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十二子》是《荀子》一书的第六篇，是一篇了解先秦诸子流派和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非，否定、反对、责难之意。十二子，即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子、宋钘、慎到、田骈、惠子、邓析、孔伋、孟子。该篇主要是对这十二个人物所代表的六种学说逐一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各家不足之处，阐扬了荀子崇尚礼法、兼善天下的治国理念。通过对篇中内容的分析，学术界有疑此篇非荀子所作。

战国末期，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天下趋于统一。思想学术也开始兼融会通，各家各派在相互争鸣中相互吸收，由“学术为天下裂”向学术综合的方向发展，《非十二子》篇正是这一趋势的产物。 该篇首先综述十二子之弊，既从价值内容上对其作了定性和批评，也在表述形式上指出了其隐晦曲折的特点，指斥这些学说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更能够“欺惑愚众”。然后以“礼”为标准逐一批评十二子，它嚣、陈仲两派在“情性”（修身类问题）上，墨子、慎到两派在“制度”（群治类问题）上，惠子、孟子两派在“对待文化传统”（立说类问题）上，都陷入了两种对立极端。最后荀子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呼吁效法孔子、子弓之道，平息十二子的学说，统一天下学术。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非十二子》的价值就在于荀子通过对诸子思想、观点的批判与吸收，促进了先秦学术的融合统一。再者站在诸子角度，由于先秦史料的严重缺乏，记载诸子之学的文献少之又少，《非十二子》篇中对诸子学术的批判成为后人了解百家之学的重要参考，客观上传播了诸子思想。而从儒学发展角度来说，《非十二子》正是在对诸子的批判和实现“一天下”的目标中，推动了儒学的转型。《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评《荀子》书说：“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于《非十二子》及《性恶》两篇。”

《非十二子》篇对了解先秦诸子流派及其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非fēi，《说文解字》对“非”的解释是：违也。从飛下翅，取其相背。即违背。由飛（飞）字下部表示翅的部分构成，取两翅相背的意义。引申为否定、反对、责难之意。十二子，即它嚣、魏牟、陈仲、史䲡、墨子、宋钘、慎到、田骈、惠子、邓析、孔伋、孟子。篇中荀子列举了十二个人物所代表的六种学说，并对之一一进行了评判，其中也包括儒家的重要人物子思和孟子。而后荀子赞扬了孔子和子弓，并对儒家的后派人物言偃、子张和卜商亦提出了批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并对“士君子”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作了要求。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代，它上承春秋时期周朝为各诸侯国之天子、各地诸侯还必须讲究“礼让”然而又都有极大自主权的“天下邦国”时代，下启天下再次一统、君主真正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帝国时代，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重大变革与转型时期。政治上，各诸侯国逐步废弃了世卿世禄宗法贵族制度，开始形成以将相为首脑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军事上，由春秋时代的争霸战争演变为追求统一天下的兼并战争，社会从分裂割据趋向统一。经济文化上，社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经济水平大为提高，并有重大的科学技术创造发明。教育文化由学在官府发展到学术下私人，百家争鸣，英才辈出，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文明创新时期，是中华民族原创文明的集大成和总结时期。

战国中晚期，学术由“将为天下裂”的分崩离析呈现出融合趋势，各家各派都在坚持自身学说核质的基础上，批判百家而又兼融百家，相争又相融，吸收别家学说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使之对社会发展更有发言权。稷下学宫黄老学派，以法融道，用儒补道，融合特色明显杂家揉合百家学说而成特色；名家与墨家在名辩讨论中相互吸收；孟子在批判各家非儒思想中，也注意到法的重要；《吕氏春秋》力求会通百家，尽管它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荀子则是战国学术融合与会通特色的典型代表。

《非十二子》是荀子的著作《荀子》中的第六篇。《荀子》，为战国时期的学者荀况所著。《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孙卿子》三十三篇，西汉刘向校定为三十二篇。唐朝学者杨倞作《荀子》注，始改书名为《荀子》。杨倞注本各篇次序与刘向校定本略同，今本各篇次序皆从杨倞本。

《荀子》的内容总结和发展了先秦哲学思想。书中除《仲尼》《宥坐》《哀公》《尧问》四篇题目与内容关系不大外，其余各篇均据题义发挥成文。其中，《天论》阐述自然观；《解蔽》《正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思想；《王制》《富国》《王霸》《性恶》等阐述社会历史观和人性论思想；《劝学（节选）》《修身》阐述教育思想；《议兵》阐述军事思想；《礼论》《王制》《王霸》《富国》等篇阐述社会社会主义；《非十二子》对儒、墨、道、法、名各家做了批判总结；《成相》包括三篇（见《杜国庠文集》所说），以民俗音乐形式表达了为君、治国之道；《赋》包括五篇，为散文赋体。

