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英文名：Zbigniew Brzezinski，1928年3月28日-2017年5月26日），波兰裔美国人，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际政治学者、地缘政治专家、美国－中国协会副主席、作家、民主党人。

1928年3月28日，布热津斯基出生于，1938年随父母到了加拿大。21岁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经济和政治学系，后移居美国并在1953年获得哈佛大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毕业后，布热津斯基先后担任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与国际问题中心讲师、助理教授、副研究员，1958年加入美国国籍。1960年，布热津斯基进入担任哲学系教授，在这里他开始逐渐涉足政坛，担任候选人的顾问，1961年还曾担任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顾问。1976年，卡特赢得总统选举后，布热津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80年11月，卡特在竞选中败给候选人隆纳•威尔森•雷根，布热津斯基重返从事学术工作。在卸任后，布热津斯基依旧在美国政坛具有很高的影响力，他还在战略与研究中心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出版了多本书籍。他的代表作品有《永恒的清算-苏联极权主义下的统治》等。2017年5月26日，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州一家医院逝世，享年89岁。

在外交方面，布热津斯基以对苏态度强硬而著称，在约翰逊政府任职期间，由于激进的风格也获得了一个“鹰派”的绰号。在卡特政府任职期间，布热津斯基促成了几件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1978年布热津斯基访华，打开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大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还协助埃及与以色列领导人缩小分歧，推动了1978年9月《戴维营协议》的签署。此外，在他斡旋下，美苏1979年6月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他致力于地缘政治的研究，提出的地缘社会主义中，出发点就是实现美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确保对欧亚大陆的控制。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评价布热津斯基为“美国最睿智的政治家和最具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之一”。

1928年3月28日，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华沙，父亲是波兰的一位外交官，小时候的布热津斯基对于格但斯克、华沙的现代化建设非常自豪，并且热衷于观看盛大的阅兵式。1938年，布热津斯基随父母到了加拿大，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布热津斯基在加拿大的私立学校读书。1945年二战结束，波兰被苏联占领并成为其附庸国，这也是布热津斯基首次接触共产主义。之后他继续留在加拿大生活学习，1949年，布热津斯基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经济和政治系，1950年获硕士学位。之后前往东欧系学习，195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苏联学”和“共产主义学”的《十月革命、列宁式国家和斯大林》。

1953年，哈佛毕业后，布热津斯基留校任职，先后担任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与国际问题中心讲师、助理教授、副研究员，他讲授了7年政治学，内容主要涉及苏联和广义的共产主义。他通过分析当时的国际局势，建议美国对共产主义世界采取强硬态度，在此期间，为了论证其观点，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以及书籍，在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极权主义独裁与专制独裁》《苏联集团：统一与冲突》《政治权利：美国与苏联》等。1955年，他同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一届民选总统爱德华·贝尔纳斯的侄女艾米丽·安·贝尔纳斯结婚，这使得布热津斯基开始声名显赫。1958年，他加入美国国籍，这也为他进入美国政坛奠定了基础。

1960年，布热津斯基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在这里他也开始逐渐涉足政坛，担任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的顾问，1961年还曾担任约翰·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例如《苏联集团的联合矛盾》和《苏联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等具有很高影响力的书籍。1961年至1962年，布热津斯基任当代中原地区问题研究联合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布热津斯基就致电时任肯尼迪总统顾问的阿瑟·小施莱辛格，希望美国采取进一步强硬行动，他在电话中讲到：“进一步延误轰炸导弹基地将丧失利用苏联犹豫不决的机会”。

1966年，布热津斯基离开哥伦比亚大学，首次步入政坛，在约翰逊政府中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由于激进的风格也获得了一个“鹰派”的绰号。在当年春天，布热津斯基和艾奇逊、华尔特·罗斯托、巴特联名为约翰逊政府制定了对东欧和苏联的“搭桥”政策，希望通过与东欧和苏联的合作，以和平的方式来战胜共产主义。在约翰逊政府时期，越南问题是重中之重，1968年2月，布热津斯基表示“我们必须叫我们的敌人（越南民主共和国）明白，我们是有保持呆下去不走的力量的——我们可以继续呆三十年，而我们会愈来愈富、愈来愈强。”同年，在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耗尽，民族感情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应当成为美国政策的主导。

