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邓孝可学成回国。 1937年，正式参加南京《新民晚报》工作，担任副经理。 1949年5月，任北京《新民报》社经理。

陈 剑

邓孝可，字守源，号慕鲁，重庆市奉节县永里茅田（今奉节县茅田乡）人。生于清同治8年农历11月28日（公历1869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病逝于上海市。其父邓命辰，字徽绩，号熙堂，早年就读于州府学，求取功名，为府生。后因与家庭不合，父母见弃。被迫离家出走，得亲友支持扶助，弃学经商，“足迹遍东南”,“企蓬三岛”（光绪29年3月邓孝然为其祖重建墓碑跋）。回国后，“见海洋强盛，内地风气未开”（同前），“以赤贫聚资，创办洋火（火柴--引者）公司”于重庆，“致巨富”（《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6页）。

邓孝可自幼敏而好学，聪慧过人，为其父所深爱。幼年时，与其弟孝然等，随父住家重庆市。稍长，延师庭教，学业有成。返籍投考，得中府学，为府庠生。1898年义和团起义以后，清王朝采取了假开明的办法，开办了新学堂。要每州、县选一、二人，去日本等国留学。学习师范，培养师资。1903年（光绪29年）春，邓孝可以其学业优良，家庭富殷得选。与蒲殿俊、罗纶、吴玉章等数十人，东渡日本求学。

邓孝可在国内时，就对戊戍变法感受很深。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主张的新政，很是向往。赴日本后，对康、梁的崇拜之情尤深。据吴玉章先生在《辛亥革命》一文中的回忆，邓孝可在赴日途中，便邀约吴老等“一起去横滨市拜望梁启超”.彭农在《辛亥革命时期我的曲折经历》一文也说：“四川省同乡邓孝可（奉节县人跟梁派接近），约我们同学中的一部分人去箱根看樱花，其实是到那里听梁启超讲演。梁讲的是一套君主立宪的道理。”《时报》辛亥年八月初一第二版要闻栏中也记载说：邓孝可是“日本某专门大学毕业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梁启超往来密切。”

1907年，邓孝可学成回国。即游说夔州府知府，得其支持，以官本三万两白银，创办了“官督商办”的“夔府宝华煤炭公司”,“以统买统销夔州府属各煤窑的煤炭。”（隗涛《辛亥四川保路运动》）邓孝可亲任经理。

1909年，鉴于人民革命蓬勃兴起的压力，腐朽没落的清代，“为了抵制革命，采取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办法，企图以预备立宪的骗局，渡过革命风暴” （隗湚涛《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下令各省设立“咨议局”.邓孝可作为夔州府奉节县的代表，到了成都，被选为四川省咨议局文部主事。

清庭对咨议局的控制，很严。督府对于咨议局的议案，有核夺施行之权。对财政的审核，只限地方办事支出费用。国家政府，不在其内。咨议局“不得议减现行税率，只有议决改良增加之事。对自治纠纷的处理，只限州、县自治之互相冲突的问题。若自治会于地方官之冲突，则仍属督抚主持。”还规定，“若有一二议员间或近于桀骜，而荀违法律，小则除名，大则解散停会。”（唐宗尧、向楚《摆开事实看四川立宪派》）。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立宪派人物一方面诚仰鼻息于清庭，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顺应民心，开展一些争绅权的斗争，以争个人声望和地位。1910年8月，由咨议员和教、农、绅、商各头面人物集股5000元，成立了以四川省立宪派首脑、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社长，以朱山为总编辑的《蜀报》社，并将《蜀报》作为咨议局的机关报。《蜀报》从1910年8月15日创刊，到1911年6月中旬停办，共出12期。到6期以后，改由邓孝可任主编。《蜀报》的主要内容是宣传“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间也讨论国学，评述外着。蒲殿俊、肖湘、邓孝可、杨任钦、叶治均、黄言昌、沈宗元、白坚、程莹度等四川立宪派重要人物，均有论着或译述在该报发表。邓孝可更是以其才思敏捷，学识渊博，能言善辩，文笔犀利，富有战斗力而驰名。《蜀报》发行量，达一千多份。许多州、县，都设有代办处。重庆市、上海市、北京等地，还设有分售处。“该报内容丰富，规模较大，印刷和装订都比较精美，一时被称为蜀中报业巨擘？在四川省各界特别是在社会中、上层，有较大的影响。”（赖培林《评四川咨议局机关报--\u003c蜀报\u003e》，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九辑）。

帝国主义列强以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的中原地区大门。四川虽然地处偏远，列强渗入较东南各省缓慢，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有巨大潜在的销售市场，使列强们垂涎欲滴。先是英、法争夺四川的铁路权。继之，美、德、日等国也参加了这一强盗活动。列强的强盗行径和清庭的软弱，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抗议，一时间，民怨沸腾。四川省民众的保路运动，更是空前高涨。

