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是就有关的美国国内、国际问题，进行政治导向的研究、分析和建议的机构或组织。

“智库”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一个纯军事术语，是指战争期间美军讨论战略和作战计划的保密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智库”一词开始被用于称呼军工企业中的研究与发展部。20世纪60年代，智库开始作为专门词汇而流行，泛指一切进行未来规划性研究并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其他许多非政府研究机构。20世纪70年代，智库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人所共知的概念。

美国智库有着数量众多且影响广泛、运营机制独立性强、“旋转门”机制、行业管理措施规范的特点。截至2019年，美国共有1835个智库。依据智库职能分，美国智库可以分为学术型、政府合同型和政策推销型3类智库。美国智库代表性的有对外关系委员会、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兰德公司、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

“智库”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一个纯军事术语，是指战争期间美国军队讨论战略和作战计划的保密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智库”一词开始被用于称呼军工企业中的研究与发展部，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研究发展部，即后来的兰德公司。自此，智库的概念逐渐为人所熟知。

20世纪6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开始作为专门词汇而流行，泛指一切进行未来规划性研究并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其他许多非政府研究机构，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立的从事国际关系和战略问题研究的准学院式研究机构，诸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20世纪70年代，智库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人所共知的概念，不过其涵盖范围已不仅仅是从事战略、军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机构，研究当代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机构也划归其中。

截至2019年，美国共有1835个智库。2020年9月，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启动“美国国家技术战略项目”，旨在构建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国家技术战略框架。该项目至2021年7月结束，已形成3份系列报告，分别是《掌舵:迎接中国挑战的国家技术战略》《信任流程:国家技术战略的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估》《从计划到行动:美国国家技术战略的实施》。这3份报告从技术战略内容、政策工具、组织实施路线图等方面为美国政府国家技术战略勾勒了基本框架。

智库的核心功能之一是针对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可能很快被政府接受并转化为具体政策，也可能在提出时没有受到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获得决策者和社会的支持。

智库通常会提供长篇报告或简报，就美国内政外交的相关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议。这些报告和简报是政府官员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

智库在两党轮流执政的美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政府提供人才储备。许多智库成员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当政府换届时，这些人才会离开政府并加入智库。

智库还提供培训和教育功能，帮助新当选的国会议员熟悉政府体系的运作，并通过举办活动、出版刊物等方式进行教育。

智库成员经常被邀请到国会作证，就特定问题发表看法。这有助于提高智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当政府高层决策者需要发表政策演讲时，经常选择在智库进行。这有助于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和沟通。

美国智库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也不存在统一模式的智库。在专业领域、研究输出、意识导向和机构的独立性等方面，不同的智库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独立的公共政策智库主要是指那些运作方式类似于私人企业，但其最终效果不是以利润来衡量，而是看它们对政策思想影响的一类研究机构组织。美国智库的生存较少依赖立法者是否愿意支持它们的运作，也不依赖于学术部门的资金支持。作为独立的政策分析中心，美国智库是否能够生存并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董事和员工推销和推广其思想的能力。

美国的法律规定显示，智库一般都是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无党派组织。在美国，绝大多数智库根据美国《所得税法》（Income Tax Act）注册为非营利的免税组织。它们主要通过申请成立一个面向公众宣传各种政策的教育组织，从而取得建立非营利机构的资格。为了获得免税资格，他们还不得支持任何政治派别。美国法律并不限制智库在政策问题上持有自己的立场，但他们不能公开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政党，而且游说政府的预算支出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比例。虽然智库可以采纳他们想采纳的任何意识导向，可以向任何愿意接受他们建议的政治候选人或在职者提供建议，但他们必须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不能从事某些公开的政治活动。

依据智库职能分，美国智库可以分为学术型、政府合同型和政策推销型3类智库。

学术型智库指为政府提供专业政策支持的一些学院。但这些学院没学生，不进行教学授课活动，所以这类智库还被称为“没有学生的大学”，他们的主要职能是撰写学术性研究报告，目的是提供一种研究氛围，让大众对当前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型智库是“全球第一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一所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旨在充当学术界和公共政策之间的桥梁，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通过做高质量的独立研究，提供具有创新精神和适用性的政策建议。

政府合同型智库指直接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合同，开展特定问题研究和评估的智库。这类智库的研究重点主要在国防安全、经济和环境等领域，如兰德公司、国家战略研究所、国土安全研究所、城市研究所等。以兰德公司为例，作为一家综合性战略智库，其宗旨是通过研究和分析来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决策水平，为美国政府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兰德公司被誉为美国的“大脑集中营”，每年有700~800个项目在同时进行，其左右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事务决策，并以其“诊断”的准确性、权威性而享誉全球。兰德公司是美国唯一能获得政府全部机密文件的政府合同型智库，美国政府和军方提供给兰德公司的支持包括：一是互通信息，共享情报，除向兰德公司提供大批文件、资料之外，战争时期，兰德公司人员还可以去战场、战俘中调查；二是联合组成研究小组，共同研究某项专题；三是人员上的交流与输送。

