫下艰难的生存状态，从受压迫到试图反抗，最后又成为父权的牺牲品，揭露了封建社会下吃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

《金锁记》中，曹七巧为把儿子留在身边，两次为他娶妻，又时刻提防儿子与儿媳和睦相处，多次侮辱、欺凌儿媳，导致了两位儿媳的死亡，儿子也从此精神麻木。在女儿遇到爱情时，又心生嫉妒破坏了女儿的幸福。曹七巧对儿女的畸形控制欲构成了扭曲的家庭伦理，最终导致了儿女一生的不幸，作者以此抨击传统家庭的压抑和亲情的畸变。

长安是传统女性悲剧宿命的化身，作者将命运给她带来的创伤归咎于曹七巧，但根本原因是环境对女性的迫害。长安幼时被迫缠足，入学不久又被迫辍学，还被曹七巧放纵吸大烟，被破坏婚姻。最终长安变成了下一个“曹七巧”，实际上是对那个身患重病的时代对正常人生存环境的挤压以及苦难使人逐渐走向病态的控诉，也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无奈。

由于张爱玲的童年经历，她与母亲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作品塑造了更为夸张的冷酷自私的母亲形象，曹七巧心理扭曲，疯狂地虐待子女，摧残他们的精神，不惜破坏他们的婚姻和幸福。这也是作者与现实母子关系的隔空对话，表达了作者对于理想母亲的思考。事实上，在张爱玲的创作历程中这一思考也在不断延续。

《金锁记》将故事设定在新旧文化冲突的环境下，是病态社会与家庭造就的悲剧。故事中女性的首要追求是“生存”，而不是很多爱情故事中的“爱情”。在这个病态的社会环境中，七巧逐渐被消磨了健康的精神，戴上黄金枷锁，并以变态的心理开始迫害下一代人，这种循环的悲剧命运体现了人性在病态环境下的脆弱不定与悲哀。

在《金锁记》中，不同的女性的命运却十分相似。曹七巧与大嫂、三妹之间的互不理解，体现出女性对于自身群体悲剧命运的漠视。而曹七巧嫁入姜家后受到婆婆的压迫，分家得到权势后又转而压迫自己的儿媳妇，身为女性却在环境影响下利用父权制手段打压同为女性的弱势者，揭示出女性自我觉醒和自我救赎的迫切需求。

《金锁记》在人物形象、服饰上运用了丰富的色彩语言，由此刻画人物、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还借助色彩来表现环境，给人带来美学冲击，同时起到暗示情节发展、隐喻社会背景的作用。

小说从开头到曹七巧丈夫去世前，运用了横向结构，描写了丫鬟议论、妯娌斗嘴、叔嫂调情、哥嫂来访四件事，在短时间内将人物和矛盾集中展开在读者面前。曹七巧丈夫去世后，小说以纵向形式展开，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先后描写了曹七巧对待季泽、长安、长白等的方式，金钱成为曹七巧考量一切的标准，也构成了小说后半部分矛盾发展的主要动力。

小说中的陌生化语言改变了日常语言的使用习惯，给读者以新鲜感。作者在小说中大量运用比喻，使原本不相关的事物产生联系，造成了语言的陌生化。而曹七巧的形象颠覆了大众普遍对于母亲形象的认知，给读者脱离常规的陌生体验。

在小说的开头及结尾处，作者用了不同的月亮意象来表现前后人物的心境和所处环境的变化。而镜子的描写也多次出现，给人以虚幻之感，也代表着曹七巧人性的逐渐扭曲与迷失。故事中团扇颜色和图案的变化，也预示着主人公从受害者到加害者身份的转变。

张爱玲尤其擅长从旁观者的视角对小说人物进行心理分析，用语言和行动来暗示人物的心理。《金锁记》中，没有独白，也没有长篇大论的剖析段落来表现七巧、长安、季泽等主角内心的篇幅，而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思想和语言来透露。例如，在七巧与季泽的两次调情中，作者便通过对七巧打翻酸梅汤的动作描写，传达出她矛盾痛苦的心情。

《金锁记》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在描写送哥嫂离开的一段，作者运用了“虚焦”的表达手法，利用模糊和清晰的镜头变幻，自然地串起十年的经历，跳跃性地描写出七巧的悲剧人生。这种手法模糊了空间与时间的概念，精简了文本的篇幅，赋予了文字丰富的视觉魅力。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当中，《金锁记》享有很高的声望，1943年首次出版时，就被当时的评论界称赞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十几年后，华人学者夏志清教授更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金锁记》推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近现代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傅雷赞美《金锁记》：“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2004年，《金锁记》被改编成为舞台剧，同年再次被改编成为电视剧。

此后，王安忆根据《金锁记》改编了同名话剧，抹去了小说本身的苍凉感，极力弱化了原作中的阴暗面，减弱了其悲剧性，透露出一抹亮色。同时，王安忆对原作中许多人物和情节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强化了人物冲突和情节矛盾，极大地增强了话剧的舞台冲击力。

《金锁记》的戏曲改编有许多版本，台湾国光剧团魏海敏主演版京剧、天津河北梆子剧院赵靖主演版河北梆子、李六乙导演版京剧等，几部作品对原作的改编差别较大，融入了各导演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