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自述》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的遗作，全文约二千七百字。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一共写了三稿，初稿较为简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三个稿子的精神完全一致。这篇革命文献，是他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它将象李大钊同志的英名一样永存。

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还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狱中自述》，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恃，既无兄弟，又鲜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夫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姓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市。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历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原地区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原地区，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心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市。钊则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市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认者，有：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州，其留在北京、上海市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州市遂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中国国民党之主义，并且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于庚款委员会内，其愿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存其中，钊均径自润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立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加。我等如有事与俄使接恰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原地区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吕振羽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市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划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联之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市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秘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而且中国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役阉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市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中国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悟勿致轻信，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苛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历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

首先，李大钊在“自述”中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这方面的内容，在“自述”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反复说明了自己深感“再造中原地区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这个“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废除“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就必须“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下”，来“达到建立—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第二，《狱中自述》的其余部分，谈了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他“入中国国民党”的情况，还谈了国民党在北京和广州市、武汉的一些情况。

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六十多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所要考虑的，就不能只是与敌人一拚了事，而是要尽可能地保护其他被捕的同志，保护革命组织，保护革命群众。《狱中自述》的这部分内容，正是起着这个作用。

具体地来看看他对当时的情况究竟写了些什么，就十分清楚了。这些情况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势力而写的假情况。如说中国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

一类是为了驳斥敌人对革命和对当时约瑟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诬蔑而作的说明。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李大钊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一切用款则全由中国国民党自广州市、武汉汇寄。显而易见，说明这些情况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讨好”敌人，而只是为了保护革命。

还有一类，是李大钊经过慎重的选择，也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徐谦、顾孟余的名字，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全部是早已见诸报章的。李大钊这样写，正是为了掩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孙中山曾经与张作霖缔结过军事联盟，共同反对吴佩孚，并在一个长时间内，由汪精卫掌管这些联系。而当时，奉系军阀也正在采取拉中国国民党、打共产党的反革命策略，宣布被捕的国民党员“将来均可依法释放”。国民党当时在北方处于半分开的地位。这些情况，李大钊是非常清楚的。他绝口不谈共产党，却谈国民党，正是为了利用当时奉系军阀的这个政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尽可能多地保存革命力量。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地运用了革命的策略，来反对反革命的策略！

第三，三个稿子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狱中自述》最后以气壮山河的气概说：“钊自束发受书，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并向奉系当局提出，对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应“不事株连”，完全表达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乐亭县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就义，时年38岁。

李大钊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原地区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三大和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