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钘（约公元前380年——约公元前300年），又称宋子、宋、宋荣子，是中原地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宋尹学派代表人物。

宋钘出身宋国贵族，游历四方，曾在石丘与孟子相遇，劝说秦楚两国退兵一事为人称道。也曾长期停留在稷下学宫，并任祭酒一职。

有著作《宋子》十八篇，现已亡佚，仅部分章句散落于其他先秦诸子文集中。他的思想源流纷杂，主张“别宥”“见侮不辱”等思想，反对战争提倡和平，推崇均平观念。宋钘所属学派仍存争议，无论道家、墨家、名家、小说家皆有。孟子很尊敬他，称之为“先生”，庄子称赞其“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

宋钘活动的时代应在齐威王、齐宣王之时，与他并称的尹文在《吕氏春秋》中有和田地的对话。此外，《孟子·告子》一篇也有孟子和宋钘石丘之遇一事的记载。在齐宣王、田地、赵悼襄王之时。宋钘、尹文在稷下学宫居住的时间较长。

根据石丘相遇一事中，孟子对宋钘敬称“先生”，故而有学者推测宋钘应与孟子生于同一时期，且年长于孟子；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宋钘考》则认为石丘之遇时，“孟子已逾七十”，而宋钘想要游历游说秦楚两国，大概是年轻气盛、身强体健，想来年龄应该不超过孟子。之所以孟子用“先生”称呼宋钘，是因为宋钘于稷下学宫任教，而这是那里惯用的敬称。宋钘游说秦楚一事深受孟子尊敬，故而用了这个谦称。”钱穆先生还根据《荀子·正论篇》所提到的“二三子之善于宋子者”“今子宋子案不然””及《盐铁论·诸儒篇》未提及宋钘一事，推断当荀子撰写自己的作品时，宋钘应该还在人世。据此，钱穆推定宋钘约生活在公元前360年至公元前290年之间。

陈鼓应则认为，“宋荣子：为稷下学宫早期人物，生当齐威、宣时代，大约是纪元前四〇〇至三二〇年间人。”林志鹏在《宋钘学派遗著考论》中兼容了两家的观点，认为宋钘生卒年应略早于孟子，活动的时代应该和庄子荀子相近。

古人以族氏、封邑或爵职定姓。周灭商朝的时候封司马卬族旧人于宋地，“宋”姓始于微子(即宋微子)，即得到宋钘出身宋国人，这与史书的记载相吻合。宋钘的氏姓或爵职尚未知。但《史记》中宋国人宋万的弟弟叫南宫牛，《左传》中孔子称冉耕为伯牛：以“牛”为名字在战国时公卿贵族中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宋钘之名在许多书中作“牼”，与耕、牛或有相通假。结合“钘”字本指金属酒器，乃是贵族进膳或祭祀的贵重财物，或许可以推测宋钘出身宋国地位高贵的家庭。

近现代支持此观点的主要学者有刘咸炘、郭沫若、杜国庠等。历史上，荀子是最早将宋钘归入道家的学者，《汉书·艺文志》记载：“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思想意。”其中孙卿即荀子。而《庄子》记载的“以情欲寡浅为内”作为宋钘的心法观，是学者将其归入道家思想的主要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在郭沫若提出《管子》四篇系宋尹遗作之后，众多学者认为宋钘道家说皆以此为基础。但此说仍有争议，后人或有附会之嫌。

北齐文学家刘子在《新论·九流篇》写道：“名家，宋钘尹文惠子公孙龙之类也。”这种观点或许取了宋钘“强聒而不舍”“日夜不休”，有名家之人能言善辩的特征。

荀子在《荀子·非十二子》一文中将宋钘与墨子并称而批判，近代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尹文考》则指出自唐以来，便有将宋尹学说归为墨家的观点。宋钘的“禁攻寝兵”观念与墨子的“非攻”说有相似之处，而且以“利”作为批驳的依据；另外，墨子的“兼爱”观和宋钘“谩差等”的均平理想又不谋而合；墨家思想往往提倡节俭，不重丧葬之礼和生活享用，也迎合了宋钘的“大俭约”。

《汉书·艺文志》有《宋子》18篇，列入小说家，但其书已失传。梁启超在《\u003c汉书·艺文志·诸子略\u003e考释·叙》解释说，“特亦文体不同而类归斯异。”即推测《宋子》书中可能又许多引譬连类、比喻排比等等修辞手段，表达形式通俗易懂。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由此言之，则尹文、宋牼实合杨、墨为一，而又各与之以心理学的依据也。”宋钘所处的时代正值思想纷争风云变化之际，纵观其思想内涵，无论道墨名三家，都有可取之处。宋钘的思想多元化也是他的重要特质。