1968年，布热津斯基离开国务院返回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同时他还在副总统汉弗莱竞选阵容中任外交顾问，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时，由于他的家与戴维·洛克菲勒在缅因州的庄园离得很近，两人成为了密友，洛克菲勒当时是美国著名大财团的总经理兼董事长，洛克菲勒1970年担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后，也时常找布热津斯基帮他解决一些问题。1972年，当时的美国、西欧和日本的上层银行和企业家决定成立一个新组织——“三边委员会”，其中的三边主义便是布热津斯基发明的，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目的是推进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国家的相互合作。1973年，组织成立，由纳尔逊·洛克菲勒提供资金，布热津斯基担任委员会主任提供指导，同时在当时可口可乐公司的领导人保罗·奥斯特的要求下，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吉米·卡特也参加了这个组织。

刚进入三边委员会时，卡特就非常依仗布热津斯基的意见。1974年，在卡特竞选总统时，布热津斯基时常帮卡特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在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的发言，大部分是布热津斯基撰写或者审批的，1975年12月底，布热津斯基向卡特建议，其外交的原则主要有三点，分别为“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更紧密协作的基础上建立世界事务的稳定的内部核心”，“建立更稳定的南北关系”，“促进与苏联的缓和并拉拢中国”。他还指导了卡特与前总统福特进行对外关系的电视竞选辩论，使得卡特逆转劣势，在竞选中战胜福特。

1976年，卡特赢得总统选举后，布热津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卡特政府期间，布热津斯基以对苏联的态度强硬而著称，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担任卡特的安全顾问的四年时间里，他不计成本地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引领了美国多数外交政策的走向。根据卡特的要求，布热津斯基对国家安全委员的结构进行精简改组，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原来的七个委员会削减到两个，一是政策审议委员会（PRC），负责争取政策及国防、国际政策的制定；一是特别协调委员会（SCC），负责危机时期的决策制定、美国在军备控制上的政策及有关敏感的情报和秘密活动的决定。这个改革也使得很多政府决策跳过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直接由布热津斯基汇报给卡特。同时布热津斯基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精简，从50多人精简至30多人。他还建议卡特总统秘密支持喀布尔反苏派，这项援助计划将会诱使苏联出兵，中央情报局开始在阿富汗培养训练游击战士，奥萨马·本·拉登也在其中。

1978年4月，卡特政府开始考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并在内部决定将时间定在1979年1月1日，时间紧迫，加之时任中国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络处主任黄镇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卡特便派出了布热津斯基前往北京市协商，虽然此前卡特也派出了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访华，但最终毫无结果。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前往北京开始了访华之旅，次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会见了布热津斯基，两人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也为后面中美关系进展奠定了基础。

1978年9月，在布热津斯基的斡旋下，埃及与以色列领导人签署了《戴维营协议》。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访美并前往布热津斯基家中做客，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布热津斯基参加了所有会谈和宴会。1979年6月，在他的协调下，美苏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9年圣诞节前夕阿富汗战争，布热津斯基希望通过向阿富汗地方武装提供更多现金和武器来进一步削弱苏联，并将巴基斯坦作为支援阿富汗的中转站。

1979年初，穆斯林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伊朗国王的统治，卡特同意被废黜的礼萨·巴列维国王（Reza Pahlavi）进入美国接受癌症的治疗，同年11月4日，霍梅尼的追随者绑架了美国大使馆的60名外交人员，要求美国将巴列维国王引渡回国，布热津斯基认为这涉及美国的国家荣誉，在危机之初，布热津斯基主持召开了讨论人质危机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在此之外，他还与国防部的代表小组私下制定了军事应急计划。1980年1月，随着在外交、政治和经济手段均无法有效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军事解决人质危机的计划也被提上议程。3月18日，布热津斯基建议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不然美国将单方面采取军事措施，4月24日，美国正式采取军事措施，但在营救过程各种意外频发最终导致行动失败，这也使得卡特的政治声誉受到严重打击，布热津斯基也将此视为在白宫四年中最痛苦的失望。

1980年11月，卡特在竞选中败给美国共和党候选人隆纳•威尔森•雷根，布热津斯基也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学术工作。

卸任后，布热津斯基依旧在美国政坛具有很高的影响力，1981年7月19日，布热津斯基应邀访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刚刚卸任的布热津斯基，两人就重大国际问题及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之后他还和家人一起前往贵州省和四川省，沿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走访了遵义市、娄山关、大渡河渡口和泸定桥等地，并在返回美国后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沿着红军长征路朝圣记》的文章。

1984年2月，他率领的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再次访华，同样受到了邓小平接待，在此期间，邓小平公开阐述了“一国两制”的大胆构想。在1987年，他积极赞成和协助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访问波兰，会见波兰团结工会领袖。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布热津斯基进一步更新和完善了他有关共产主义作为思想体系、经济制度和政治力量的论点，他还在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这为他日后撰写出多部书籍，文章和短评，提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奠定了理论基础。1993年，他出版的《大失控与大混乱：21世纪前夕的全球动荡》中，布热津斯基还警告说自由民主制度并不能够填补制度空白，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甚至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回潮。在和中，他积极主张美国干预，打击亲俄罗斯的政治力量。