于封建宗法观念，邓孝可未看到清庭出让路权与帝国主义的正式消息时，对朝庭尚抱有一定的期望。还于《蜀报》上着文，盛赞铁路国有政策。只要求政府承认和偿还人民的股款，提出：“争款不争路”的主张。这种主张在四川立宪派内部，也只得到少数人支持，多数人反对。当强行接收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和与美、英、法、德四国签订了借款筑路合同的正式消息传入四川后，邓孝可马上放弃了“争款不争路”的主张，并气愤地说：“谁能梦想到其奸欺如是哉！”立即挥毫疾书，写出了全川最早严正批驳借款合同的着名争路檄文《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在《蜀报》第十二期上发表。

在1909年10月14日召开的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上，邓孝可、邓孝然两兄弟，均以股东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邓孝然被选为董事会董事，邓孝可被选为法部主事。不久，在铁路公司的第二届股东代表大会上，公司为了唤起民众参加保路斗争，决定拿出二万四千两白银，交邓孝可、朱山办《蜀报》杂志；池汝谦等办《西顾报》；江三乘等办《白话报》。这三种刊物，成了四川保路同志会争权保路斗争运动的主要喉舌。

1911年6月17日，根据斗争的需要，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正式成立。立宪派人士控制了保路同志会的一切实权，邓孝可被选任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牍部部长。由邓孝可领导和主笔，创刊《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为四川保路同志会会刊。半月内，文牍部“发出印刷物已六十万有余件”（《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七号）。《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文字通俗流畅，尖锐泼辣，内容丰富。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这份刊物，“曾印到三万份，仍然供不应求”（《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三号）。“保宁属阆中县，距省七百余里，该地绅商闻盛奴夺权卖路事，愤恨如烧，立欲其详情。特专捷足，兼程星驰三日有半，抵成都市购买保路同志会出版、报告各件”（《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十三号）。“顷有数友人称，其家妇孺，每日望本报告，几如望岁。及得报告展读，涕泪横流，且阅且哭。”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十三号）四川咨议局和保路同志会，通过刊物所造成的强大舆论攻势，影响很大，“日来关于铁路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纭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保路同志会文电要录》6页）给了清朝政府和外国强盗以巨大打击。正如《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139页上说的：“四川人民知道报纸势力，就在这争路风潮时代。”

四川省人民争权保路风暴潮的涌起，使清政府惊恐万状。1911年7月，清朝政府一面选派经营川边得力的赵尔丰，到成都市接任总督，向四川人民举起了屠刀；一方面下令托忒克·端方，派人接收川汉铁路公司宜昌董事局，加紧强抢四川人民铁路大权的行动。8月18日，端方强行接收宜昌市董事局。此一消息传入成都，置铁路公司正在开会，“会场几百人立哄起来。大呼：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唐宗尧等《摆开事实看四川立宪派》）在铁路公司接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成都全市罢课罢市的决议。8月27日以后，罢市罢课浪潮遍及全川各地。人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成汹涌澎湃之势，难于遏阻。

在争权保路斗争的开始阶段，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立宪派人，出自切身利益的保护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其横溢的才华和一定的勇于斗争精神，深得民心，成为群众运动的初始领袖。但是，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右派的中坚，与旧的封建势力，有着较为紧密而深厚的瓜葛。他们主张的，只是“文明争路”.绝没有想过，也更不愿通过革命，将封建旧制度打倒。因而，一旦群众真正起来用暴力行动推翻旧的制度之时，他们就害怕了。立即反过来帮统治者的忙，极力阻拦和反对人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当得知清政府决定让镇守西康省的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的消息以后，为了表示他们只是要“文明争路”的诚意，邓孝可与叶秉诚一道，还特别邀约了与赵尔丰有一定交谊的周善培，算准了时日，到新津迎接。因赵尔丰在雅州（今雅安市）多住了两天，致使他们不得不空手而返。当赵尔丰抵达成都以后，为讨好，他们又于7月30日在铁路公司召开特别欢迎会，欢迎赵尔丰到川主政。

立宪派的亲善表示，并未软化清政府要残酷镇压四川省人民革命的心。群众的罢市、罢课行动，也冲破了立宪派人所规定的“文明争路”范围。尽管他们连夜制造“保路同志会公启”,要求群众“勿在街市聚众”、“勿暴动”、“不得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并刊发光绪的牌位，要人们贴在门首，焚香礼拜，极力想将群众不可遏阻的反帝反清情绪压制下去。但是，对于这种蓄久必发的群众反帝反封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他们却早已失去了控制之力。自成都市罢市、罢课以后，“南起邛雅、西迄绵阳市、北进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境，一律闭户”（《民立报》辛亥年七月十五日）。在新的革命势力鼓动下，四川省已燃烧了起来。