《孟子告子下》中记载，宋钘将要前往楚国，在石丘这个地方遇到了孟子，孟子问他要去哪里。宋钘回答说，我听说秦楚两国将要兵戎相见，我要去见楚王游说他退兵，如果楚王不开心，那么我就去见秦王说服他退兵，两国的国君一定会有一位与我达成一致。此时发生的“秦楚构兵”一事应该发生在周郝王三年，熊心十七年。当时燕国人背叛了与齐人的盟约，孟子前往宋国途经邾国，在石丘之地与宋钘相遇。

宋钘生时曾在稷下学宫任教，并为祭酒一职。颜师古在文章中引用刘向的话说，尹文和宋荣子在稷下学宫相交甚好；而洪适《容斋续笔》引用刘歆的文章说，他的学说源自于黄老之学，“居稷下”，与彭蒙、田骈等人观点相近……”但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把宋钘归在稷下先生群内，也没有将他归到彼时的“显学”即儒家道家墨家之中，故而证据尚不充分，宋钘或不应算作稷下学派，而只是游学稷下。

宋钘的学术流派目前仍没有确定的归属，现占据主流的有道家说、名家说、墨家说、小说家说、融合说等等。

宋钘的本体论思想聚焦于道家问题，但我们未见这方面的直接材料，只是《庄子·天下篇》中谈论宋钘的学说时提到："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精粗”是道家的专用术语，都是“道”所化生的万物的外在表现，也就是世界的本体问题。"小大精粗"四字反映了宋的道家思想。

“别宥”是宋钘思想的核心。“宥”，《说文解字》释读为“宽也，从宀”，也通“”，其本意为蓄养禽兽的围栏，后引申为障壁与偏见，所以“别宥”就是摒除偏见、消除隔蔽。相对于《管子》和《道德经》，宋钘认为“私、欲、故”才是应该被抛弃的“宥”，而前两者将学识智慧纳入“宥”的范畴。

《尸子·广泽》记载“料子贵别囿”。蒙文通在《古学甄微》一书中认为东周末期还有专门谈别宥问题的, 猜想“料子”或许实有其人。相反地，马叙伦《庄子义证》又推断“料子”或许是“宋子”之误, 因二字在古文字中形近，后来郭沫若也给出了支持的观点。后来《吕氏春秋》亦有《去宥》《去尤》二篇, 广泛地被认为是对宋钘“别宥”说的思想发展和继承。

《去尤》篇记载:“人有亡鈇者, 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 窃鈇也；颜色, 窃鈇也;言语, 窃鈇也；动作态度, 无为而不窃鈇也。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 复见其邻之子, 动作态度, 无似窃鈇者。”鈇（fū），刀。这个丢了铡刀的人，因为带入了故有的认知和偏见去评判“邻之子”的举手投足，故而无端生疑，最后证明是如此揣测只是莫须有。

在《庄子》的《天下篇》中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做到“别宥”，即“不为苛察, 不以身假物。”也就是说要超脱世俗的执念和固有思维，抛弃表面的繁章简饰，坦然地面对他人和外物，不受束缚。如此，就可以做到“别宥”，无偏见地去看待问题。

《荀子正论》篇记载宋子说，明白受到欺侮并不是受辱的道理，人们就不会发生争斗了。每个人都知道受到欺侮是耻辱，所以相互间争斗不休。知道受到欺侮并不是耻辱的道理，就不会有争斗了。宋钘在此指出争斗的根源是“见侮为辱”。但他主张在人际关系的相处之中要柔和敦睦，即便受到了侮辱，也应该收起棱角，宽恕待人。然而这种观点并非是一味地忍让或以德报怨，而是藉此希望达到《尹文子》中所说的让人们互相不再争斗，在根本上化解人们的矛盾。

心法思想，或多关乎修身养性，是先秦诸子思想的重要部分之一。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界对于宋钘的心法思想多有争论，主要围绕在《管子》的“心术篇”和“内业篇”是否为宋钘、尹文所作。这在著作部分会展开讨论，此处将对部分学者所认为的宋钘心法观进行论述。

宋钘对天道规律的论述吸收了道家的精髓, 通过“道德”一对概念的体用关系推衍而出，并给出了“精也者, 气之精者也。气, 道乃生, 生乃思, 思乃知, 知乃止矣”这样一套道生万物的框架理论。

至于如何体会和磨砺心法，宋钘则提出了要治心守中，去除欲念，无为而治。庄子在《天道篇》中如此形容宋钘和尹文，他们不受世俗所牵累，不以外物来掩饰，不苟从别人。不违逆众志，希望天下安稳宁静以保全人民的性命，别人和自己的奉养都知足就够了，以这种观点纯洁内心。这段话也就是指外在物质朴素简单，内在精神世界清心寡欲。从此，可以达到“心静气理”的境界。