卸任后的布热津斯基在美国政策圈内也保持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力，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威廉·克林顿在讨论美国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时，就打电话询问其对中国实施特定的制裁是否合适，1995年，克林顿还让布热津斯基带一封亲笔信给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最后阿塞拜疆承诺接受美国提议，拒绝了俄罗斯关于阿境内石油必须全部过境俄罗斯的要求。

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悍然入侵伊拉克，布热津斯基则是少数反对这项决定的人之一。2007年，在巴拉克·奥巴马竞选期间，他担任了奥巴马的竞选顾问。2009年1月，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日前夕，布热津斯基说，中美在金融危机挑战面前各自承受国内压力，必须努力寻求只有以合作方式才能找到的共同解决方案。中美“富有建设性的相互依赖本就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关键源泉之一”。2010年后，他进一步强调世界已经多极化，原有的规范都在被挑战，世界体系逐渐向无序的状态滑落。唐纳德·特朗普上任后，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日报》的访谈中提到，世界范围内的暴力冲突会愈演愈烈，中美双方应该合作而不是陷入无谓的互相怀疑中去，更不要试图激怒对方。

2012年初，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表示，美国不应无限期对台军售，台湾省也不可能无限期避免与中国大陆建立更正式关系，这一系列说法在当时两岸政坛及民众间引起了强烈反响。

2014年，他在接受采访时称，由于俄罗斯入侵东欧以及中东的血腥漩涡，世界体系将陷入比此前更加深刻的混乱之中。作为地球上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是唯一可以阻止这场混乱的国家，他呼吁中美两国应当效仿1941年8月英美签订的《大西洋宪章》签署《太平洋宪章》。2015年3月，乌克兰局势愈演愈烈，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局势，奥巴马政府与美国智库邀请布热津斯基展开研讨。

2016年6月，中国外长王毅访美期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会见了布热津斯基，王毅对布热津斯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赞赏，并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同年12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布热津斯基表示，与中国对抗不符合美国利益，与中国密切合作更符合美利益。美国或中国均无法独自领导当今世界，与中国合作才能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最大化。

2017年5月26日，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医院逝世，享年89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专门发文哀悼，称“他的辞世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损失……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友好合作事业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这将是对布热津斯基先生最好的纪念”。

1977年8月，卡特派赛勒斯·万斯访华，同中国最高领导人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万斯本身就对中美建交心存抵触，会谈中也对美方立场没什么准备。范斯访华之后，邓小平不断向来访者批评万斯的倒退。中国的批评经美媒渲染，让万斯颜面扫地，布热津斯基便抓住机会顶替万斯成为处理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人物。1977年11月，布热津斯基向下属授意，要他们私下询问中国外交官能否安排自己访华。几天后，白宫为一名离任中国外交官举行送行午宴，中国外交官在这个轻松的场合，“不经意”地向出席宴会的布热津斯基发出邀请。1978年3月，卡特表示他决定最好还是让布热津斯基到中国访问。

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20至23日访华，期间先后与黄华、邓小平、华国锋等中国领导人会面磋商。在前往小行星3789时，为了表示诚意，布热津斯基还携带了美国宇航员从月球上取回的月岩标本和吉米·卡特的亲笔信。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会谈时商定，尽快就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展开谈判。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美方终于接受了中国有关台湾问题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几个月之后，中美正式建交。

布热津斯基访华，打开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大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美国来说，1979年成功建交，实现了“联中抗苏”的战略目的，对中国来说，中美建交不但极大缓解了中国战略压力，而且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合作，有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两国都因此获益匪浅。1981年，他被卡特统予总统自由勋章，嘉奖他对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所做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的核军备日益增加，1969年-1972年，美苏举行了限制谈判，但协定在质量上未作规定，因此在1972年11月开始，美苏又开始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Ⅱ），但由于双方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直至1976年未达成协议。

卡特上台前就意图推进该协议，并与进行了沟通，在其就职典礼后第四天，卡特就指示布热津斯基成立特别协调委员会，管理SALT Ⅱ谈判事宜。1977年2月3日，布热津斯基主持召开了讨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并在之后最终确定“大幅度削减方案”并确定了两个备用方案。