政策推销型智库也被称为政策游说型智库或政策鼓吹型智库，这类智库有着强烈的政策主张和政党倾向，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他们注重政策推销和观念争辩，注重政策研究，研究成果追求简短、快捷，多以政策报道或简报的形式出现，而不重视出版书籍和著作。20世纪七八十年代，智库数量剧增，许多智库开始参与决策，它们意识到为决策者提供及时有效的相关政策建议，是其增强影响力的有效途径，而不再一味地从事学术研究。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是政策推销型智库的典型代表。传统基金会热衷于保持与国会人员的接触，它有20%的预算用于政策推销，而用于学术研究的资金预算只有15%。企业研究所的学者表示，民众不再阅读长篇报道，智库必须迅速登出简短报告，这样才会更具有影响力。

按规模分，美国智库可以分为大型、中型、小型3种类型。

大型智库的科研人员一般超过100人，年度经费在1000万美元以上，主要集中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接近权力中心。大部分大型智库的研究范围较广，较之中、小型智库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更为广泛深入。

中型智库一般规模适中，人员大致在10余人至几十人左右，年度经费不超过1000万美元。研究范围相对较宽，包括外交、社会、经济等领域。

小型智库一般只有少量专职研究员，年度经费基本不超过100万美元。在美国社会，这种小型智库的数量约占美国政策咨询机构的80%。一般来说，这类智库往往将有限的经费投入某一专门领域上，在专门问题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按政治倾向分，美国智库可以分为自由派、保守派、中间派3种类型。美国的法律虽然禁止智库参加党派活动，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绝大部分智库的政治主张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但这种按政治倾向划分智库的方法并不能将所有智库都归入其中，并非所有的智库都有明显的观念倾向。

自由派智库一般强调社会福利，提倡政府干预社会和经济事务，强调政府的功能。

保守派智库一般赞成市场经济，反对政府管制经济，主张政府收支平衡，削减政府开支。

中间派则介于两者之间。

这类智库主要通过国会拨款或与美国联邦政府签订研究合同来获得研究经费。它们通常与政府机构有密切的关系，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支持。这些智库的研究成果往往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过程。

这类智库主要依赖向各种机构、个人提供经济、信息及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筹集经费。它们通过向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成果，吸引各种机构和个人的捐款。这些智库通常注重媒体曝光率，以提高知名度和争夺资金来源。它们的研究成果可能对政策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直接依赖于政府。

美国智库流行采用企业管理模式进行智库管理，大多数智库实行董事会（理事会）管理体制，主要负责制定发展规划和战略方针、提出财务预算方案、选聘研究人员和辅助人员、日常智库管理工作。同时，美国智库一般都聘请一位资深人士担任总裁，并配备管理团队，三者之间相互制衡，体现了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特点。在研究管理上，美国智库从选题阶段就高度重视针对性和实用性，研究过程秉承精细化的指导思想，以保证智库成果质量。在项目管理上，美国智库一般采取主任负责制，董事会负责选任项目主管并提供各种辅助支撑。

2020年美国以2203家的数量领先，是全球拥有智库机构最多的国家。自1980年以来，美国智库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近8%的美国智库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化也比较的广泛，各种来源的资金在自主总经费中所占的比例也有较大差异。据2013年年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2013年总共筹得资金5596.23万美元，其中年度捐献占14.4%，企业会员及相关收入占15.2%，捐款和赠款为17.5%，出版收入占14.3%，当期投资回报占24.8%，租金收入占3.6%。美国智库的研究人员有三类：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和助理研究员（research assistant）。

近几十年来，智库在西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它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致被学者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美国智库经过发展，数量非常庞大，而新型智库也在不断涌现。呈现出产业化、研究议题多元化、高度国际化、信息化、的特点。

产业化：美国智库已形成了较具规模的政策咨询产业和战略谋划产业，并将此转化为巨大的效益。智库都声称是“非营利机构”，但实际上都是营利的，它们主要通过研究报告、委托合同、出版刊物、网络付费高级会议等形式获利。

研究议题多元化：美国智库议题无所不有，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外，一些前沿科技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都被列为重点研究对象。

高度国际化：美国智库的服务对象、研究领域以及对外交流等，都具有高度的国际化特征。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都会邀请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高级参谋进修、交流。