《荀子·非十二子篇》将宋钘与墨子并称，说他们不知道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权衡法度，崇尚功利实用，重视节俭简约，而轻视差别等级，甚至于不能容许人有分别和不同，不容许君臣有上下悬殊的分别。但他们所持的见解有理由，他们的言论合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群众。他们就是墨翟、宋钘。这段原话也成为了分析宋钘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

“大俭约”是重视俭约。为了俭约、节用，就要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这其实与宋钘情欲寡浅的心法观是一脉相承的。宋钘看淡外在的物质生活，故而日常便不会有过分的欲求，无论是自我使用或是供养他人，能够满足日常的生活基本要求即可。

“谩差等”被认为是一种均平思想。这在《庄子·天下》篇也有提及，庄子形容宋钘意图做出一顶像华山那样上下均平的冠，戴在自己的头上作为表率，于是对待万物就可以做到均平而别宥。晋朝郭象注《庄子》时说:“华山上下均平。”宋钘的均平思想是从他的“别宥”观阐发而来，谩差等之后可以去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蔽，最终达到“别宥”。故而陈鼓应认为，“宋钘似有提倡人类生活平等之意。”

“禁攻寝兵, 救世之战”是宋钘的战争观念，并为了自己的政治俩理念于上游说君王，于下教化百姓，聒噪地喋喋不休。宋钘抱德炀和、反对一切战争的思想主张是他的重要社会政治观念。需要注意的是，宋钘认为战争无论缘何而起、战果何如，皆对社会民生造成不可磨灭的损伤，故反对所有的战争。《孟子告子下》也曾记载秦楚构兵一事宋钘以高龄去往秦楚两国用“不利”的说辞，促成楚秦退兵，在行动上坚持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上功用”即崇尚功利。对于禁绝战争的理由，《孟子·告子下》中宋钘游说秦楚罢兵，所给出的理由是：“我将言其不利也。”他以功利的角度出发，切合了战国时期统治者的普遍心理，故而可以游说成功。他的游说之举，也是对“上功用”之说的直接实践。

对宋钘其人的考据及“钘”字的正音，也是宋子研究的重要部分。

说文解字对钘的解释为：“似而颈长，从金声，户经切。”而上文提到的二分法则可以追溯至宋代编的《集韵》：（１）《耕韵》曰：“钘，何耕切。器似钟，颈长。或作瓶、辄、經。”又《青韵》曰：“钘，乎经切。（２）《先韵》曰：“钘，经天切。阙。人名，六国时有宋钘。”

《汉书·艺文志》名家有“《尹文》一篇”，颜师古注：“刘向云：‘与宋鉼俱游稷下学宫。’钘音形。”《穆天子传》有“至于钘山之下”，郭璞注：“钘，音形。”

在“钘”字的异文角度出发，隶楷以后的“开”这一部件，其实有四种不同的来源。一是从“井”演变而来，如刑、邪、研、形、型、测等，皆从“井”得声，古韵属耕部。《孟子》中作“宋輕”，在《庄子》中又作“宋荣子”。“钘”字古音为匣母耕部，“輕”字为溪母耕部，“荣”字是匣母耕部，符合古代汉语韵部换用借用时音同音近的条件。

“钘”字在《汉语大词典》《辞源》《汉语大字典》中读音都区分为两种，作某种器皿义时读xíng，而作人名时读jiān，且举了宋钘为例证。“钘”是古代的一种酒器,也可以解释为盛菜羹的器皿。《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注,“从金幵声”。“幵”,古贤切gān。依形寻义:“平也,象两干对构上平也。”可知“幵”的原意是对构平概。“金”旁说明钘是金属器物,反切注音说明“钘”、“幵”同音gān,音近而义相同,“钘”就具有了并概对构的含义。辞书释义为器皿,则“钘”应是上口平而有对构双“干”的一种金属器皿。

宋钘本人所作《宋子》现已亡佚，现有据可考的只是部分遗文遗说。顾实在讲疏《汉书·艺文志》时直称其“亡”，而梁启超则将这部作品归为“有遗篇遗说可考稽者”这一大类。

对于《宋子》十八篇，现其文体与语言风格今已无从考证，围绕其争论较大的是《汉书·艺文志》将其归纳为小说家这一事。除班固与梁启超外，顾颉刚也在《宋钘书入小说家》一文提到，“以其突梯滑稽，类于市井之谈……原宋钘之所以如是，”持反方观点的则以章太炎为代表，他在《诸子学略说》一书中说，“《庄子·天下篇》举宋钘、尹文之术，列为一家，荀子亦与宋子相难。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只入小说，此又不可解者。”