关于《非十二子》的作者，有三种看法。 现代学者郭齐勇通过对《荀子·非十二子》内容的研究得出其属于荀子学派的某些学者所作。从荀子《非十二子》篇的内证看在非其他十子时，荀子的写法是先列举各家学说的大概，两个两个一组，五组的格式都一样，然后以“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都理工大学，足以欺惑愚众，是某某、某某也。”相反，只有在谈到思孟时，写作方式完全不同，宋代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便提出了质疑，他依据《韩诗外传》只有十子，而无十二子，认为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以毁圣贤。清卢文弨亦以荀卿所非孔伋、孟子语，为韩非辈附益。因而，把荀子非思孟的内容看作是出自荀子学生韩非的手笔。 现代学者廖名春考证《荀子》一书大致可分为三类：荀子亲手所著；荀子弟子所记述的荀子言行；荀子所整理、集的资料，其间也插入了弟子之作。其中《非十二子》属于荀子亲手所著之，并推断其写作年代当在长平大战之后，很可能是公元前256年范雎死而荀子居兰陵县后之作。

荀子，名况，亦称孙卿，战国后期赵国人，生卒年月不详，其政治、学术活动年代约在周郝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到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间。荀子是与孟子齐名的一位儒学大师。荀子年轻时就崇拜孔子，是儒家子弓的私淑弟子。他博学善辩，年轻时便开始游学于齐国都城稷下学宫，后又再次入齐，公元前283年至公元前265年间，他在这里讲学为师，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享有很高的声望。这里说的祭酒，指学宫中名望崇高的、在祭祀时举酒祭神的老师。

公元前285年，荀子企图说服南齐实行儒家的仁义王道，选贤任能，重用儒者。但当时的田地听不进荀子的建议，荀子只好离齐去楚。荀子西游于秦时已是中年。他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惯例。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他会见秦昭王和秦相范雎，在赞扬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荀子·强国》）的同时，建议秦昭王重用儒者，实行仁义，表达了自己隆礼、尊君、爱民、实行王道的立场。但荀子终因得不到秦国的重用，于楚考烈王八年（公元前255年）离秦，二度至楚。楚相黄歇黄歇委之以兰陵县令（兰陵在今山东莒南）。此间他曾遭到诽谤而来到赵国，与赵国的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兵法，主张“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王制》）。不久，他仍回到西楚，复被任命为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杀，荀子被免官，从此他便定居兰陵，专门从事著述和教学，直到老死。

该篇是荀子对春秋战国诸子学说得失优劣的总结、议论和评价，是研究先秦各流派及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荀子逐一列举并尖锐地批驳了先秦六种学说、十二个代表人物，包括了当时的名家、法家、道家以及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指斥这些学说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都理工大学”而更能够“欺惑愚众”。诸家学说当中，唯有以礼义为准绳的孔子的学说得到了荀子的推崇，被视为“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即一统天下的最高法则。

第一部分：“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náo）乱天下，（jué）宇（xū）嵬（guī）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

这一部分即《非十二子》篇的第一段。此处开宗明义，荀子将“言”“说”作为他的考察对象。“言”、“说”不仅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陈述，它们同时也是理论或学说的载体，在“言”、“说”分析的形式下，荀子着重对十二子的思想、观点进行了评议。按荀子的看法，他的批评对象的共同特点，就是用不同的“言”、“说”（理论、主张）来扰乱天下。而且荀子对以上理论或“言”、“说”做了性质上的判定，在“言”、“说”前用“邪”、“奸”加以修饰，意在表明这是一种价值上的定性，其侧重点在于从价值内容上判定各种观点或学说的不正当性。另一方面，以上评议同时涉及形式层面的问题。“矞宇嵬琐”，“矞”通“谲”，欺诈、诡诈之意，“宇”通“訏”，空虚浮夸之意，“嵬”通“傀”，怪诞、怪异之意，“琐”，猥琐卑贱之意。这是说十二子多以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思想、主张，这和荀子所认同的明白、晓畅等规范化的表达方式形成了某种对照。

在总论性的开篇第一段中，荀子既从价值内容上对考察对象作了定性和批评，也在表述形式上指出了其隐晦曲折的特点。

第二部分：“纵情性”到“是则孔伋、孟子之罪也”。

这一部分共分为六段，这六段看似各自独立的内容是依据一定的结构框架展开的。单就各段开头来看，这六派潭中学的前两派、中间两派、后两派都在思想上存在对立的关系。荀子在评述各家时是以“礼”作为一以贯之的主线，依次引出了修身、群治、立说三个问题，恰对应着立德、立功、王治军“三不朽”。在每类问题中，荀子又以“礼”为准绳，列举或“过之”（激进）、或“不及”（消极）两类主张，由此暗揭自己基于“礼义”的恰当立场。这是荀子描述先秦学术图景时所遵循的结构，他设置了两类对立的“偏颇”主张和一个“中庸”立场，形成了一种“钟摆”的样态，由下表简单表示:

