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玉龄（1920—1942），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祥贵人”，本姓他他拉氏，后由于家族家道中落，一音之转改为汉姓“谭”。

1934年，溥仪产生因皇后郭布罗·婉容染上吸食罂粟的嗜好产生“废后”的念头，同时打算新召一位“妃子”入宫。日本人获悉后，明确反对“废后”，接着想趁机强迫溥仪娶一位日本女人为妃。有鉴于此，溥仪命人秘密选妃，最终选择了谭玉龄。1937年3月，溥仪册封谭玉龄为“祥贵人” （另一说是册封谭玉龄为庆贵人）。而后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1940年二度访日期间，溥仪向昭和天皇表达了希望与婉容离婚，以便谭玉龄成为皇后，结果遭拒。1942年夏秋之际，身体不佳的谭玉龄病情加重，溥仪命中医诊治没有得到好转的情况，转而寻求西医小野寺的治疗。不过，谭玉龄的病情没有得到扭转，最终于8月13日凌晨病逝，享年22岁。溥仪追封谭玉龄为“明贤贵妃”，特拨十二万元治丧，命七叔爱新觉罗·载涛为“承办丧礼大臣”经理丧事，丧礼仪则均按《大清会典》所载贵妃丧礼之规格进行。礼毕，由于关东军阻拦，溥仪只得放弃在奉天清朝祖陵旁侧为谭玉龄造墓的打算，将谭玉龄遗体安置在般若寺“暂安所”。

学者王庆祥评价谭玉龄，容貌娇美，性格温柔，能够时刻体贴溥仪，以朴素的爱国思想感染溥仪，深得身为傀儡而愤懑无奈的溥仪喜爱。

1920年，谭玉龄生于北京地安门外李广桥西口袋胡同的一个他塔喇氏家族，祖父曾是一位清代大臣。至1930年代中期，这个他他拉氏家族家道中落，连本姓他他拉氏也不敢沿用，一音之转改为汉姓“谭”。谭玉龄从小失去父母，与哥哥谭志元均由婶娘抚养长大。1934年，因皇后郭布罗·婉容染上吸食罂粟的嗜好，颇为生气的溥仪便起了“废后”心思，并决定选一名新妃入宫。不过，关东军为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司令官南次郎先是明确反对溥仪的废“后”计划；1935年访日期间，日本又打算为溥仪选择一位日本女人。有鉴于此，溥仪只好暂时作罢。但日本强迫溥仪弟弟爱新觉罗·溥杰与日本女子成婚，溥仪只得秘密让与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关系密切的立太太恒馨回北京物色妃子人选。最终在众多人选里面，溥仪挑选了谭玉龄。

1937年春，醇亲王载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公开，形成舆论和声势，迫使关东军当局对谭玉龄的进宫无法阻拦。即便如此，接替南次郎的植田谦吉还是插手其中，其专门派出吉冈安直前往北京调查谭玉龄的家庭背景和本人情况，认为“合格”后，安排谭玉龄由立太太和其婶娘陪同赴长春市；又对谭玉龄进行了“面测”，确认其为毫无政治因素、纯属满族而幼稚的女孩子，才不干涉。1937年3月，谭玉龄先是住在西花园畅春轩，随立太太学习宫廷礼仪，接着觐见了溥仪。不久，溥仪册封谭玉龄为“祥贵人”（另一说是册封谭玉龄为庆贵人） ，并亲手递给一柄带有“祥”字的“三镶玉雕龙凤如意”，接着领谭玉龄到奉先殿叩拜列祖列宗。奇怪的是，按照惯例，谭玉龄应该给皇后请安，但溥仪并没有安排。

礼毕，谭玉龄住进了缉熙楼西侧一楼，专为“贵人”安设的寝宫，当时郭布罗·婉容就住在同楼的东侧，仅仅几步之遥。为此，溥仪专门命伪宫内府营缮科，在缉熙楼西侧第二个窗口处，与膳房房门相对的地方另辟一便门，且增修了称为“避风阁”的高大门斗，专供谭玉龄出入，同时封闭了一楼西侧与东侧相通的过道门，以免“贵人”与皇后碰见。溥仪与谭玉龄的寝宫之间（正是楼上楼下）安装了可供单人上下的小型室内楼梯，方便溥仪与谭玉龄随时相聚。生活起居方面，溥仪为谭玉龄配备了侍女、仆妇，以及一个干粗活的太监，名叫李长安。其中，李长安早年间伺候过光绪帝、隆裕太后和端康皇贵妃等，后来被溥仪留在身边，深受溥仪信赖；教育方面，溥仪很重视读书，像对待郭布罗·婉容和额尔德特·文绣一样，为谭玉龄聘请的老师叫陈曾矩，系婉容师傅陈曾寿的三弟，先祖都是清代翰林学士、内阁侍读学士等。

