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元（朝鲜语：이유원，1814年—1888年），朝鲜王朝后期大臣。字景春，号橘山、墨农，本贯庆州李氏。他在历任要职，并在李熙亲政后担任领议政。他曾两度出使中国，并与清朝实权人物李鸿章保持书信联系。他思想较为保守，反对开港。1882年代表朝鲜与日本缔结《济物浦条约》，1888年去世，谥号“忠文”。著有《嘉梧稿略》、《林下笔记》等。

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年，李玜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李裕元出生于朝鲜首都汉阳（今韩国首尔），他本贯庆州李氏，是吏曹判书李启朝之子，出身少论派世家。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一年（1841年，李烉七年）参加科举考试，获庭试文科丙科及第。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作为冬至使的书状官首次出使中国。李昪时历任义州府尹、吏曹参议、全罗道观察使、成均馆大司成、吏曹参判、司宪府大司宪、刑曹、礼曹、工曹判书、议政府左参赞、黄海道观察使、咸镜道观察使等显职。

李裕元是一个非常热衷权力的人物，同治二年（1863年）出任咸镜道观察使时，权臣金炳国的心腹吴弘烈以铸钱监官的身份来到咸镜道，由于当时尚处于安东金氏势道政治时期，因此李裕元对吴弘烈极尽奉承之能事，但到第二年，随着李熙李熙的即位、李昰应李昰应的摄政，安东金氏迅速失势，李裕元见风使舵，竟将吴弘烈逮捕下狱，然后剥其私财八万两献给大院君。李裕元也因此拜相，被大院君提拔为左议政。但好景不长，很快他就与大院君反目，随后在同治四年（1865年，朝鲜高宗二年）被贬为水原府留守。其后李裕元游离于政界，寓居在杨州嘉梧谷别墅。他的别墅距汉城八十里，史载“时称其所往来八十里，皆其田畔路，不踏他人片地，甚言其占田之广也。园林花石之胜，近世所未有。选童女作男子装，以应呼唤，其它奢淫称是”。同治七年（1868年）又获御笔“橘山嘉梧室”的匾额。李裕元在嘉梧谷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直到大院君垮台为止。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五日，李昰应引退，李治王妃明成皇后开始掌握实权。十一月十三日，李裕元被任命为领议政。李裕元上任后，就投靠了闵妃集团，与闵升镐、闵奎镐等闵姓外戚沆一气，“贪鄙狡猾，至老不衰”，同时又极力讨高宗的欢心。李裕元很善于说话，平易近人，在高宗面前“抵掌欢洽，如家人父子，雍容自得”，还曾进入东宫，将五技鼠献给爱玩的世子李坧，因此李裕元和宫廷的关系非常好，这也是他长期得宠 的原因。同时李裕元又抨击大院君的对外政策，他对高宗国王说：“我国与日本结邻通信已三百年，所以无一衅端，有百和好，书契之以礼，赠给之以时，毫无相失。忽于三年之间，无故阻隔，今则无异闭关绝约……”主张同日本修好。李裕元还积极为明成皇后之子李册封为王世子效力。当时传来宗主国清朝有意以长幼顺序为朝鲜立储的消息，闵妃之子作为高宗的次子得不到清朝点头。光绪元年（1875年）初，李裕元卸下领议政职务，转任领中枢府事，既而以世子册封正使的名义出使中国，向清廷讨封。在被任命到启程的半年时间中，李裕元与闵奎镐等秘密与东莱郡倭馆接洽，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来推清朝册封李坧为世子，同时又多方构陷反对借助日本力量立储的前东莱倭学训导安东，在同年三月将其枭首示众，在朝鲜国内为世子册封铺平道路。同年七月三十日启程，李裕元在中国动用百万金向李鸿章等清廷重臣行贿，使他们改变心意，倾向将明成皇后之子册封为世子，再加上有日本驻华使节疏通，此事最终大功告成，使清廷拍板同意册封，十二月十六日回朝复命。

李裕元出使中国期间，路过直隶永平府（今卢龙县），与当地知府游智开交游，是年八月爆发云扬号事件，在中国的李裕元对此十分忧虑，他写道：“自闻洋舶之侵通津、乔桐等地，心神不宁，梦与诸大臣会坐论国事，未毕而觉，月尚在。”十一月七日，李裕元在归国途中再经永平，游智开设宴招待，席间李裕元乘隙“托愿交李鸿章鸿章”，以便商议因云扬号事件引发的日本问题，于是写一份信托游智开捎给李鸿章，表达他对李鸿章的景仰。李鸿章则根据游智开关于“李裕元即系该国执政之列”的介绍以及李裕元“尚知礼仪，并非拒人太甚”的判断，当即于收到来信的第二天即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五日（1876年1月11日）拟写复信，对朝日两国的“迩来交际 如何”表示关心，并指出中国“幅员过广，三面环海，厥形势，既未能闭关自治，不得不时加防备”。两个月后该信转达到李裕元手中。此后6年间李裕元和李鸿章进行了17次书信联系，他和李鸿章便结为文字之交，而他们之间的通信也成为清末中朝宗藩关系转变的信号之一。