1979年3月27日，削减方案由带往莫斯科，但首次谈判被苏联领导人否定，虽然谈判失败，但布热津斯基认为还是处于有利地位的，4月底，又起草了新的谈判方案，5月18日，在的会谈中，苏联同意了该解决方案，但是希望关于巡航导弹问题的临时协议不应作为单独的协议，而是作为整体协议的一部分。9月，就巡航导弹问题，布热津斯基提议同意把运载的重型轰炸机计算在1320枚这一总数内，条件是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限额为1200枚，随着也进一步的让步，1979年初，第二阶段限制谈判基本完成，1979年6月18日，美苏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中东地区对于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卡特竞选时，布热津斯基就十分关注中东问题，1975年，布热津斯基参与了一项中东和平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组认为当时已经可以通过正式的全体大会以及非正式的多边会议谈判来解决中东长期问题。1976年夏，布热津斯基访问，会见了以色列各位高级领导人，在此期间，他认识到以前“分步骤”解决中东问题的政策已不合适当时的局势了。因此在卡特就职总统后，便谋求通过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来全面解决中东问题，但由于中东各国之间的巨大矛盾最终破产，之后，布热津斯基建议放弃日内瓦会议，将苏联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由美国来推动埃以和解。

1977年底，卡特政府便将政策目标变为进行美—埃—以三边会议，1978年7月，卡特与布热津斯基等商谈三国首脑会议，最终将会谈地点定在戴维营，会议进行了13天，9月17日晚，谈判代表离开戴维营，晚上11时，埃及与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其包含《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埃以问题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个文件，并在次年又补充了《关于双方关系的协议书》和《埃以和平条约军事附件》。

埃以和约的签署使美埃关系进一步加强，埃及成为美国在中东又一重要战略支柱。布热津斯基在此过程中将苏联势力排除在外的目标也基本实现。

1979年3月，阿富汗内部叛乱持续升级，各地出现了多个反抗组织，因此苏联扩大了对阿富汗的军事援助，在此时，布热津斯基就开始收集苏联在阿富汗的情报，并提醒卡特，苏联在中东的扩张会影响美国的利益。12月27日，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后，布热津斯基给卡特打电话建议美国对此做出反应，并将阿富汗战争的行为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挂钩，并希望向中国进一步转让某些先进技术甚至防御性武器，同时向巴基斯坦提供大规模的援助，来进一步对苏联进行遏制。他还说服卡特政府支持阿富汗境内的“圣战者”抵抗势力。

卡特曾在1977年5月的圣母大学演说中提出，对苏联要“以水灭火”，即用政治经济学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与苏联竞争。1980年，卡特在讲话中表示更愿依赖军事实力来扭转竞争的颓势，卡特的对苏立场出现了显著变化，这段讲话也被人们称为卡特主义，他公开承认美国在波斯湾具有战略、军事和经济利益，这也是布热津斯基地缘战略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也意味着布热津斯基长期以来主张的权力现实主义原则战胜了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在卡特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布热津斯基是著名战略理论家、地缘政治学家，其地缘政治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布热津斯基的理论中，他的出发点就是实现美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确保对欧亚大陆的控制，这是他地缘政治观中最具连续性的一点。在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版图中，欧亚大陆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是世界权力的潜在中心，占据着中心战略位置。”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社会主义“建立在欧亚大陆陆权与海权争夺的基础上”，其重点是探讨欧亚大陆内部发生的地缘政治问题，具有集中论述海权与陆权的明显痕迹。布热津斯基在比较了美苏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欧亚大陆权势竞争的情况后认为，冷战是一个海洋大国与一个内陆大国争夺欧洲剩余地盘的斗争，而后冷战时期则是美俄两个权势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使得地缘政治问题更加突出，并且主要涉及海陆关系所能包含的一切领域，导致一个跨大洋大国和一个跨大陆大国之间出现了前所末有的冲突。

欧洲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必不可少的地缘战略桥头堡。布热津斯基认为需要对其进行控制、主导和利用，首先是密切关注欧洲的政治走向，防止中立化倾向的发展，确保美欧战略联盟关系的存在。其次是推动欧洲的一体化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同时将北约东扩，保证欧洲作为美国欧亚大陆桥头堡和民主跳板的价值。再次是确立美欧平等的伙伴关系，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建立起共同决策、分担责任的真正的“伙伴”关系。最后，他认为要平衡处理美国与法德两国的关系，建立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

对于俄罗斯，布热津斯基认为需要合作融合与遏制防范两条路线双线并行，合作方面，布热津斯基将俄罗斯完全西方化后，纳入到欧洲大西洋体系中。遏制与防范布热津斯基又分为了三方面，一是巩固外围阵地，利用美欧关系的巩固、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 向俄罗斯及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推行民主自由。利用在中东以及中日欧的力量来牵制俄罗斯；二是压缩俄罗斯地缘政治空间、防止其东山再起，加强与乌克兰的关系，主张美国在中亚奉行“既不统治也不排他”的政策, 以便通过各国的介入阻止俄罗斯的控制图谋；三是利用苏联作为多民族国家所存在的裂痕和漏洞，通过中亚国家的伊斯兰化进程传染给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从内部瓦解俄罗斯。