1911年9月5日，赵尔丰接到同志会《川人自保商书》。看后认为，这是同志会造反了。9月7日上午，即于督署诱捕了同志会、咨议局、铁路公司的负责人罗纶、邓孝可、张澜、王铭新、叶秉诚、江三乘、彭兰村等人。晚到的蒲殿俊、颜凯，也被扣押。第二天，又逮捕了胡荣、蒙裁成等人。妄图于联升巷放火，诬罗、邓等人暴动，“借此就把他们杀了”（彭芳《辛亥革命政变发源记》）。由于赵尔丰没有得到将军王昆的支持，“更主要的是怕事情闹大，将首先危及满族，特别是他的性命”,只好改将这些人软禁（唐宗尧、向楚等《摆开事实看四川立宪派》）。蒲、罗、邓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以后，成都市全城震动。数万群众涌向总督衙门示威，赵尔丰竟命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三十二人，伤者无数。城外闻讯赶来声援的居民和农民，也被屠杀数十人。

“成都血案”发生后，整个四川省都沸腾起来。暴发了以同盟会会员为主导的，席卷了全省的全民性武装大起义，保路运动进入了推翻清朝政府腐朽没落统治的武装斗争阶段。

武装起义起于新津区，成都附近各州、县，纷纷响应。起义烈火，迅即燃遍全川。在全川人民起义面前吓慌了手脚的清朝政府，一面命岑春宣入川“查办”;一面命托忒克·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结果，由于鄂军西调，武汉空虚，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成功。这一消息传入四川，赵尔丰慑于群众武装革命的威力，被迫于11月1日，把张澜、胡荣、彭兰村、蒙裁成等人先后释放。以后，又接受手下人建议，于11月5日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释放，并对蒲、罗等人加以礼遇聘任，将扣捕他们的责任，完全推到端方、盛宣怀等人身上。蒲、罗、邓等人受此优礼相待，十分感激赵尔丰。竟公然以同志会名义，发布《哀告全川叔伯兄弟》，说什么：“保路同志会之目的实已贯彻无阻”,要同志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息事归农。进而，还与赵尔丰订立密约三十条，承认赵尔丰盘据川边的军事政治权利。继11月22日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以后，于11月27日在成都，又成立了以蒲殿俊为都督的大汉四川军政府。还将赵尔丰的心腹朱庆澜，安为副都督。接着，不甘心失败的赵尔丰，又策动了12月8日的成都兵变，妄图复辟。同志军闻讯，星夜入城，乱事才算平定，陆军学堂总办尹昌衡，做了都督。各地民军纷起讨赵，继续向成都市进军，尹昌衡被迫将赵尔丰“明正典刑”.从此以后，也就结束了帝国主义和清代在四川省的最后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4月27日，成都、重庆市的两个军政府合并，于成都成立了“四川都督府”.至此，四川保路运动胜利结束。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四川立宪党人因在四川保路运动后期的不光彩表演，为革命人民所不耻齿。加上他们的思想体系与新的时代，也格格不入，故受到革命人民的冷落。这时，康有为、梁启超一伙，又汇集北京组成了共和党、进步党等派系，积极谋划封建王朝复辟活动。四川的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人，也先后去北京，加入了康梁一伙。他们返川后，开始组建民主党。1913年6月22日于成都南门，召开民主党临时大会。将四川民主党，改组成了中国进步党四川支部。选举的结果，邓孝可、罗纶、李文熙（奉节县新治乡人，后为曹锟毒杀于保定市）担任了常务委员；邓孝然选任交际科干事。袁世凯复辟失败以后，邓孝可在北京失意消沉。“赋闲”,住在北京石驸马大街88号。以后，又到杭州市做了“寓公”.不久，他又迁居上海市。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才病逝。至“赋闲”北京以后，邓孝可一直消声匿迹，再无什么作为。只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异常气愤，要家人臂缠黑布，上写白字“誓雪国耻！不自由，勿宁死！”（据邓孝可孙邓传汉口述）其爱国气节，颇受时人赞颂。在北京的一些学校和社会人士中，也起过一定的影响。

邓孝可一生，先后六次结婚。生子女多人，大多早已逝去。只有第六夫人于解放前夕携一子一女去了美国定居。据说，早前尚在。邓孝可的其他子孙多人，散居国内各地，多有从政从教的。邓孝然女邓季惺，抗日战争年代，与夫陈铭德一道，在南京、上海市、重庆市、成都市等地办《新民晚报》，自任经理。开中国妇女办报之先，被誉为中国现代“报坛女杰”.曾连任九届民建北京市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政府民政局副局长、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等。前不久，高龄病逝于北京。

1985年《奉节县志资料》（征求意见稿） 《万县地区地方志通讯》87||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