而谭玉龄性情温柔，体贴入微，使得处在关东军控制之下的对溥仪格外喜悦，由此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傍晚时分，仆人们能够看见两人出现在西花园中散步，卿卿我我；西花园内设有高尔夫球场、乒乓球室，谭玉龄很快掌握了这两种球类运动的要领，当溥仪想玩球，总能搭把手；嗓音低沉的谭玉龄，唱歌拥有独特的韵味，溥仪很喜欢其唱的流行歌曲，高兴之时，还自弹钢琴为之伴奏；自紫禁城大婚以来，溥仪一直单独摆膳，郭布罗·婉容、额尔德特·文绣都难得有机会跟其同桌用餐；到了长春市，略显孤单的溥仪有时让几个侄子陪膳。谭玉龄进宫以后，溥仪却一改传统，常常就在“贵人”的卧室里摆膳；谭玉龄有时也会向溥仪撒娇，还常常不经通报径直进入溥仪的寝宫。于是，1940年二度访日期间，溥仪向昭和天皇提出希望正式和婉容离婚，以便让谭玉龄成为皇后，结果遭拒。为此，回程途中，溥仪曾大哭一场。

谭玉龄身体不佳，一年四季药不离口，但并没有得过大病，不料1942年夏秋之际谭玉龄病重，干渴、尿血。先由溥仪的御医佟阔泉和徐思允为之诊脉、开药方，溥仪过目后对药方进行了增减。不过，谭玉龄经中医治疗未见好转，溥仪转而指派西医黄子正继续诊治，仍不见好；溥仪一方面派针灸大夫林永泉实行针灸治疗，一方面黄子正联系高明的西医大夫。8月12日晚，黄子正请来了伪满新京市立医院日本西医大夫小野寺及女护士，经溥仪同意后，立即给谭玉龄注射并输血，血液是从医院中带来的。正当紧急抢救进行之时，吉冈安直出现了，其命令日本医生立刻到“宫内府”候见室来，二人用日语交谈了许久，才让医生继续抢救，但未再注射和输血。过了约一个时辰，日本医生提出需给谭玉龄导尿，溥仪认为暴露肌肤有损“皇帝的尊严”，坚决不允许；日本医生随即带着护士离开。8月13日凌晨，谭玉龄病逝，享年22岁。

随即，溥仪决定追封谭玉龄为“明贤贵妃”，特拨十二万元治丧，命七叔爱新觉罗·载涛为“承办丧礼大臣”经理丧事，并电谕其火速从北京赶来；因谭玉龄未生育，便命载枢、、裕哲、恒润、润良、赵玉抚等为灵前穿孝人员。丧礼仪则均按《大清会典》所载慧贤皇贵妃丧礼之规格进行。礼毕，溥仪原本打算在奉天清朝祖陵旁侧为谭玉龄造墓，关东军却坚决不允，并将此作为视为原则问题，绝不退让；溥仪只得将谭玉龄遗体安置在般若寺“暂安所”。

溥仪的第四位妻子，“福贵人”李玉琴认为其发型、神态以至服装、绣花鞋等，带有一种鲜明的旧式家庭小姐的风度。

溥仪侄子毓嵣妻子杨景竹认为谭玉龄是个胸有韬略的人。

溥仪的乳母：有主子派头；善于察言观色，总是想方设法讨皇帝的喜欢，专挑“万岁爷”喜欢的做；小心翼翼地怕惹着格格们不高兴”；“谭贵人”有心计，会办事，不但对溥仪百依百顺，对人称溥仪的二妹韫和也总是笑脸相迎。

女佣周妈认为谭玉龄脾气虽好，只是爱生闷气。一不高兴就几天不理人，真让当奴才的吃不消。

参考资料：

溥仪在1946年到日本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认为是谭玉龄是被吉冈安毒死的。首先，谭玉龄的病经中医诊断为伤寒，并非险症，中医对此完全有把握；而后的日本大夫诊断为粟粒结核症，也不属于致命的急症。其次，日本医生开始非常紧张地投入抢救，又是注射又是输血。然而，吉冈安直找到日本医生密谈之后，日本医生的态度却急转直下，变成了消极和应付。第三，当天吉冈安留宿宫中，整晚不断地让日本宪兵打电话给护士，密切跟踪谭玉龄的病情。第四，获悉“贵人”的死讯后，吉冈安直迅速离开；不久，又折返，代表关东军司令官来向溥仪吊唁，表示了“深切的悲痛”，同时还带来了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梅津美治郎大将亲书挽联的大花圈。此后，谭玉龄尸骨未寒，吉冈安直便拿来一堆日本姑娘照片供溥仪挑选作妃。