除此之外，《管子》四篇也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宋钘所作，但存有争议。郭沫若在1944年的《宋钘尹文遗著考》是这种观点的发端，他在书中认为，《管子》里《心术》《内业》《白心》《枢言》四篇皆为宋钘尹文的遗著。有虑于郭沫若本人的学术能力和特殊政治地位，这个观点在很长时间内无人质疑。

相反地，1977年祝瑞开提出管子四篇不是宋钘所作之后，也有许多学者如关锋、金德建、施昌东对郭沫若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归纳其原因，一是四篇中重“贵贱有等”，与“检差”有显著的区别；二是四篇讲述兵战与宋钘“禁攻寝兵”不合；三是四篇重法治而《宋子》无为且倡均平。以上种种，仍是宋钘研究中争论不息的话题。围绕其阐发的种种问题也成为了哲学史上讨论的焦点之一。

另外，《吕氏春秋·去宥篇》也为宋钘所作。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宋钘考》中给出了判断，人在研究宋钘的“别宥”观时往往引用这篇中的例证，对于该篇思想与宋钘同出一门之事，现已无有争议。

尹文，齐国人，是中原地区战国时代的利奥六世。他与邓析、公孙龙共同誉称为“名家三子”，也被列为先秦名家四子之一。代表作有《尹文子》。尹文于宋钘在稷下学宫游学时相识，二人往往并提，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郭沫若等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管子》四篇为宋尹二人遗作，也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还提出了“宋尹学派”这一说法。

宋钘与尹文的思想差异最大的特点便是后者的著作中没有墨家思想的体现，而据庄子《天下》所述，带有一定的法家思想。对于宋钘学说中核心的“别宥”观念，尹文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但是不同于宋钘以此论证“见侮不辱”，并实际投入到游说反战的行动中去，尹文则多从名实的角度考虑，具体地展开论证了有鲜明法家倾向的社会政治理念。

姓墨名翟，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他曾到齐、宋、卫、楚等国游历，宣扬自己的学说，游说大国不要攻击小国，有“止楚攻宋”“止齐伐鲁”“止鲁阳文君攻郑”等事迹。

最早将宋钘与墨子并提的，是荀子作的《非十二子》篇，认为二人的观点有许多共通之处，足够使那些愚昧的民众们被迷惑。在荀子的《正论》篇中也多有将二者同时批驳的内容。二人在思想观念上有诸多共同点，宋钘的“禁攻寝兵”观念与墨子的“非攻”说有相似之处，且以“利”作为批驳的依据；而墨子的“兼爱”观和宋钘“谩差等”的均平理想又不谋而合；墨家思想往往提倡节俭，不重丧葬之礼和生活享用，也就是“大俭约”。宋钘作为年代较晚的诸子之一，发扬和传承了墨子的部分思想，故二人并称至今。

荀子在《非十二子》一文中开篇即言，借着今天这混乱之世，文饰奸言邪说，用来扰乱天下，诡诈邪恶，琐屑怪异，使天下人心智混乱，不知何为是何为非，何为治何为乱，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他在其中对墨家学说的批判中， 提到了宋钘与墨子：荀子在此对宋钘的批判往往被认为是对“功利、俭约、均平”三点的辩驳。

在荀子的《解蔽》一篇中，他又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墨子蒙蔽于只重实用而不知礼仪，宋子蒙蔽于只见人有寡欲的一面而不知人有贪得的一面。这是结合了墨子和宋钘思想来源的分析：前者是小工业者的“节用”，后者则或有道家思想影响在，倡导人本来所需便不多，故而应该情欲寡浅，这是对人本身的回归。至于宋钘的其他观点，荀子并没有过多提及。在这里将宋钘与墨子合称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宋钘思想学派纷争的讨论。

在韩非子《显学》篇中，其称赞儒家和墨家为显学，并将宋钘与墨子并称，给宋钘如此的评价：别人设计陷害他，他不与人争斗，别人从他这里巧取豪夺，他不记仇，他身陷牢狱之中不以为羞，被人侮辱不以为耻。”在此韩非子侧重的是宋钘“见侮不辱”的思想品质，并给予了肯定。

庄子对宋钘的评价主要来源于《庄子·天下》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这一段话是其对宋钘学说的评价。而“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既可以看做是对均平思想的讲解，也可以理解为对宋钘本人高尚品格的称赞。与荀子不同的是，庄子将宋钘与墨子分别讨论，归为了不同的流派。另外，在名篇《逍遥游》中出现的“宋荣子犹然笑之”，则也是指宋钘，赞誉了他“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精神境界。