第一派它嚣、魏牟与第二派陈仲、史鳅之间体现了“纵情性”与“忍情性”的对立。魏牟在《庄子》中多次出现，他的思想接近庄子，都是追求任情放达、不愿受礼法拘束的情性。陈仲则是当时著名的隐士，以高洁著称，为了凸显自己的高洁，他过度压抑自己的情性，超出了人们的常情，打破了正常的行为规范，其行亦与礼法不合。在荀子看来，以上两方的主张虽然对立，却又都是错误的，因为情性无论是“纵”或“忍”都不对，先王已经创立了礼的框架来安置情性，即“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荀子·礼论》)，情性是要由礼的合理规导来修养的，“纵”则泛滥，“忍”则伤己，皆非长久之道。

第三派墨子、宋钘与第四派慎到、田骈在“制度”问题上陷入了两种极端，墨翟是“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此处“权称”即“礼义与法度”；而慎到则是“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即特别推崇法度与规章，这构成两种对立而又“偏颇”的思路。墨子忽视制度（主要是指当时周礼的残留部分）的纽系作用，以至为了功效、节用而否定了等级待遇的差异（这是周朝制度的精髓，在当时被视为天经地义)，荀子认为这种对差等的破坏存有减损政治领导的可能性。慎到则追求设定制度使人尽因循之、确立上下关系使人尽听从之，但忽视了贤、圣的作用，而贤圣正是作法立制之源。慎到未能悟本，仅得其末，故只能随波逐流、附上和下。这里牵涉的是“群治”的问题，荀子基于自己对制度的中性化定位来批判墨、慎两人各有所偏的主张。

第五派惠子、邓析是不法先王，第六派孔伋等人则是略法先王，这同样构成一种对立。此处牵涉的其实是在创立新说时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是彻底斩断，还是以某种路径承袭，这是学者必需要做出的选择。惠施等人的名辩之论纯是关注概念，这是战国学术争鸣论辩带来的副产品，在先王官师政教合一的文化系统里是绝不存在的。所以他与之前的文化传统关联极弱，整个学说纯是乘托当时的名辩风潮而起，缺乏历史根基，在荀子看来显得轻浮、怪诞而且无用。而子思“五行”说在荀子看来则是过度附会、发挥先王之道，此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中的“略法”不是指承袭的内容少而是指理解的程度浅，不知其“统”(即其中可统贯古今的精义)。孔伋的“五行”之论被荀子称为“案往旧造说"，五行之说的确是思孟之前固有的思想传统（如《尚书·洪范》有类似内容），可谓之“往旧”；“造说”则意指思孟将“五行”说纳入自己的心性系统中加以改造、发挥（简帛《五行》篇揭示了其内容为“仁义礼知圣”，与荀子以礼义为统的主张产生矛盾，所以在荀子看来这是自造新说。

第三部分：“若夫总方略”到“如是，然后圣人也”。

这一部分阐述上述六种学说不能总览治理国家方略的缺点，强调孔子、子弓是没有拥有权势的圣人，呼吁统一天下，效法孔子、子弓的道义，平息十二子的学说。从礼义角度和逻辑思维方向提出学术主张，阐明使天下人心服诚悦的做法、古今做官的人和隐士的品行，描述士君子应有的举止品貌以及批评子张、言偃、卜商几类“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謑诟”的学者嵬容还有成为圣人的正确做法。

荀子对十二子的批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着眼点：一是其学说是否符合圣人仁义礼法之说；另一个是其学说是否建立在立足现实政治，是否以有利于王道政治的施行和国家、天下的安定为基准。 荀子对孔学的发扬主要体现在“外王”，他强调的是经世致用。荀子从政治应用层面出发，与对十二子的非难相对，他极力推崇上古圣贤之道，并刻画出其理想中的圣贤君子形象——儒学中的“圣王”形象，来表达自己兼济天下、安邦双鸽集团有限公司的政治理想，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达到理想的内圣外王。首先圣贤君子为学要尊崇礼义、安守道德：圣贤君子遵循仁义道德，言礼义、守法典。其次，政治上应以安世治民为准绳。