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朝鲜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此后清朝为牵制日本，欲劝朝鲜与欧美国家建交通商，以夷制夷，于是清廷于光绪五年（1879年）七月五日对李鸿章命令道：“李鸿章与朝鲜使臣李裕元曾经通信略及交邻之意，自可乘机婉为开导。”于是李鸿章向李裕元写信一封，苦口婆心地力劝朝鲜“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窥伺”。李裕元将这份信予以公开，之后在十一月才向李鸿章回信表示：朝鲜与日本订立条约，实出于“万不得已”，并对其“以夷制夷”政策有所微词，他还强调朝鲜“偏在一隅，谨守规毒，退居文弱，自治方内，不暇外交。而况泰西之学异吾道，实乖民彝，则尝畏之如烈火，避之如毒矢，敬而远之如鬼神”，而且“小生寄身山野，余生无多”。李裕元的这种回答，显然是婉拒了李鸿章关于朝鲜向欧美开放门户的劝告。因此李鸿章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报告称：“李裕元牵于众议，玩其辞旨，亦似未以他事为然。因时转移，相机利导，非一朝一夕之功也。”尽管李鸿章透过李裕元的途径劝告朝鲜开放国门落空了，但这种“书信外交”作为清末宗藩关系调整的一种独特方式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事实上，李裕元虽然很早就主张与日本修好，也被李鸿章评为“晓畅时务”，但他的思想仍然保守，并不主张开放门户，曾于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上疏坚决反对仁川开港。后又批驳黄遵宪《朝鲜策略》中“联美国”之说，并称“天津市驻扎李总督鸿章，防洋之人而反为扶洋，近日之言曰：‘远交而近攻’，此各随其势以言，然守其疆者，何必远交以扰近境乎？”，连带批判李鸿章。他还上疏称：“夫我国之于泰西诸国，声气不相通，（天）主教本来邪教，隔在沧溟万里之外，虽有咫尺强敌之患，其将以为恃乎？以臣愚见，已知李（鸿章）书、黄（遵宪）册，俱是挟杂，不足取信。”这已充分表明他的态度。他私下对与李鸿章等清代官员的会谈也不以为然，曾说：“伊来洋丑挟倭而跳梁，机密当事者外难知其里许。汉族虽秩高，不得与闻。我人所接汉人而已，则其茫昧一般。且慎言语无如汉人，设或有脉络之微，只说其膜。故见其书谈其纸，不识端倪。”李裕元不喜欢日本，他 作诗讽刺日本道：“古昔倭奴唐日本，信巫崇释性狼佻。一剑随身无迩远，此生如寄轻鸿毛。”而其主张同日本修好，不过是顺应闵妃集团对外开放主张的见风使舵之举，他本人的想法并不是这样的。

领中枢府事李裕元于光绪六年（1880年）十月致仕，被授予“奉朝贺”的名誉称号。光绪七年（1881年）发生“辛巳斥邪运动”，闰七月儒生申弹劾李裕元“犯人臣外交之罪”，李裕元急忙上疏辩白，不料却被指为只顾自己辩解，没有声讨儒疏（当时高宗将上疏儒生定为“逆贼”而加以镇压，臣子理应声讨之）而被流放平安道中和府（后改为巨济岛）。这个能使一名久受信任的元老大臣发配远地的罪名显然有些牵强，而据当时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向李鸿章透露：“缘李相（李裕元）昏耗，将中堂密函示人，遂至传播于日本。今年夏有悖儒投进斥和之疏，其中并论李相不当与中堂往复。我寡君怒其不密，即日窜逐李相于岭南（庆尚道）之巨济府。”说明其被流放的真实原因是泄露了李鸿章致他的关于劝朝鲜与欧美通商的信函。同年十二月，李裕元获得释放，返回乡里。壬午兵变后返京，与其他元老大臣联名反对为明成皇后举行葬礼。壬午兵变被平定后，保守的李裕元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谈判，并且签订了不平等的《济物浦条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任命他的用意是“以拒日人者和日人，使不得借口以拒外交”。光绪十四年（1888年）九月初六日，李裕元病卒，享年七十五岁，谥号“忠文”。

李裕元颇通文艺，博学多才，著作很多，遗著有《林下笔记》、《嘉梧稿略》、《橘山文稿》等，记录了许多掌故轶闻。他第二次出使中国（1875年）时的《槎日录》被收入《燕行录》中。

有的书籍称李裕元为李熙的叔父，其实李裕元和朝鲜王室并无亲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