当时的改造社东京报道：溥仪口中的死妻，原为伪宫一贵人伪帝溥仪除有发妻秋鸿外，更有北平市之“贵人”一名，溥仪前于国际法庭作证时亦曾提到彼之爱妻被日本人吉冈毒死，实际毒死者并非溥仪之妻，而是溥仪从北平选来的贵人。据云此伪帝贵人十七岁入“宫”，样子相当标致，因此与溥仪感情最为融洽。大前年此北平贵人忽然怀孕，日人知其怀孕为免去未来麻烦，乘“贵人”患病之机，医生错用药将“贵人”毒死。

而溥仪身边的亲信工藤忠推测，吉冈安直作为关东军的“御用挂”，很多决定都凌驾于溥仪。谭玉龄生病后，溥仪命中医为其诊治，但吉冈安直却认为汉医不中用，强行命日本军医进行治疗，不料第二天就病逝了，是由于得了急性脑膜炎的缘故。过程中，即便谭玉龄不愿意，日本军医仍强行注射，并强迫其吞药。由此，溥仪认定谭玉龄是被毒害的。

根据毓嵣妻子杨景竹回忆，谭玉龄是小便便血，可能肾有毛病。但溥仪刚愎自用，主观性很强，其不信任西医，也不找西医看，只用中医。在长春伪皇宫内府，给皇帝及皇帝身边人看病的医生，叫做侍医。当时，有个叫佟成海的侍医，号阔泉，外号“佟一剂”。这个侍医，由于常夸海口，只说，凡病只一剂药送下，保准药到病除。溥仪就相信他了，用了“佟一剂”的几副药后，谭玉龄还真的不便血了。但溥仪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出在其粗通一点中医中药知识上，其见了中医给开的药方后，往往信不着，动不动就挥笔给修改一下，或加或减，或换或留，随便乱来。据说在天津市时，连名医萧龙友的方子，他也敢改。由于他的这一阵乱改，可能误了大事。再加上溥仪疑心过重。谭玉龄用过“佟一剂”的药后，又用另一个名叫徐思允侍医的药。徐思允的药，都是平安药，基本上治不了大病。基于这些原因，谭玉龄的病被耽误了，作下了病根，随着病情加重而导致病亡。

溥仪的一位族侄爱新觉罗·毓喦回忆，祖父三弟载澜的孙子毓岭之所以改名，表面上是说毓岭和爱新觉罗·弘历的陵寝清裕陵同音，实际情况是溥仪封谭玉龄为“贵人”以后，发现毓岭和“贵人”的名字同音，为了避讳，将毓岭的名字为爱新觉罗·毓嶦。

宫内向来纪律严明，从不丢东西的，但溥仪曾在宫内花园中特意栽培了一株香蕉树，果实被盗了。为此，溥仪特别生气，严命追查，最后发现是一个护军干的，便打算将其撵走。谭玉龄听说后，在溥仪面前替护军说情，这才打消了溥仪撵走这名护军的想法。此外，内廷还设立了一个勤务班，其成员都是从博济孤儿院领出来的十多岁的孩子，其任务是清理庭院和各房间的卫生。偶有发生当谭玉龄离开房间出外活动时，孩子常因回避不及而与“贵人”相对而立的情况。一经溥仪或某随侍发现，轻则给予严厉训斥，重则挨顿臭打或罚款若干；但谭玉龄面对这种情况，只淡淡一笑，便轻轻地走过去了。

溥仪在解放前共有四位妻子，“祥贵人”谭玉龄是唯一能与溥仪说上几句私话的人，她的早逝使溥仪很为伤感。为此，溥仪特追封谭为“明贤贵妃”，棺殓祭奠之礼也甚为隆重，棺宽大，系楠木制成，上镂刻心经一篇。“祥贵人”入殓后，溥仪将绢书“封谭玉龄为明贤贵妃”的谕旨放入棺内；不料，谕旨竟从棺内飘出，溥仪见此愕然，以为贵人在天之灵拒不受封，便拾起谕旨，对着遗体劝慰道：“你应该受这个封。”说完，溥仪小心翼翼地将谕旨放入棺内，待棺盖定，心才放了下来。

谭玉龄病逝后停灵于西花园的畅春轩，随后由于关东军的阻拦，只得遗体暂放长春般若寺；伪满垮台，溥仪逃亡前命人将遗体火化，并将骨灰交由族人保存；溥仪获特设，后调入政协任职，族侄爱新觉罗·毓喦将谭玉龄骨灰交由溥仪收存。不过，1962年溥仪与李淑贤成婚后，因李淑贤曾梦见与谭玉龄一样的人而惊醒，溥仪只得又将骨灰交送至毓家中存放。1994年，进入暮年的毓嵒与伪满皇宫博物院博物院一拍即合，将谭玉龄骨灰存放于谭玉龄生前曾生活过的伪满洲国皇宫。而后，在溥仪妻子李淑贤的努力下，谭玉龄骨灰最终迁入了易县华龙皇家陵园，与溥仪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