孔繁曾对该篇有过一精辟的论述：“荀子对先秦诸子学术思想进行的总结性批判，写了《非十二子》，他站在统一学术思想的立场上，将他认为不利于统一天下之学术思想统统归为异端，而予以强烈批判。”荀子要求学术统一的思想在《非十二子》中有着深刻诠释，从中可见荀子在思想学术领域所进行的活动，反映了由分裂割据走向集权统一的政治要求，也反映了由传统文化秩序崩溃到新文化秩序重建的文化要求。希望通过学术的再度合一后使政治能达到圣王之时的极致，表面上虽论学术不合为一，而实为论政治未致极至。 尽管各家学术观点上存在差异，政治举措上也不尽相同，但是最终归宿都落脚在舜、禹之道上。虽论学术不合为一，但荀子希望造就一个包罗万象的学术群体，他们能统领治国平天下的纲领、齐一言行来聚集天下英雄豪杰。从而达到天下统一，每个人都受其利，所到之处，皆服从统一的王道，学术思想上也会实现“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这样的理想蓝图。

先秦的学术经历了从一统的道术到分裂的百家，再到综合汇通，重归统一的发展过程。荀子作为战国儒家的代表，其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与政治思维对儒学在这场变革中的命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儒学在汉代成为天下学术之正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非十二子》正是在对诸子的批判和实现“一天下”的目标中，推动了儒学的转型。虽然战国百家争鸣是以法家取得一统地位而告终，但经历数十年蛰伏的儒家却在西汉中期以后实现了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期盼的“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的政治目标，取得了政治上陈铁钢的地位，这一结果也正是儒学成功转型的体现。

由于先秦史料的严重缺乏，记载诸子之学的文献少之又少，于是《荀子》书中对诸子学术的批判成为后人了解百家之学的重要参考，客观上使得《荀子》成为传播诸子思想的载体。目前学术界通常认为《非十二子》乃是荀子对先秦诸子学术思想进行的总结性批判，是研究先秦诸子学说的重要依据。

纵观诸子的论战，一方面相互攻击，另一方面相互吸收，最后导致了各家之间的融合趋势。因此不能只看到他们的对立，而忽略他们统一的倾向。战国诸子的争鸣不是分歧的扩大，而是分歧的缩小，尤其各家各派通过对诸子思想、观点的批判与吸收，方才获得发扬光大，并希望形成为适合国家统一需要的居统治地位的理论。

荀子面对战国时期社会学术思潮的变化和对先秦诸子的批评中，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批判现实，建构理想，激荡着一股浩然之气，更寄寓着他对美好社会的建设意识和一位学者的学术使命。他忧虑于战国乱世，积极批判现实，寻求治世良方，在礼崩乐坏的年代，重新构建礼的多维内涵，提出要礼义为本、德法兼备，用法来惩罚鬼琐、警告奸邪；强调天下一统的理念，畅谈王道理想，努力塑造圣贤君子形象表达自己显明的政治主张，给社会以新启示、给人们以新希望，表现出了一个学者最为可贵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评《荀子》书说：“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于《非十二子》及《性恶》两篇。”

章学诚（清代著名史学家）多处强调史家著作必须辨别学术源流时，都提及《非十二子》作为依据和榜样，如“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马谈推论六家学术，犹是庄生之叙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

郭沫若（现代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他对于子张氏、卜商氏、子游氏的后学都斥为“贱儒”或“俗儒”或“沟犹瞀儒”，而于子思、孟子更不惜痛加斥骂。这些固然表示他对于百家都采取了超越的态度，而在他的学说思想里面，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响。或者是正面的接受与发展，或者是反面的攻击与对立，或者是综合的统一与衍变。

唐君毅（20世纪新儒学的一代宗师）：由荀子《非十二子》篇观荀子所非之十二子之道，亦可反证荀子之道，为体常尽变之道……荀子之评孟子亦非尽误。盖孟子善言人之所以成圣之道，以圣人为人伦之至，又言王者之化民之德，并略及先王之制度；然于社会中之贯于种种人伦关系，及当有种种礼制、政制，以形成人文统类之道之种种义，固未能如荀子之能皆一一论及之也。

劳思光（汉语哲学界最资深、研究成果最丰富及最受尊重的哲学家之一）：《非十二子》中对子张、子夏、子游三支之讥嘲，固可按而观之；甚至子思、孟子传曾子之学，荀卿亦视之为不知统；虽以为承孔子、子弓，实以儒学改革者自处。

杨国荣（中国哲学史学会第十届理事会会长，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非十二子》以先秦诸子思想的分析与学术批评为主要内容，可以视为早期的思想史或哲学史论文。

冯达文（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尽管荀子本人还固守着“君子”的风度，尽管他的理论仍有“卫道”的一面。但在《非十二子》篇里，人们固已感觉到政治统一的走向，同时也可感受到某种“文化专制”的气味。可惜这种“文化专制”在秦朝时代并不如荀子所希望的是统一在经过他改构过的儒家的理念里，而是统一在法家的铁蹄下。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期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

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荀子·非十二子》

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荀子·非十二子》

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顺。——《荀子·非十二子》

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荀子·非十二子》

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荀子·非十二子》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荀子·非十二子》

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而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荀子·非十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