在布热津斯基的地缘社会主义中，东北亚中日韩三国是东亚战略格局的核心。布热津斯基认为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和地缘政治中的结构性变化，都可能影响到该地区处于“亚稳定状态”的各国间的关系，也可能对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和作用构成严峻挑战，因此他对于中美日之间的三角关系进行了分析。

关于中国，他主张客观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欧亚大陆政治多元化的实现有赖于美中战略协调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地缘战略所追求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两大目标都是针对美国的。要积极应对中国的崛起，应该将中国纳入亚洲区域的合作框架，同时主张保持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 维持美-日-韩三角安全关系，用以应对朝鲜半岛以及台湾问题，还需要预防中俄（伊）和中日之间的联盟对美国的潜在威胁。

关于美日关系，布热津斯基认为密切的美日关系不仅有利于日本对其国际地位的定位, 而且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亚太的作用和欧亚大陆的均势。他还对美日中的三角关系进行了分析，即通过美日中关系框架，来对体系内的某一方进行限制以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地区力量平衡。

关于韩国，布热津斯基认为韩国是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一方面美日韩军事同盟可以遏制中国，另一方面，韩国也是遏制日本棋子。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回忆录里评价布热津斯基：“对我而言，布热津斯基是个有趣的人，为了达到目标，他会不断探索新方法，就算踏上一条欠考虑的路，也从不放弃思考，我们有很多分歧，历史、政治、国际热点、外交政策，我们俩常常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但相处得却很好，除了家人，我最愿意在长途旅行中坐在布热津斯基的身旁，就算吵架也不会无聊。”

中国学者时殷弘曾表示：“布热津斯基是美国研究苏联历史的顶尖学者，写过很多水平很高的苏联史著作。再加上他的波兰裔出身，导致他在卡特政府内任职期间采取强硬的对苏强硬态度。”“中美之间能够在1979年而不是更晚的时候建立外交关系，布热津斯基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评价布热津斯基为“美国最睿智的政治家和最具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之一”。

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评价道：“布热津斯基是现实主义者，但并非悲观主义者。”

在布热津斯基去世时，总统盛赞他“不知疲倦地为我们争取自由”；外交部长维托尔德·瓦什奇科夫斯基更是将他称作是“一位骄傲的波兰人”。

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认为布热津斯基是他见过的最狡猾的人。

1995年，在旧金山展开的关于解决全球化的问题的会议上，针对贫富分化问题，布热津斯基表示，谁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二八现象”，解决贫困人群不满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他们嘴里塞一个“奶嘴”，安抚他们的情绪。虽然这不解决问题，但是也不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了。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个奶嘴一是包括色情业、赌博业在内的发泄性产业；一是娱乐节目、明星八卦等的满足性产业。这两种产业会使公众丧失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一理论被公开后引发了人们的争议。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布热津斯基曾推动卡特政府将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武器以及阿拉伯武装人员运至阿富汗境内，还资助了阿富汗圣战组织，他本人还和圣战组织领导人在苏联坦克顶部拍下了一张著名合影，并将其称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但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恐怖袭击时发现其中就存在受布热津斯基资助的团体，他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谴责。

根据卡特的记述，布热津斯基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中美磋商建交过程中所起作用似乎超过国务卿万斯，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均由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往中国，未经过万斯。在日记中，卡特记录一段插曲：“我告诉布热津斯基，中方取消了建交决定，他差点当场晕倒。我赶紧告诉他，我是在开玩笑。”

在1978年5月访华期间，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会面，在之后的晚餐中，邓小平表示了访美愿望。布热津斯基随即对邓小平说：“当您访问美国时可来我家用餐，这样我便有机会来回报您的这顿晚餐，而您也将有机会在一个美国家庭中享用一顿正宗的美式晚餐……”，邓小平随后表示自己肯定去。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如约来到布热津斯基家中赴宴。

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外交官家庭，父亲塔德乌什·布热津斯基是波兰驻蒙特利尔总领事。

妻子艾米莉·安娜·贝奈斯，是捷克前总统的侄孙女，毕业于卫斯理女子学院后成为画家和雕塑家。两人共有三个孩子。女儿米卡·布热津斯基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主持人。儿子马克•布热津斯基在2022年1月担任美国驻波兰大使。另一个儿子伊恩·布热津斯基担任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