信息化：美国智库非常重视新媒体的发展和运用，利用网络这个平台进行大量信息交流，比如研讨会用视频进行直播，这使很多国家的学者不用出国就可以“参加会议”。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是美国最知名的领袖外脑之一，它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与伦比，曾经为美国制定了许多对外政策方针并且仍然是这方面的权威。它的成员包括政府、工商界、教育界和新闻界中一批最有影响的人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布什，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赛勒斯·万斯都曾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简称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暨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是一个重要的保守政策研究机构，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反共著称的声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研究所的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也逐渐增强。其主要得到加利福尼亚州财团和洛克菲财团的支持，摩根和梅隆集团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该所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经常合作，对某些问题共同进行研究。胡佛研究所成立于1919年。它是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为母校斯坦福大学创建的。该所建立时，正值苏联十月革命后与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胡佛基于其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以研究共产主义思想为名，企图从各个方面“证实卡尔·马克思学说是邪恶的，并以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他的这种信念奠定了该所的思想基础。与近来相继出现的其他右派思想库不同，其所持的右翼反共立场有浓厚的历史渊源。

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在美国的其他城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匹兹堡设有分支机构，还在英国剑桥、德国柏林等地设有办公室，触角伸得很远。其最核心的事务是与美国国防部以及军方签约，受它们委托开展特定的研究，此外研究领域还涉及教育、老龄化、加州的有关发展问题等。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美国智库，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美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于1962年创建。1987年7月1日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脱离乔治城大学，独立出来，转型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非官方、非党派的智囊机构。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美国政府“马前卒”“白手套”“民主十字军”的主力之一，打着“促进民主”的幌子，颠覆别国合法政府，培植亲美傀儡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等情报机构，开辟与苏联较量的隐蔽战线。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逐渐意识到仅靠秘密手段进行“民主推广”已远远不够，亟需建立一个“公共—私人机构”提供公开资助。1983年，在时任美国总统等人推动下，带有跨党派、非盈利性机构色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成立。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又称布鲁金斯研究所或布鲁金斯研究院，是美国著名智库之一，主要研究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与发展、都市政策、政府、外交政策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等议题，总部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俄罗斯、中国、欧洲、中东、印度和美国的一个独特的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网络。使命是通过分析和发展新的政策理念，并与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的决策者直接接触和合作，来推进和平。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创办历史可追溯至1981年，直到2006年才改为现名。该智库是非牟利无党派的美国两大智库之一，致力于研究国际经济政策，主要研究课题包括国际贸易及投资（竞争政策/经济制裁/能源/知识产权等）、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外汇及货币政策/金融/投资/债务等）、美国经济政策（美国货币政策/美国贸易政策/外国援助/经济制裁等）等。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简称威尔逊中心)是一个教育型思想库。它更像是一个不同背景的学者、官员和商界人士交流的平台。威尔逊中心对决策的影响是间接的，但通过学者间的思想交锋来影响政策,这种影响又是长期的。

2020年美国智库发现了一个新趋势，“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停滞不前，欧洲的全球影响力已经衰落，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迅速扩张。”

2023年11月16日，由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智库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这些年美国大量的智库把研究重心转向中国，欧洲也有这样的趋势。今天西方智库的中国研究，相当于美苏冷战期间美欧对苏联的研究”。

2023年11月，美国34家智库和民间组织联合公开致信中美两国元首，呼吁中美共同致力于持续减少双边关系中的危险摩擦，在关乎地球保护、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于11月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希望两国民间各界继续共同努力，多走动、多来往、多交流。

2023年12月，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发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海军符合目标要求吗？》美国智库鼓吹美国海军亟须加强实力，表示从长远来看，应该发展美国海军舰队，以应对重要的威胁。但是，在拥有所需舰队之前，首要任务必须是让美国的海军力量在它们对中国具有最大战略影响的区域活动。

美国时间2023年12月13日，美国的智库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一份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在先进产业的努力和投资取得了回报，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化工品、基本金属和机动车等领域，中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的市场份额正不断扩大。

2024年2月，美国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鼓动各州立法禁止中国企业或个人在美购买农地。该智库引用南卡罗来纳州一项法案当作范例。该法案明确规定，任何实体若由中国或主要业务位于中国境内者完全或部分拥有的公司所掌控，即使是间接控制，该实体就不能在该州“拥有、承租、 持有”超过特定面积的房地产，或对其“行使任何控制权”。对此，美国一名法官表示，这项法律“公然违反”防止歧视的原则。

美国是智库最发达的国家——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文汇报 评）

在当今世界，智库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体现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评）

毋庸置疑，美国能够在并不久远的建国历程中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长期保持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美国智库功不可没。（《全球高端智库建设》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